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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登录医改新思路：全科医生家庭责任制首现上海浦东
| 导读 | 改革之前，浦东面临紧迫的老龄化问题。2010年末，浦东户籍人口275.8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61.2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2%，接近上海23.4%的水平，远远超过全国水平13.26%的10个百分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患病群体越来越大，成为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2009年，孙晓明出任浦东新区卫生局长。他的想法很明确，必须改革，否则别无出路。随后的2010年，在孙晓明的主导下，浦东的六个... |
改革之前，浦东面临紧迫的老龄化问题。2010年末，浦东户籍人口275.8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61.2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2%，接近上海23.4%的水平，远远超过全国水平13.26%的10个百分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患病群体越来越大，成为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2009年，孙晓明出任浦东新区卫生局长。他的想法很明确，必须改革，否则别无出路。随后的2010年，在孙晓明的主导下，浦东的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第一批试点，首批133名全科医生组建29支全科服务团队为签约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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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作为特殊人才刚从英国招聘回国的卫生管理学博士孙晓明在上海卫生系统关于全科医生的演讲，举座皆惊，原来还有这样的医生存在。
当时很难有人想到，15年后，上海浦东亦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到2012年4月，浦东全区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开展全科医生家庭责任制。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演讲者孙晓明成了这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
改革的背景很简单：“我们卫生系统原来只有专科医生，而且是越来越专。专科医生是需要的，能够做到更加精，但不适合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中，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仅需要看病，还要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生活行为进行干预，这并非大医院所长。全科医生在基层，大量这类常见病依靠他们在社区就可以解决掉。”孙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改革之前，浦东面临紧迫的老龄化问题。2010年末，浦东户籍人口275.8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61.2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2%，接近上海23.4%的水平，远远超过全国水平13.26%的10个百分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患病群体越来越大，成为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
2009年，孙晓明出任浦东新区卫生局长。他的想法很明确，必须改革，否则别无出路。随后的2010年，在孙晓明的主导下，浦东的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第一批试点，首批133名全科医生组建29支全科服务团队为签约居民服务。
<br/><strong>全科医生更能对病人负责</strong><br/>
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冬华成了首批签约的全科医生之一。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冬华提着一袋包子走进会议室，后面跟着她的病人邓阿姨。临走时，邓阿姨说包子是老爷子的早餐。
李冬华是邓阿姨的签约全科医生，邓阿姨却说她是自己的“女儿”。“我是空巢老人。”邓阿姨用了这个现在很时髦的词，“我女儿在日本，老爷子身体不好，有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找李医生，现在看病都在社区医院。”
这正是孙晓明想要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80%的疾病可以在社区解决，只有20%的疑难杂症和重病需要在大医院解决。但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人们都奔大医院去，社区医院门庭冷落。
浦东希望通过全科医生的改革走出这个困境。
不过，社区医院的劣势是现实存在的。孙晓明说，相对于英国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对应的医疗体系，我国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都是按照一二三级医院建立，里面都是专科医生，即便是社区医院层面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医疗水平高低。
这样一来，社区居民没有理由选择医疗水平低的社区医院。以社区医院为主体的全科医生改革拿什么吸引病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煊用4S店来比喻自己的优势。“汽车跑五万公里要保养，人也一样，社区医院就是居民健康的4S店，能够为健康提供超级预警，解决大量的常规问题。”
这些常规问题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日常治理，大病转诊后的护理，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社区医院有着大医院无法比拟的优势。黄煊说，“我们的签约医生要对他的病人负责，病情变化、用药情况，他全部掌握，对病人非常熟悉。”
还有一个优势便是信任关系。有一次，邓阿姨家老爷子吐血，到三甲医院就诊，门诊专家开了药，邓阿姨习惯性地把药名告诉李冬华。“吐血怎么开的是活血的药？”李冬华建议邓阿姨再去问大夫。
“我去找门诊的专家。他一听我说，马上跳起来，连说对不起，说马上停药。要不是李医生，后果不堪设想。”说这番话的时候，邓阿姨眼中满是信任和温暖。
邓阿姨说，并非怀疑大专家的医术，“只是他们一天看那么多，根本没有时间了解病人全面情况。”
这正是目前医疗领域备受诟病之处。孙晓明认为，这并非某个医生职业道德不行，“专科医生重点是看病，有病才找他，与病人之间不是固定关系，无法实行全程、连续性、综合性健康管理和干预。”。”
医疗界曾流传一个笑话。一位痔疮病人碰见给自己看病的专家，赶忙打招呼，专家点点头。在诊室中，看到这位病人的屁股，专家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
这个笑话虽然极端，但将医患之间的尴尬关系描绘得淋漓尽致：由于门诊大夫轮流出诊，医生根本无法记住病人，更别说对症下药了；病看好看坏，也找不到责任主体。
全科医生则正好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位农村的签约病人表示，“现在看病完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会再去大医院了，这里更方便，直接找自己的医生就行了，医生对自己的健康情况非常了解。”他们的签约医生俞真旺甚至被其中一位病人称呼为“亲戚”。
信任的基础则是居民的参与。潍坊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兆辉说，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需要建立好契约关系。潍坊的办法是，全科医生直接到社区去，做三项工作，一是向居民具体解释有哪些服务，取得患者认同；二是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出诊信息；三是帮助他们在电子签约系统中签约。通过这些信息的采集，协助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农村的情况又不一样。大团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正平说他们的办法是宣传发动，“我们到每个村去，十几个人下去，现场免费检查身体、量血压、做B超，实惠的东西农民朋友喜欢，然后集中签约，事半功倍。”
通过各种不同的探索，截至2012年7月31日，整个浦东签约276484户，签约人数达到457621人，建立了超过110万份健康档案。
<br/><strong>做健康和费用的双重“守门人”</strong><br/>
通过签约，全科医生服务的基础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杜兆辉说，他要做的是怎样让全科医生愿意做好这个工作。“有了好的构架，还需要建立内在的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不是领导讲几句话就可以让人热火朝天地干事。”
杜兆辉讲的机制中，签约病人可以预约来看门诊，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段内，预约的病人不用排队就可以看病。
还包括对医生的激励，看一个普通门诊给医生的挂号费0.5元，看一个签约病人门诊是1.5元，而一个签约病人通过预约来的则需3块钱。
“绩效考核是个杠杆，医生会主动做好病人的工作，提供细心的服务，当然也包括认真对待病人的病情，让他们信赖全科医生。”杜兆辉说。
虽然农村和城里的情况完全不同，王正平的目标却一样。当他发现签约的农民半个月都没有找全科医生，也没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便要求医生们都到农村去，每家每户要走一遍，真正去了解病人的情况。
财政支持的40万元就成了下乡补贴，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费用。
只要下去了，就能解决问题，效果立竿见影。俞真旺有很深的感触，“有一次下乡，在一个患有痛风的病人家中，看到桌子上放着利尿剂的药瓶。这个病人痛风病看了20多年，一直没有效果。原来是因为痛风不能吃利尿剂。”
“大医院看病，有时候没问得这么细，农村的病人也不清楚应该告诉医生哪些事，就这么耽误了。”俞真旺说，后来这个病人还是因为肾病去世了，可是他的家人仍然很感激。
信任一旦建立起来，对全科医生的认同度直线上升。像俞真旺、李冬华这样和患者亲密互动的例子，几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可以信手拈来。
孙晓明表示，“2011年6月开展的全科医师家庭责任制工作基线调查结果显示，签约对象对全科团队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
随着基础工作的到位，孙晓明考虑的是，将老百姓医疗费用的支付与全科医生的考核对接起来，让全科医生不仅成为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还要成为老百姓医疗费用的“守门人”。“我们现在的社保制度是按项目后付费，根据检查花了多少钱、手术花了多少钱、药费多少钱最后结账，这样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浪费：大检查、大手术都出现了，钱永远不够用。”
孙晓明说，“全科医生的支付手段则完全相反，今年8月，浦东新区卫生局首先在拥有34万参合人群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实行按人头预付制度按照人头将费用的90%预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留在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作为风险基金，到中心的资金由全科医生省着用，多花的算医生的，节省的钱有奖励，这样他就会努力节约，多做预防和保健。”
这样做的逻辑是，孙晓明说，“每个全科医生都会想，我管的人一定要少生病，最好不生病。这就把原来医生希望多生病，最好都是大病，多发生医疗费用，医院收入高，医生收入也随之增加的利益导向机制扭转过来了将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用到极致，发挥最大效益。”
<br/><strong>中国的现实困境</strong><br/>
尽管让全科医生来控制费用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通例，因为只有医生才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药、要做什么检查。但这个做法在中国推行起来并非易事。
难处在于，按照目前的保险制度，老百姓拿着一张医保卡可以在一定的辖区所有医院自由看病，控制医疗费用几乎没有可能。
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胡冰说，“很多老百姓信任我们医生，看病总找我们，可是不愿意签约，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一旦签约，只能在这一个医院看病，更不自由了。”
王正平也说，“医生做十天的宣传，还不如老百姓说一句质疑的话，只要某一个人说，签约以后不自由了，就会有一大片拒绝签约。”
浦东卫生局双管齐下应对此种困难。一方面，在一个社区安排多个全科医生，通过竞争让老百姓自主选择医术高明、称职的全科医生，达到提高服务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试点单位推行和大医院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在目前一号难求的情况下，为真正需要到大医院就诊的病人创造条件。
但这种做法难处显而易见，三级医院并没有动力配合社区医院转诊，而社区医院床位紧张，想往下转诊也不是那么容易。
浦东的做法是，从今年开始，先行在农村试点，探索固定就诊和全科医生控制医疗费用的可行性。
困难还包括，目前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仅从数量上来看，孙晓明说，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时，每名全科医生负责2500个居民，按新区2011年常住人口517.5万计算，如要达到这一要求，实现全人群覆盖，新区至少需要全科医生2000名。目前新区有注册的全科医生869名，加上其他社区医生总共1300名，至少缺700名。
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全科医生和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怎么样？“舍近求远去大医院的就诊习惯说到底还是因为社区医术水平仍然不高。”孙晓明说。
上世纪末，黄煊得益于一个项目的资助，被派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三个月。“我跟的马可教授是家庭医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全科医生，这和我们中国的概念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全科医生本身就有很多专家。”黄煊说。
孙晓明想做的是，创造条件，吸引三级医院的专家到社区医院兼任全科医生，“上海去年出台一个政策，允许多点执业，这很有意义，原来是非法的。如果大量好的医生下到基层去，对于解决全科医生的质量问题，就能夯实基础。同时，上海要加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速度，大幅度提高全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让全科医生成为全社会所羡慕的崇高职业，全科医生队伍素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就有根本保障。”
<br/>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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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作为特殊人才刚从英国招聘回国的卫生管理学博士孙晓明在上海卫生系统关于全科医生的演讲，举座皆惊，原来还有这样的医生存在。
当时很难有人想到，15年后，上海浦东亦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到2012年4月，浦东全区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开展全科医生家庭责任制。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演讲者孙晓明成了这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
改革的背景很简单：“我们卫生系统原来只有专科医生，而且是越来越专。专科医生是需要的，能够做到更加精，但不适合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中，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仅需要看病，还要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生活行为进行干预，这并非大医院所长。全科医生在基层，大量这类常见病依靠他们在社区就可以解决掉。”孙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改革之前，浦东面临紧迫的老龄化问题。2010年末，浦东户籍人口275.8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61.2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2%，接近上海23.4%的水平，远远超过全国水平13.26%的10个百分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患病群体越来越大，成为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
2009年，孙晓明出任浦东新区卫生局长。他的想法很明确，必须改革，否则别无出路。随后的2010年，在孙晓明的主导下，浦东的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第一批试点，首批133名全科医生组建29支全科服务团队为签约居民服务。
<br/><strong>全科医生更能对病人负责</strong><br/>
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冬华成了首批签约的全科医生之一。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冬华提着一袋包子走进会议室，后面跟着她的病人邓阿姨。临走时，邓阿姨说包子是老爷子的早餐。
李冬华是邓阿姨的签约全科医生，邓阿姨却说她是自己的“女儿”。“我是空巢老人。”邓阿姨用了这个现在很时髦的词，“我女儿在日本，老爷子身体不好，有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找李医生，现在看病都在社区医院。”
这正是孙晓明想要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80%的疾病可以在社区解决，只有20%的疑难杂症和重病需要在大医院解决。但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人们都奔大医院去，社区医院门庭冷落。
浦东希望通过全科医生的改革走出这个困境。
不过，社区医院的劣势是现实存在的。孙晓明说，相对于英国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对应的医疗体系，我国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都是按照一二三级医院建立，里面都是专科医生，即便是社区医院层面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医疗水平高低。
这样一来，社区居民没有理由选择医疗水平低的社区医院。以社区医院为主体的全科医生改革拿什么吸引病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煊用4S店来比喻自己的优势。“汽车跑五万公里要保养，人也一样，社区医院就是居民健康的4S店，能够为健康提供超级预警，解决大量的常规问题。”
这些常规问题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日常治理，大病转诊后的护理，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社区医院有着大医院无法比拟的优势。黄煊说，“我们的签约医生要对他的病人负责，病情变化、用药情况，他全部掌握，对病人非常熟悉。”
还有一个优势便是信任关系。有一次，邓阿姨家老爷子吐血，到三甲医院就诊，门诊专家开了药，邓阿姨习惯性地把药名告诉李冬华。“吐血怎么开的是活血的药？”李冬华建议邓阿姨再去问大夫。
“我去找门诊的专家。他一听我说，马上跳起来，连说对不起，说马上停药。要不是李医生，后果不堪设想。”说这番话的时候，邓阿姨眼中满是信任和温暖。
邓阿姨说，并非怀疑大专家的医术，“只是他们一天看那么多，根本没有时间了解病人全面情况。”
这正是目前医疗领域备受诟病之处。孙晓明认为，这并非某个医生职业道德不行，“专科医生重点是看病，有病才找他，与病人之间不是固定关系，无法实行全程、连续性、综合性健康管理和干预。”。”
医疗界曾流传一个笑话。一位痔疮病人碰见给自己看病的专家，赶忙打招呼，专家点点头。在诊室中，看到这位病人的屁股，专家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
这个笑话虽然极端，但将医患之间的尴尬关系描绘得淋漓尽致：由于门诊大夫轮流出诊，医生根本无法记住病人，更别说对症下药了；病看好看坏，也找不到责任主体。
全科医生则正好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位农村的签约病人表示，“现在看病完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会再去大医院了，这里更方便，直接找自己的医生就行了，医生对自己的健康情况非常了解。”他们的签约医生俞真旺甚至被其中一位病人称呼为“亲戚”。
信任的基础则是居民的参与。潍坊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兆辉说，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需要建立好契约关系。潍坊的办法是，全科医生直接到社区去，做三项工作，一是向居民具体解释有哪些服务，取得患者认同；二是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出诊信息；三是帮助他们在电子签约系统中签约。通过这些信息的采集，协助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农村的情况又不一样。大团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正平说他们的办法是宣传发动，“我们到每个村去，十几个人下去，现场免费检查身体、量血压、做B超，实惠的东西农民朋友喜欢，然后集中签约，事半功倍。”
通过各种不同的探索，截至2012年7月31日，整个浦东签约276484户，签约人数达到457621人，建立了超过110万份健康档案。
<br/><strong>做健康和费用的双重“守门人”</strong><br/>
通过签约，全科医生服务的基础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杜兆辉说，他要做的是怎样让全科医生愿意做好这个工作。“有了好的构架，还需要建立内在的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不是领导讲几句话就可以让人热火朝天地干事。”
杜兆辉讲的机制中，签约病人可以预约来看门诊，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段内，预约的病人不用排队就可以看病。
还包括对医生的激励，看一个普通门诊给医生的挂号费0.5元，看一个签约病人门诊是1.5元，而一个签约病人通过预约来的则需3块钱。
“绩效考核是个杠杆，医生会主动做好病人的工作，提供细心的服务，当然也包括认真对待病人的病情，让他们信赖全科医生。”杜兆辉说。
虽然农村和城里的情况完全不同，王正平的目标却一样。当他发现签约的农民半个月都没有找全科医生，也没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便要求医生们都到农村去，每家每户要走一遍，真正去了解病人的情况。
财政支持的40万元就成了下乡补贴，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费用。
只要下去了，就能解决问题，效果立竿见影。俞真旺有很深的感触，“有一次下乡，在一个患有痛风的病人家中，看到桌子上放着利尿剂的药瓶。这个病人痛风病看了20多年，一直没有效果。原来是因为痛风不能吃利尿剂。”
“大医院看病，有时候没问得这么细，农村的病人也不清楚应该告诉医生哪些事，就这么耽误了。”俞真旺说，后来这个病人还是因为肾病去世了，可是他的家人仍然很感激。
信任一旦建立起来，对全科医生的认同度直线上升。像俞真旺、李冬华这样和患者亲密互动的例子，几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可以信手拈来。
孙晓明表示，“2011年6月开展的全科医师家庭责任制工作基线调查结果显示，签约对象对全科团队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
随着基础工作的到位，孙晓明考虑的是，将老百姓医疗费用的支付与全科医生的考核对接起来，让全科医生不仅成为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还要成为老百姓医疗费用的“守门人”。“我们现在的社保制度是按项目后付费，根据检查花了多少钱、手术花了多少钱、药费多少钱最后结账，这样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浪费：大检查、大手术都出现了，钱永远不够用。”
孙晓明说，“全科医生的支付手段则完全相反，今年8月，浦东新区卫生局首先在拥有34万参合人群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实行按人头预付制度按照人头将费用的90%预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留在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作为风险基金，到中心的资金由全科医生省着用，多花的算医生的，节省的钱有奖励，这样他就会努力节约，多做预防和保健。”
这样做的逻辑是，孙晓明说，“每个全科医生都会想，我管的人一定要少生病，最好不生病。这就把原来医生希望多生病，最好都是大病，多发生医疗费用，医院收入高，医生收入也随之增加的利益导向机制扭转过来了将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用到极致，发挥最大效益。”
<br/><strong>中国的现实困境</strong><br/>
尽管让全科医生来控制费用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通例，因为只有医生才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药、要做什么检查。但这个做法在中国推行起来并非易事。
难处在于，按照目前的保险制度，老百姓拿着一张医保卡可以在一定的辖区所有医院自由看病，控制医疗费用几乎没有可能。
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胡冰说，“很多老百姓信任我们医生，看病总找我们，可是不愿意签约，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一旦签约，只能在这一个医院看病，更不自由了。”
王正平也说，“医生做十天的宣传，还不如老百姓说一句质疑的话，只要某一个人说，签约以后不自由了，就会有一大片拒绝签约。”
浦东卫生局双管齐下应对此种困难。一方面，在一个社区安排多个全科医生，通过竞争让老百姓自主选择医术高明、称职的全科医生，达到提高服务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试点单位推行和大医院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在目前一号难求的情况下，为真正需要到大医院就诊的病人创造条件。
但这种做法难处显而易见，三级医院并没有动力配合社区医院转诊，而社区医院床位紧张，想往下转诊也不是那么容易。
浦东的做法是，从今年开始，先行在农村试点，探索固定就诊和全科医生控制医疗费用的可行性。
困难还包括，目前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仅从数量上来看，孙晓明说，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时，每名全科医生负责2500个居民，按新区2011年常住人口517.5万计算，如要达到这一要求，实现全人群覆盖，新区至少需要全科医生2000名。目前新区有注册的全科医生869名，加上其他社区医生总共1300名，至少缺700名。
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全科医生和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怎么样？“舍近求远去大医院的就诊习惯说到底还是因为社区医术水平仍然不高。”孙晓明说。
上世纪末，黄煊得益于一个项目的资助，被派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三个月。“我跟的马可教授是家庭医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全科医生，这和我们中国的概念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全科医生本身就有很多专家。”黄煊说。
孙晓明想做的是，创造条件，吸引三级医院的专家到社区医院兼任全科医生，“上海去年出台一个政策，允许多点执业，这很有意义，原来是非法的。如果大量好的医生下到基层去，对于解决全科医生的质量问题，就能夯实基础。同时，上海要加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速度，大幅度提高全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让全科医生成为全社会所羡慕的崇高职业，全科医生队伍素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就有根本保障。”
<br/>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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