一个50后院长的心里话

一个从医30多年的资深医生，也是院长，想跟年轻医生们聊聊天。结合自己的经历，跟年轻医生们说说不要总是感叹学医苦，环境差，环境从来不会百分百满足内心期望，不顺时、不开心时，想想坏，也想想好，坚持内心的选择才最重要。

现在医疗环境不好，当医生也很苦很累，不断听说有医生转行，我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我今天想说说我自己，我当了30多年医生，到今天仍然热爱我的职业，从来没有后悔过。

有选择就不痛苦

我们这代人运气不好，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考全撞上“文革”了，没有获得多少学问。相反，从11岁开始我就做农民挣工分，一直到上大学。那时才真是痛苦，这种痛苦不是面朝黄土背朝晴天的痛苦，而是没有选择的痛苦。

但我又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因为在不太“老”的年龄上赶上了高考这个人生机遇。你们可以想象一下，1977年的某个礼拜三晚上，我在中学当校长的父亲突然回到家，悄悄告诉我：“儿子，你现在开始把中学书拿出来复习，高考恢复了。”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而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我赶紧偷偷把过去留下来的不完整的书揣在口袋里，趁着劳动之余偷偷（我第二次说“偷偷”）的看。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时间，我主动要求到一个最辛苦的岗位——脱粒机前期操作，就是不停地把稻子、麦子塞到隆隆轰鸣、充满扬尘的脱粒机里，虽然这份工最辛苦，但因为这份活可以有中途休息，我能有近半个小时的完整时间躲到草窝里看书。

有过这样的经历打底，在后期的医学生读书阶段、在住院医阶段、在整个当医生阶段，也包括后来医院管理和临床专业兼顾的时间内，怎么累，我都不觉得苦，何况这些是我自愿选择的。

缪晓辉说：“1978年之前，我就是这幅打扮。”

院士也不轻松

工作中常听到医生们说等考过主治医师就轻松了、等当了科主任就容易了、等到了哪个高位就怎样了，我今天告诉大家，如果你热爱医生这份职业，哪怕你当了院士，也依然辛苦。

我熟悉一位学者，也应该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庄辉院士，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前辈。庄院士最近与另一位同样著名的感染病专家——翁心华教授一起，组织国内感染和肝病专家写一篇文章——《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的长期性》，因为这篇文章，我们e-mail来往超过20遍，我通常是晚上11点发给他邮件，令我惊奇是，他老人家在当日夜里12点左右就回复我邮件。

若干年前，在欧洲的一次肝病学术会上，我遇到了庄辉院士，他静静的坐在会场听国外学者讲课。其时有不少中国去的学者都去shopping,庄院士没有，他说我不喜欢购物，我就喜欢在这里听听课。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者都是如此，有些名人真的是名不副实，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快乐，但如果他们不能给医生听众一堂高质量的学术大餐，甚至在讲课中被喝倒彩时，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应该是痛苦的。所以，做学问、做大学者，不可能轻松。

享受“累”后的充实

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曾经担任了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主任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各种头衔或职务带来的工作让我很疲惫，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礼拜六礼拜天，要到全国各地去讲课，而中国飞机的准点率约等于10%，令我恐惧的是室外气温40度，而我却被骗到沉闷燥热的机舱里坐等两个小时或更长，的确不舒坦。

但是，当你的课讲好了，你听到了听课医生们的掌声，你就满足得一点不觉得累了。我现在在坐门诊看病的病人中，有80%来自外地，其中10%是曾经听我讲过课的外地医生介绍来的，他们告诉患者：“你去上海找缪晓辉医生，他能治。”

我特别想分享一件事：大概是2010年，我在武汉讲课，场下坐了200多位医生，开场没多久，有一位医生突然站起来，并且一直站着听完了大概1小时的课。课后这个医生来问我问题，我就问他为什么站着，答案让我感动至今——“我听过您的课，很精彩，但昨晚我孩子生病了，凌晨3点钟才躺下，一早赶来听您讲课，刚才我一坐着就要打瞌睡，为了不错过讲课，就站着了。”

听了这番话，哪里还有疲惫感呢？无论如何幸苦，我也觉得非常快乐。

结合自己的这些经历，就是想跟年轻医生们说说，大家不要总是感叹学医苦，环境差，环境从来不会百分百满足内心期望，不顺时、不开心时，想想坏，也想想好，坚持内心的选择才最重要。

简介：

缪晓辉：原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现为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医疗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