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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登录健康时报：做医生真的不容易
| 导读 | <a title="" href="http://img.dxycdn.com/cms/upload/userfiles/image/2012/08/26/390322455.jpg" rel="fancy_group"><img class="aligncenter" src="http:... |
<a title="" href="http://img.dxycdn.com/cms/upload/userfiles/image/2012/08/26/390322455.jpg" rel="fancy_group"><img class="aligncenter" src="http://img.dxycdn.com/cms/upload/userfiles/image/2012/08/26/390322455_small.jpg" alt="" /></a>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某著名三甲医院急诊科27岁护士张女士，疑因工作压力大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注射了过量药物自杀。
三个月前，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因不堪医疗纠纷压力留遗书后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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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平均每天有1个医生自杀，男医生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1.4倍，女医生为2.3倍。据2007年丹麦一项55种职业与自杀的调查显示，医生和护士的自杀相对危险度分别位于前两位。
医生工作压力超过其他很多行业，属于典型的“高压族”。本期，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众多医生，总结出医生的几大压力。希望全社会能真正理解、体谅医生。
<br/><strong>他们不是超人</strong><br/>
微博上“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用调侃的文字描述了 “超人医生”的一个个片断。医生不是超人，但他们工作起来真的像超人。
记者去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程桯，到望京医院门口，程桯说自己在门诊，而当记者赶到门诊时，他却已经跑到病房了——从门诊楼2楼到住院楼8楼。
程桯6点起床，630出家门，730前查完房并开完医嘱，830开始看门诊，46名患者看到1320。午餐6分钟吃完8元盒饭，然后进手术室，1630出来后再去病房走一遍。整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手术之前助手在消毒时，他在手术室的地板上坐了10分钟。
记者曾跟随北京安贞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孙立忠教授上手术，体验了外科医生的辛苦，从930进手术室到17点，52岁的孙教授一步也未离开手术台，不吃不喝，站了近8个小时。而全台手术前后加起来达到了16个小时。
当天记者还遇见了该科室另一位副教授郑军，他当天24小时值二线班，也就是从早8点至第二天早8点，之后继续留下处理手术后患者并准备第二天的手术，患者病情都处理完才能下班，从来没有下夜班之说。郑军告诉记者，他一周基本两三天的时间都在做手术，“手术日那天就玩命干，一天一夜，第二天继续处理病人，后天又是一天一夜……”周而复始。大血管外科急诊多，在周末或深夜，平均每周两次要组织一队人在手术室度过。这还仅仅是手术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查房开医嘱、写病程记录、手术记录等。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神外ICU工作了四年多的护士陈静（化名）说，每天一进ICU，弦就绷得紧紧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人监护两三张病床，患者任何轻微动作，哪怕皱皱眉，她都要马上去找原因，并想办法缓解患者的不舒服。
ICU的患者常有烦躁情绪，还可能无意识地拔掉身上插的尿管、引流管、输液管等，护士不仅要看住，还要随时记录二十多项监控指标，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像带着“风火轮”一路小跑。“医院里走路如风的护士，多半是从ICU出来的。”她说。
同时，为了预防肺部感染，压疮等，护士每两个小时就要对所有患者做“雾化吸入，翻身、叩背、吸痰”，很多两百多斤重的男患者，常常需要几个护士抬。叩背时要用手叩击患者背部肺区，一个患者叩两侧肺，二十多个患者全部轮下来胳膊又酸又麻。
网络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女孩，嫁人绝对不要嫁给医生》，第一个理由即是：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在你们以后的生活中，你要耐得住孤独，你将一人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
<br/><strong>他们也会生病</strong><br/>
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里，有一位戴着麦克风上班的大夫，此举招来了个别患者家属的不理解，认为是对患者的冒犯。
“其实，这位30来岁的女大夫，患了声带小结，两周内不能发声，但她实在不敢休息，又不能大声说话，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几周来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也没时间治疗。”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高恒淼告诉记者。
“大家平时根本不敢请事假，感冒发烧也是扛着，因为你请假，你的活就得同事分担，大家都太累了，于心不忍啊。”高主任说。
上述网文说：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与他一起承受神经衰弱的病痛。年轻时睡眠再好也经不住值夜班时一次次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或被成宿的手术摧垮。他的睡眠变得像玻璃纸一样脆弱。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日夜为他身体担心。睡眠不足可间接引起各种疾病，体力严重透支，吃饭时间不定，所以许多医生都有慢性胃炎或胃溃疡，有的年纪轻轻就做过胃大切。
高血压是大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孙立忠教授深知这点，然而他的团队在这个被形容为血战、夜战、死战的战场上，一半医生都高血压。他幽默地说：“患者一出血，我们就出汗，患者血压低，我们就血压高。”
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张玲自杀事件的微博在医生中被大量转发后，一位北京的医生在评论中表示，“我昨天刚测完，轻度的焦虑和抑郁。”
<br/><strong>他们也有家人</strong><br/>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独自承担所有的家务和独自教育儿女。你不要指望他会有时间或者有体力帮你干些什么，因为，要么，他根本没时间回来，要么，回来就会可怜地抱着你，头靠在你肩上，对你说身心疲惫，想躺一会儿。”网络文章这样描述。
“回家后谁不想跟老婆孩子温存温存，跟父母喝个茶呢？没时间，因为要写科研课题。”程桯回忆了一下，这半个月唯一的娱乐活动是跟老婆去听了一场演唱会。
在程桯看来，这种焦灼状态并不是他一人独有。“多少医生的家里出现感情问题，多少医生的父母在医院里没人照顾？太多了。医院麻醉科的一位专家，只能周末在别的医院里陪老母亲，周一至周五忙得根本没法请假，亲妈管不上，这让她很有压力。”
因为对自身状况的满意度太差，许多医生不仅自己改行，甚至也反对子女学医。2011年，健康时报曾进行了一次“行医环境调查”，吸引了近万名医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88.47%的医生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而这一数据在2002年仅为53.96%。
<br/><strong>他们成材期漫长</strong><br/>
一名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大学本科5年，如果再继续读学位，3年硕士，3年博士，一共23年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就30岁了，而这时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医生，等完成住院医师、专科医师等等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时，已快40岁了。
国家对医生的要求是学术和临床两头干，医生常把这个要求称为“五个量”，即工作量、手术量、门诊量、文章量、课题量。程桯念叨这个五个量时，语速飞快，烂熟于心。不仅如此，医院的职称评定还可以用“马拉松”形容，7年医学院硕士毕业后，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至少6年，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也最少6年，我们所看到的主任医师，至少是毕业后25年才能享受的资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医生陈华在接受中国健康界记者采访时说：“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在学校里经历了无数轮的PK。而要想在高手云集的大医院里有一席之地，需要不断做医学、教学、科研等工作。”
医学的职业是永无止境的，要不停地学习，稍微一停就落后了。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体力透支的时候。
<br/><strong>他们也要养家</strong><br/>
医生的工资常常让人很好奇，今天我们抛开是否有灰色收入，是否有讲课费、红包、回扣等等，仅仅就讲工资。
“这个月又走了三个医生，大家对绩效工资不抱希望。”这是上海一名基层社区医院工作人员上周五发的微博。他告诉记者，在每月工资加奖金到手才2000元左右的情况下，基层医生们“逃走”了。
今年年初，媒体报道月嫂月薪过万时，微博上一位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晒出自己的工资单：发工资了，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啊!到手工资才2500，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啊!那有人说：你有回扣和别的收入吧？抱歉，我真木有啊!
这绝不是个例。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全国所有的8年制医学博士，初次就业的起薪普遍不高，能拿到7000~9000元每月的仅局限于很少的几家医院；而95%的调查对象的收入为3000~7000元之间。
“这对于8年制其他科目博士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在上海，学经济管理、IT的博士，初次就业早就是五位数的月薪。”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对中国健康界记者说，“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八年制的医学生，在学习、高考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但现在，在他们刚工作最需要钱时，却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
医生收入低会带来烦躁感，医生也需要生活。就像六六在《心术》中写的一样，拿的是卖白菜的钱，干的是卖白粉的活。
<br/><strong>他们常有挫败感</strong><br/>
六六曾写道，成就感这个东西对每个人都重要，让你觉得活得有价值。然而，医生的挫败感、无助感却是常态。
北京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七八名医生忙碌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患者抢救无效，医生宣布死亡。抢救室门一打开，病人家属一拥而上，抱头痛哭。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患者老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前，伸出手，握住她颤抖着的手。这位北大医学部急诊专业在读研究生、即将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的小伙子说：“当你全力地投入一场和死亡的较量中后，他仍然走了，你的心也空了。那种累，不仅仅是体力消耗殆尽，还有心灵疲惫不堪。”
孙立忠教授也同样有过这样的经历，“1983年，我做住院医时，病房住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得的是主动脉瘤。等手术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但他却在手术台上出血而死。这让我很难过，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上来没半个小时，血流完了，人就没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很排斥这种手术，甚至都让我不想当大夫了。”
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杨永平说，医生与长期找他治疗的患者都会成为朋友，而如果一个人，每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眼看着自己一个好朋友离世，自己又束手无策，这种挫败感，别人很难体会到。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很难持久支撑下来。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更受挑战。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鲍枫在精神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他说：“外科医生一刀下去，病灶就没了，能看着患者健健康康离开医院。但精神疾病病程相当长，出院时正常了，没准几个月，几年又会犯病，特别是有自杀、自伤倾向的患者，家人一下没看住跳楼了，这对医生的打击特别大，会终生有负罪感，从而导致抑郁甚至可能结束职业生涯。”
首都医科大学杨凤池教授等人几年前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医生的职业倦怠感状况较为普遍，严重程度令人堪忧。其中年轻医生（41岁以下年龄组)的职业倦怠状况最严重、最典型。
“除了生命以外，其他东西都允许出错，但是生命是不允许出错的，错了就改不过来了。”谢汝石指出，这个要求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br/><strong>他们常常处于危险中</strong><br/>
医护工作与疾病为伴，这个职业有着天生的危险性，就如SARS期间，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难免被感染一样。
在记者接触的医生中有一个共识：“我们的职业现在太危险了”。这种危险有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职业本身的风险。
鲍枫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进精神科病房，就被一位患者揪着领子推到了墙上，然后围上一群目光呆滞的患者，他一下子体会到了这个职业的特点——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精神病患者犯病，大家会本能地躲远点，因为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狂躁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能躲，治病时挨骂受气是常事，甚至会挨打，职业风险更大一些。”
据他所知，没有哪个精神科医生没挨过患者的骂，医生们听这些不雅的骂人话就和听“你吃了吗”一样自然。有时患者挥手就是一巴掌，有的患者拽住医生就痛哭、诉苦，十多分钟也劝不住，医生们也无法计较。
<br/><strong>他们还要“被举证”</strong><br/>
“你从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听说过有患者拿刀砍医生，这是中国特有。”一位医生如是说。嫁给医生，你要随时等待着他被告上法庭的那一天。
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代社会医疗制度受过，民众把对社会医疗体制的抱怨、焦虑转到医生身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当病情变化时，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手术做错了，甚至用设备监视医生的行为，比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等为了告状准备证据。
这种压力甚至导致了医生在处理问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法律上采取的是“举证倒置”，即医疗方要拿出证据自证清白。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以自杀“自证清白”。
当医生，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特别是肿瘤医院，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一位著名肿瘤科医生说，特别在意自己的说话的语气，比如说肿瘤，就说成“长个东西”，转移说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时说把裤子“退下来”，而不是“脱裤子”，要开刀动手术，就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或我们把这段肠子“截一段”。在他看来，语言的确是一门艺术。
急诊科是高风险、高强度的科室，医患纠纷向来多。急诊医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对急重病人做出诊断、抢救和治疗，还要向家属解释病情，由于病人数量多、病情急重，医生往往先抢救病人，没有时间向家属反复详细的解释病情，这常常是家属投诉的原因。更有甚者，只要患者出现病情变化，就说成是医生、护士的责任。儿童急诊科更是如此。在记者采访期间，高恒淼主任就一直在处理一起医患纠纷。孩子来时，发烧、头痛、呕吐，精神很差，后来出现大小便异常，不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也就是脑、脊髓或脑膜的感染和炎症，经头颅CT检查、腰穿和脊髓核磁检查诊断为脊髓炎。经过治疗，孩子好了，但家长不干了，说脊髓炎是做腰穿做坏了的，要医院 赔，还威胁说，“我知道你们医院所有领导的电话，不给解决就挨个打。”
高主任说，经过调查，做腰穿的医生没有任何失误，但当他通知当事医生时，这个已工作十年的医生仍然非常紧张。
同样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四年前接诊了一个病情危重的脑炎患儿，虽然当时告诉家属，即使积极抢救治疗，仍有极大可能死亡或存活后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等严重后遗症，家属也在病情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但家属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患儿存活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后，家属却不干了，说医院给治坏了。于是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又做司法鉴定，官司从初级人民法院打到中级人民法院，虽然两次鉴定及两级法院均认为除初诊医生由于过于忙碌，在第一次和家长沟通时交待病情不够细致外，不存在其他任何过失。家属仍不甘心，于是就在医院门口摆了个摊儿，让孩子坐在轮椅上，挂上横幅，成了医院的“钉子户”。
这种尴尬在北京肿瘤医院某著名专家那里也常遇到。他在微博中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很纠结，一位直肠癌复发，侵及盆腔附件的患者，36岁，让她去放疗，效果不佳。非让我给她手术，我说手术风险很大并发症多，家属和病人都坚持。最后病人丈夫一句话：大夫，我们的孩子太小，您不做我们就等死了，说着丈夫的眼圈湿润了。我曾有这样经历，好心但出了并发症家属立即翻脸!纠结纠结。
他还说，“做医生不求有功但求少过，常在河边走，尽量少湿鞋。我们真的不希望当病人的救星，因为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手术成功您别跪地磕头，不成功也别大打出手。都是普通人，我们和您一样希望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累点不怕，苦点无妨，大难中我不是天使，现实眼下别叫我白狼，我只是医生。”
“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苦，可有几个病人能体谅？而且病人的情绪我们易懂，又有几个病人懂得我们。我们只是想付出之后得到点尊重，得到一个带笑的谢意。我们亦是人，亦有感情，不希望在自己温柔态度后得到一个不屑的眼神。”成都自杀女医生如是说。
<br/>来源：健康时报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某著名三甲医院急诊科27岁护士张女士，疑因工作压力大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注射了过量药物自杀。
三个月前，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因不堪医疗纠纷压力留遗书后服毒自杀。
<!--more-->
在美国，平均每天有1个医生自杀，男医生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1.4倍，女医生为2.3倍。据2007年丹麦一项55种职业与自杀的调查显示，医生和护士的自杀相对危险度分别位于前两位。
医生工作压力超过其他很多行业，属于典型的“高压族”。本期，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众多医生，总结出医生的几大压力。希望全社会能真正理解、体谅医生。
<br/><strong>他们不是超人</strong><br/>
微博上“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用调侃的文字描述了 “超人医生”的一个个片断。医生不是超人，但他们工作起来真的像超人。
记者去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程桯，到望京医院门口，程桯说自己在门诊，而当记者赶到门诊时，他却已经跑到病房了——从门诊楼2楼到住院楼8楼。
程桯6点起床，630出家门，730前查完房并开完医嘱，830开始看门诊，46名患者看到1320。午餐6分钟吃完8元盒饭，然后进手术室，1630出来后再去病房走一遍。整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手术之前助手在消毒时，他在手术室的地板上坐了10分钟。
记者曾跟随北京安贞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孙立忠教授上手术，体验了外科医生的辛苦，从930进手术室到17点，52岁的孙教授一步也未离开手术台，不吃不喝，站了近8个小时。而全台手术前后加起来达到了16个小时。
当天记者还遇见了该科室另一位副教授郑军，他当天24小时值二线班，也就是从早8点至第二天早8点，之后继续留下处理手术后患者并准备第二天的手术，患者病情都处理完才能下班，从来没有下夜班之说。郑军告诉记者，他一周基本两三天的时间都在做手术，“手术日那天就玩命干，一天一夜，第二天继续处理病人，后天又是一天一夜……”周而复始。大血管外科急诊多，在周末或深夜，平均每周两次要组织一队人在手术室度过。这还仅仅是手术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查房开医嘱、写病程记录、手术记录等。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神外ICU工作了四年多的护士陈静（化名）说，每天一进ICU，弦就绷得紧紧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人监护两三张病床，患者任何轻微动作，哪怕皱皱眉，她都要马上去找原因，并想办法缓解患者的不舒服。
ICU的患者常有烦躁情绪，还可能无意识地拔掉身上插的尿管、引流管、输液管等，护士不仅要看住，还要随时记录二十多项监控指标，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像带着“风火轮”一路小跑。“医院里走路如风的护士，多半是从ICU出来的。”她说。
同时，为了预防肺部感染，压疮等，护士每两个小时就要对所有患者做“雾化吸入，翻身、叩背、吸痰”，很多两百多斤重的男患者，常常需要几个护士抬。叩背时要用手叩击患者背部肺区，一个患者叩两侧肺，二十多个患者全部轮下来胳膊又酸又麻。
网络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女孩，嫁人绝对不要嫁给医生》，第一个理由即是：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在你们以后的生活中，你要耐得住孤独，你将一人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
<br/><strong>他们也会生病</strong><br/>
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里，有一位戴着麦克风上班的大夫，此举招来了个别患者家属的不理解，认为是对患者的冒犯。
“其实，这位30来岁的女大夫，患了声带小结，两周内不能发声，但她实在不敢休息，又不能大声说话，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几周来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也没时间治疗。”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高恒淼告诉记者。
“大家平时根本不敢请事假，感冒发烧也是扛着，因为你请假，你的活就得同事分担，大家都太累了，于心不忍啊。”高主任说。
上述网文说：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与他一起承受神经衰弱的病痛。年轻时睡眠再好也经不住值夜班时一次次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或被成宿的手术摧垮。他的睡眠变得像玻璃纸一样脆弱。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日夜为他身体担心。睡眠不足可间接引起各种疾病，体力严重透支，吃饭时间不定，所以许多医生都有慢性胃炎或胃溃疡，有的年纪轻轻就做过胃大切。
高血压是大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孙立忠教授深知这点，然而他的团队在这个被形容为血战、夜战、死战的战场上，一半医生都高血压。他幽默地说：“患者一出血，我们就出汗，患者血压低，我们就血压高。”
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张玲自杀事件的微博在医生中被大量转发后，一位北京的医生在评论中表示，“我昨天刚测完，轻度的焦虑和抑郁。”
<br/><strong>他们也有家人</strong><br/>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独自承担所有的家务和独自教育儿女。你不要指望他会有时间或者有体力帮你干些什么，因为，要么，他根本没时间回来，要么，回来就会可怜地抱着你，头靠在你肩上，对你说身心疲惫，想躺一会儿。”网络文章这样描述。
“回家后谁不想跟老婆孩子温存温存，跟父母喝个茶呢？没时间，因为要写科研课题。”程桯回忆了一下，这半个月唯一的娱乐活动是跟老婆去听了一场演唱会。
在程桯看来，这种焦灼状态并不是他一人独有。“多少医生的家里出现感情问题，多少医生的父母在医院里没人照顾？太多了。医院麻醉科的一位专家，只能周末在别的医院里陪老母亲，周一至周五忙得根本没法请假，亲妈管不上，这让她很有压力。”
因为对自身状况的满意度太差，许多医生不仅自己改行，甚至也反对子女学医。2011年，健康时报曾进行了一次“行医环境调查”，吸引了近万名医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88.47%的医生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而这一数据在2002年仅为53.96%。
<br/><strong>他们成材期漫长</strong><br/>
一名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大学本科5年，如果再继续读学位，3年硕士，3年博士，一共23年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就30岁了，而这时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医生，等完成住院医师、专科医师等等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时，已快40岁了。
国家对医生的要求是学术和临床两头干，医生常把这个要求称为“五个量”，即工作量、手术量、门诊量、文章量、课题量。程桯念叨这个五个量时，语速飞快，烂熟于心。不仅如此，医院的职称评定还可以用“马拉松”形容，7年医学院硕士毕业后，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至少6年，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也最少6年，我们所看到的主任医师，至少是毕业后25年才能享受的资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医生陈华在接受中国健康界记者采访时说：“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在学校里经历了无数轮的PK。而要想在高手云集的大医院里有一席之地，需要不断做医学、教学、科研等工作。”
医学的职业是永无止境的，要不停地学习，稍微一停就落后了。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体力透支的时候。
<br/><strong>他们也要养家</strong><br/>
医生的工资常常让人很好奇，今天我们抛开是否有灰色收入，是否有讲课费、红包、回扣等等，仅仅就讲工资。
“这个月又走了三个医生，大家对绩效工资不抱希望。”这是上海一名基层社区医院工作人员上周五发的微博。他告诉记者，在每月工资加奖金到手才2000元左右的情况下，基层医生们“逃走”了。
今年年初，媒体报道月嫂月薪过万时，微博上一位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晒出自己的工资单：发工资了，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啊!到手工资才2500，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啊!那有人说：你有回扣和别的收入吧？抱歉，我真木有啊!
这绝不是个例。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全国所有的8年制医学博士，初次就业的起薪普遍不高，能拿到7000~9000元每月的仅局限于很少的几家医院；而95%的调查对象的收入为3000~7000元之间。
“这对于8年制其他科目博士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在上海，学经济管理、IT的博士，初次就业早就是五位数的月薪。”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对中国健康界记者说，“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八年制的医学生，在学习、高考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但现在，在他们刚工作最需要钱时，却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
医生收入低会带来烦躁感，医生也需要生活。就像六六在《心术》中写的一样，拿的是卖白菜的钱，干的是卖白粉的活。
<br/><strong>他们常有挫败感</strong><br/>
六六曾写道，成就感这个东西对每个人都重要，让你觉得活得有价值。然而，医生的挫败感、无助感却是常态。
北京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七八名医生忙碌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患者抢救无效，医生宣布死亡。抢救室门一打开，病人家属一拥而上，抱头痛哭。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患者老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前，伸出手，握住她颤抖着的手。这位北大医学部急诊专业在读研究生、即将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的小伙子说：“当你全力地投入一场和死亡的较量中后，他仍然走了，你的心也空了。那种累，不仅仅是体力消耗殆尽，还有心灵疲惫不堪。”
孙立忠教授也同样有过这样的经历，“1983年，我做住院医时，病房住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得的是主动脉瘤。等手术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但他却在手术台上出血而死。这让我很难过，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上来没半个小时，血流完了，人就没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很排斥这种手术，甚至都让我不想当大夫了。”
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杨永平说，医生与长期找他治疗的患者都会成为朋友，而如果一个人，每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眼看着自己一个好朋友离世，自己又束手无策，这种挫败感，别人很难体会到。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很难持久支撑下来。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更受挑战。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鲍枫在精神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他说：“外科医生一刀下去，病灶就没了，能看着患者健健康康离开医院。但精神疾病病程相当长，出院时正常了，没准几个月，几年又会犯病，特别是有自杀、自伤倾向的患者，家人一下没看住跳楼了，这对医生的打击特别大，会终生有负罪感，从而导致抑郁甚至可能结束职业生涯。”
首都医科大学杨凤池教授等人几年前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医生的职业倦怠感状况较为普遍，严重程度令人堪忧。其中年轻医生（41岁以下年龄组)的职业倦怠状况最严重、最典型。
“除了生命以外，其他东西都允许出错，但是生命是不允许出错的，错了就改不过来了。”谢汝石指出，这个要求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br/><strong>他们常常处于危险中</strong><br/>
医护工作与疾病为伴，这个职业有着天生的危险性，就如SARS期间，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难免被感染一样。
在记者接触的医生中有一个共识：“我们的职业现在太危险了”。这种危险有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职业本身的风险。
鲍枫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进精神科病房，就被一位患者揪着领子推到了墙上，然后围上一群目光呆滞的患者，他一下子体会到了这个职业的特点——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精神病患者犯病，大家会本能地躲远点，因为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狂躁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能躲，治病时挨骂受气是常事，甚至会挨打，职业风险更大一些。”
据他所知，没有哪个精神科医生没挨过患者的骂，医生们听这些不雅的骂人话就和听“你吃了吗”一样自然。有时患者挥手就是一巴掌，有的患者拽住医生就痛哭、诉苦，十多分钟也劝不住，医生们也无法计较。
<br/><strong>他们还要“被举证”</strong><br/>
“你从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听说过有患者拿刀砍医生，这是中国特有。”一位医生如是说。嫁给医生，你要随时等待着他被告上法庭的那一天。
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代社会医疗制度受过，民众把对社会医疗体制的抱怨、焦虑转到医生身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当病情变化时，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手术做错了，甚至用设备监视医生的行为，比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等为了告状准备证据。
这种压力甚至导致了医生在处理问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法律上采取的是“举证倒置”，即医疗方要拿出证据自证清白。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以自杀“自证清白”。
当医生，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特别是肿瘤医院，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一位著名肿瘤科医生说，特别在意自己的说话的语气，比如说肿瘤，就说成“长个东西”，转移说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时说把裤子“退下来”，而不是“脱裤子”，要开刀动手术，就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或我们把这段肠子“截一段”。在他看来，语言的确是一门艺术。
急诊科是高风险、高强度的科室，医患纠纷向来多。急诊医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对急重病人做出诊断、抢救和治疗，还要向家属解释病情，由于病人数量多、病情急重，医生往往先抢救病人，没有时间向家属反复详细的解释病情，这常常是家属投诉的原因。更有甚者，只要患者出现病情变化，就说成是医生、护士的责任。儿童急诊科更是如此。在记者采访期间，高恒淼主任就一直在处理一起医患纠纷。孩子来时，发烧、头痛、呕吐，精神很差，后来出现大小便异常，不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也就是脑、脊髓或脑膜的感染和炎症，经头颅CT检查、腰穿和脊髓核磁检查诊断为脊髓炎。经过治疗，孩子好了，但家长不干了，说脊髓炎是做腰穿做坏了的，要医院 赔，还威胁说，“我知道你们医院所有领导的电话，不给解决就挨个打。”
高主任说，经过调查，做腰穿的医生没有任何失误，但当他通知当事医生时，这个已工作十年的医生仍然非常紧张。
同样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四年前接诊了一个病情危重的脑炎患儿，虽然当时告诉家属，即使积极抢救治疗，仍有极大可能死亡或存活后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等严重后遗症，家属也在病情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但家属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患儿存活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后，家属却不干了，说医院给治坏了。于是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又做司法鉴定，官司从初级人民法院打到中级人民法院，虽然两次鉴定及两级法院均认为除初诊医生由于过于忙碌，在第一次和家长沟通时交待病情不够细致外，不存在其他任何过失。家属仍不甘心，于是就在医院门口摆了个摊儿，让孩子坐在轮椅上，挂上横幅，成了医院的“钉子户”。
这种尴尬在北京肿瘤医院某著名专家那里也常遇到。他在微博中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很纠结，一位直肠癌复发，侵及盆腔附件的患者，36岁，让她去放疗，效果不佳。非让我给她手术，我说手术风险很大并发症多，家属和病人都坚持。最后病人丈夫一句话：大夫，我们的孩子太小，您不做我们就等死了，说着丈夫的眼圈湿润了。我曾有这样经历，好心但出了并发症家属立即翻脸!纠结纠结。
他还说，“做医生不求有功但求少过，常在河边走，尽量少湿鞋。我们真的不希望当病人的救星，因为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手术成功您别跪地磕头，不成功也别大打出手。都是普通人，我们和您一样希望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累点不怕，苦点无妨，大难中我不是天使，现实眼下别叫我白狼，我只是医生。”
“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苦，可有几个病人能体谅？而且病人的情绪我们易懂，又有几个病人懂得我们。我们只是想付出之后得到点尊重，得到一个带笑的谢意。我们亦是人，亦有感情，不希望在自己温柔态度后得到一个不屑的眼神。”成都自杀女医生如是说。
<br/>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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