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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登录民营医疗：“福建军团”的“原罪”
| 导读 | <div id="NewsContentLabel">
<img src="http://z1.dfcfw.com/2012/8/22/201208221412461678729963.jpg" alt="" />
<p align="center">早先民营医院给人的印象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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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z1.dfcfw.com/2012/8/22/201208221412461678729963.jpg" alt="" />
<p align="center">早先民营医院给人的印象总不那么明亮。</p>
中国的民营医院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江湖郎中、赤脚游医到处攻城略地的年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各地城乡接合部涌现出了不少终日拉着窗帘的小诊所。直至2001年，医疗市场开放，民营医院才算告别灰色地带，真正进入市场。
历经10余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民营医疗已经摒弃了过去“短平快”的发展模式，转向品牌经营，不乏有硬件设施一流、规模惊人的医疗产业集团，亦有人性化管理、服务一流的私立医院。然而，由于缺乏一视同仁的政策支持，在人才引进和科研能力上，民营医院始终无法与公立医院抗衡，也没有得到患者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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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宁可在公立医院深夜排队，也不愿相信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
<br/><strong>“福建军团”的“原罪”</strong><br/>
在当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很难与民营医院挂上钩。这不奇怪，过去的民营医院大多是靠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起家，为低收入人群治疗难以启齿的男科和妇科疾病。没有正规身份和过硬的技术，为了挣钱，少不了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圈内一直流传着一个无法求证的段子：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生活卫生条件还很落后，皮肤病肆虐，来自福建莆田的赤脚郎中发现一味祖传秘方颇为有效，随即制成药膏四处兜售，一时生意甚好。后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患病者越来越少，卖药生意惨淡，江湖郎中便私下找来一种特制油漆，刷在居民楼外墙上，不少居民由此罹患皮肤病，卖药的营生再度起死回生。再后来，郎中们的生意从卖药变成了开诊所，走南闯北、席卷全国。那些有幸赶上政策快车的人，则摇身一变成了民营医疗的资本巨鳄，一发不可收拾。
坊间的段子固然带着各种臆想和夸大的成分，但“福建军团”不尽如人意的形象由此可见，其江湖地位亦无人可撼。
福建省莆田东庄，一个在地图上极易被忽略的角落在无意中成了孕育民营医院的摇篮。有数据显示，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员工总数超过60万人；而向这些医疗机构提供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企业超过500家(东庄镇占80%)，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虽然江苏、北京、广西等地亦不乏投身医疗产业的民营企业家，但由于莆田人从事医疗行业时间较早，经历过几次内部洗牌，很多都形成了大型的医疗集团，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行业先行者。
可以说，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随处可见的男科医院、女子医院、整形美容医院背后，都有来自莆田系“陈、詹、林、黄”四大家族的身影。东庄人认为，“四大家族”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甚至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省的国民生产总值。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莆田系曾经一度牢牢掌握中国的医疗资本的近八成。如今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社会资本的大量涌入，“福建军团”的版图已经开始萎缩。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历过两代人的积累，“四五成的份额还是有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在8000家以上，约占到全国医院总数1/4，床位数占全国总数的10%，投入的资金规模约在16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掌握在福建人手中的医疗资本可能高达近800亿。
过去，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没有可持续的经营理念，“莆田系”和他们的廉价小诊所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也成了民营医院无法
<div id="NewsContentLabel">绕开的“原罪”。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福建老板，不是不渴望建立自己屹立不倒的帝国品牌，他们反复洗刷第一桶金的“原罪”，却发现总是陷入胶着的状态，其强大的影响力几乎阻碍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多年前，朱仪曾在一家整形美容机构负责营销工作。她被灌输最多的是这样的理念：广告上要把效果夸大10倍，客户来咨询时再把效果缩为5倍，入院后继续把效果缩为2.5倍，直到上手术台前医生才能对患者据实交代。“消费者的心理过程完全被掌握住了。”而且，为了保证最好的传播效果，同时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创立一家广告公司为旗下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也成为了“福建军团”的秘密武器。由于广告公司与医疗机构分属不同的法人，单从外人的角度看，完全不会想到其中的隐秘和吊诡。
可以想象，一个被推向市场的孤儿，没有国家保姆的补贴支持，只能靠吸引足够多的患者就医增加利润，广告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也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高昂的媒体宣传成本是医疗机构的“死穴”，却是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必须拿下的“高地”。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每一位到诊消费者身上的营销成本已经达到了1800元，而每一个打入医学美容机构仅仅只是进行咨询的电话成本也近900元。很多民营医院的广告费用几乎占据了其收入的10%以上，以上海仁爱医院为例，每个月的广告费用至少要300万。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营业额高的机构才能存活下来，但高营业额又要依靠大规模地投放广告，最终这些成本还是要转嫁到患者身上，这就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业怪圈。
<br/><strong> “后娘养的孩子没人疼”</strong><br/>
直到2003年，民营医院的发展进入了转折阶段。当年，中国正式允许海内外财团、医院管理集团、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自此中国民营医院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5至2011年间，我国公立医院数量持续下降，民营医院数量保持9%以上的增长，2011年共有民营医院8437家，同比增长19.37%。
按照发展路数的不同，民营医院也大致可归为四种：一是由经营较好的个体诊所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医院；二是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兼并、注资改制发展起来的自主经营或股份合作医院；三为国外资金注入建立起来的合资合作医院；四是公立医院转制形成的民营医院。
然而，民营医院迎来的是真正的曙光吗？
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往往具有经营机制灵活、融资渠道多元化、市场开拓意识强和服务质量高等优势。其业务范围也多集中在专科、疑难杂症、中医和高端医疗服务上。
但众所周知，医疗行业是一种刚性需求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都离不开国家投入。
在我国，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系统90%以上的份额，在规划布局、养老保障、建设发展、硬件投入等方面，公立医院往往有政府作为“亲爹”的政策支持。但同样救死扶伤的民营医院境遇却与之有天壤之别，只能沦为“后娘养的孩子”。
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来自税收。2000年2月，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对医院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民营医院被卫生部门认定为“营利性”医院。在2008年以前，民营医院需要按照企业标准，每年定期缴纳5
<div id="NewsContentLabel">.5%的营业税、33%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余十余种税负。当时，国内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率高达8%~11%，大多数民营医院的边际利润几乎为负，倒闭出局的不在少数。虽然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医疗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也降为25%，但是与公立医院攥着大把政府钞票却还能享受免税相比，民营医疗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此外，掐住民营医院咽喉的国家医保定点资格，更像一道“玻璃门”，纵然看得见却始终摸不着。理论上，只有被认定为“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才能获得医保定点资格。于是，许多社会资本往往采取以托管、合资、并购的迂回战术进入公立医院，以此取得非营利性医院的资质，再进一步获得医保定点资格，继而享受到非营利性医院的各种免税政策。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资本的意志是逐利的，那些打着非营利旗号的医院投资者会采用多种手法转移利润，还可以制造更多的关联交易，最终行了营利之实，背离公立医院初衷，也扭曲了医疗市场。
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获得医保认可，歧视依然存在。民营医院的报销额度远低于同等级别的公立医院，各地出台的政策五花八门，有的“宽容”，有的“抠门”。外地患者拿着发票被医保拒之门外也是常有之事。
还有一个制约民营医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人才匮乏。过去民营医院的执业医师不能注册，而公立医院的执业医师又只能单点执业。于是，民营医院只能依靠公立医院退休专家和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奋战一线，造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困局。
近年来，虽然各地都提出鼓励医务人员在公办和民办医疗机构间合理流动，但一旦涉及到医务人员的技术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全科医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术交流、医学科研招投标、医疗事故鉴定等软性层面，民营医院就无法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待遇了。
王木福从医学院毕业以来就一直在广州仁爱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在他看来民营医院开出来的工资并不低，但“有想法”的中层骨干不敢轻易“下海”，一部分原因在于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除了工资还有别的隐性收入。
公立医院医生到民营医院“走穴”已是行内公开的秘密。不过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在浙江、云南等地陆续放开，地下行为有了合法依据后，医生们反倒犯了难。“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自由人’，而是单位给的压力太大。公立医院工作大多呈饱和状态，谁会愿意放自己的人出去和自己竞争？”一名三甲医院的陈姓医生表示，申请多点执业的医师必须取得第一执业点医疗机构的书面同意，这样一来，多点执业又回到了体制障碍的老路上。
头顶着种种紧箍咒的民营医院经营者，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苦苦求生，又怎有闲暇顾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以为，那些创业期间留下的污点完全可以用应接不暇的广告洗白，只要获得了利润再在必要时捐出九牛一毛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令人敬仰的企业，却不知医疗产业远不同于一般的行业，救死扶伤、人命关天更需要企业家的责任感和担当。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由自身医德缺失引发的负面影响远比想象中来得猛烈。
<br/><strong>“守身如玉”的突围</strong><br/>
不过，再困难的环境也有异类。徐克成当属其一。所有民营医院经历过的尴尬和困惑，年已古稀的徐克成都体会过。从一名公立医院的消化科医生到民营医院的掌舵人，眼前思维缜密的徐克成六年前已是一名肝癌患者。
1991年，徐克成从江苏来
<div id="NewsContentLabel">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医院任副院长。1998年，他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现已去世)，陈对他说：“你能否办一所肿瘤医院，好好做点一般医院办不了的事，好好做人……”徐克成谨记于心，一直等待机会。
2001年，国家打开了医疗市场大门，徐克成放弃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来到了广州筹建复大肿瘤医院。办院伊始，没有自己的院区，徐克成便与广州海员医院合作，租借了对方的两层病房，先从肿瘤治疗中心做起。
在公立医院，癌症领域是一个不赚钱也不讨好的科室，这倒成了徐克成的机会。利用以氩氦刀冷冻为主的肿瘤微创治疗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复大很快在市场上取得突破，攻克了不少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例，海内外患者慕名而来。
徐克成认为，眼下民营医院的最大问题在于“福建人掌权”，全靠虚假广告的盈利模式很难保证可持续发展，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公众认同。在外部政策还没有完全松绑的情况下，作为朝阳产业，民营医院必须洁身自好，守住气节。
多年来，复大基本不打广告，似乎刻意避免重蹈“福建军团”覆辙。“医疗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而广告可能有商业化之虑。”所有媒体均可在医院内自由采访，院内人员不得陪同。“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弊端，更知道民营企业的弊端。只要用医德在病人中造成良好影响，病人的口碑才是最好的广告。” 这一理念也得到股东支持。
几年前，徐克成去台湾演讲，有同行问，广州大医院林立，你规模那么小，怎么能生存得下去？徐克成半开玩笑地回答：“只要公立医院隐性收入不止，我们就有生存空间。”
徐克成还给团队制定了一条“高压线”——所有员工不得拿红包、回扣、吃请。违反“三不”人员全额承担患者费用，严重者行政处分直至除名。据说，几年前徐的一个好朋友患上肺癌，来到复大接受治疗。医生们把他从鬼门关抢救了回来。这位朋友感激万分，硬要请医务人员吃饭。徐克成知道老友心脏不好、脾气倔，“不能和他直接顶撞，只好答应下来。”虽然当晚的宴会费用由患者支付，但是为了不违背原则，事后医院也减免了相同金额的医疗费。
对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以药养医”徐克成也不赞成，过度医疗只会酿苦果，“行医的理想应该回归到医疗本身”。因此，复大收费标准往往会根据患者情况，档次有别。
“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这是徐克成反复挂在嘴边的九字箴言。“现在民众对民营医院有很多想法。孰不知世界上许多顶级医院都是民营的。像梅育、克利夫兰和约翰霍普金就是三家全美最大最优秀的医院，台湾的长庚医院、慈济医院也是民营的。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技术精湛、服务诚信。在中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br/>来源：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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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早先民营医院给人的印象总不那么明亮。</p>
中国的民营医院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江湖郎中、赤脚游医到处攻城略地的年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各地城乡接合部涌现出了不少终日拉着窗帘的小诊所。直至2001年，医疗市场开放，民营医院才算告别灰色地带，真正进入市场。
历经10余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民营医疗已经摒弃了过去“短平快”的发展模式，转向品牌经营，不乏有硬件设施一流、规模惊人的医疗产业集团，亦有人性化管理、服务一流的私立医院。然而，由于缺乏一视同仁的政策支持，在人才引进和科研能力上，民营医院始终无法与公立医院抗衡，也没有得到患者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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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宁可在公立医院深夜排队，也不愿相信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
<br/><strong>“福建军团”的“原罪”</strong><br/>
在当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很难与民营医院挂上钩。这不奇怪，过去的民营医院大多是靠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起家，为低收入人群治疗难以启齿的男科和妇科疾病。没有正规身份和过硬的技术，为了挣钱，少不了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圈内一直流传着一个无法求证的段子：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生活卫生条件还很落后，皮肤病肆虐，来自福建莆田的赤脚郎中发现一味祖传秘方颇为有效，随即制成药膏四处兜售，一时生意甚好。后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患病者越来越少，卖药生意惨淡，江湖郎中便私下找来一种特制油漆，刷在居民楼外墙上，不少居民由此罹患皮肤病，卖药的营生再度起死回生。再后来，郎中们的生意从卖药变成了开诊所，走南闯北、席卷全国。那些有幸赶上政策快车的人，则摇身一变成了民营医疗的资本巨鳄，一发不可收拾。
坊间的段子固然带着各种臆想和夸大的成分，但“福建军团”不尽如人意的形象由此可见，其江湖地位亦无人可撼。
福建省莆田东庄，一个在地图上极易被忽略的角落在无意中成了孕育民营医院的摇篮。有数据显示，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员工总数超过60万人；而向这些医疗机构提供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企业超过500家(东庄镇占80%)，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虽然江苏、北京、广西等地亦不乏投身医疗产业的民营企业家，但由于莆田人从事医疗行业时间较早，经历过几次内部洗牌，很多都形成了大型的医疗集团，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行业先行者。
可以说，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随处可见的男科医院、女子医院、整形美容医院背后，都有来自莆田系“陈、詹、林、黄”四大家族的身影。东庄人认为，“四大家族”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甚至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省的国民生产总值。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莆田系曾经一度牢牢掌握中国的医疗资本的近八成。如今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社会资本的大量涌入，“福建军团”的版图已经开始萎缩。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历过两代人的积累，“四五成的份额还是有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在8000家以上，约占到全国医院总数1/4，床位数占全国总数的10%，投入的资金规模约在16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掌握在福建人手中的医疗资本可能高达近800亿。
过去，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没有可持续的经营理念，“莆田系”和他们的廉价小诊所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也成了民营医院无法
<div id="NewsContentLabel">绕开的“原罪”。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福建老板，不是不渴望建立自己屹立不倒的帝国品牌，他们反复洗刷第一桶金的“原罪”，却发现总是陷入胶着的状态，其强大的影响力几乎阻碍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多年前，朱仪曾在一家整形美容机构负责营销工作。她被灌输最多的是这样的理念：广告上要把效果夸大10倍，客户来咨询时再把效果缩为5倍，入院后继续把效果缩为2.5倍，直到上手术台前医生才能对患者据实交代。“消费者的心理过程完全被掌握住了。”而且，为了保证最好的传播效果，同时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创立一家广告公司为旗下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也成为了“福建军团”的秘密武器。由于广告公司与医疗机构分属不同的法人，单从外人的角度看，完全不会想到其中的隐秘和吊诡。
可以想象，一个被推向市场的孤儿，没有国家保姆的补贴支持，只能靠吸引足够多的患者就医增加利润，广告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也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高昂的媒体宣传成本是医疗机构的“死穴”，却是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必须拿下的“高地”。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每一位到诊消费者身上的营销成本已经达到了1800元，而每一个打入医学美容机构仅仅只是进行咨询的电话成本也近900元。很多民营医院的广告费用几乎占据了其收入的10%以上，以上海仁爱医院为例，每个月的广告费用至少要300万。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营业额高的机构才能存活下来，但高营业额又要依靠大规模地投放广告，最终这些成本还是要转嫁到患者身上，这就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业怪圈。
<br/><strong> “后娘养的孩子没人疼”</strong><br/>
直到2003年，民营医院的发展进入了转折阶段。当年，中国正式允许海内外财团、医院管理集团、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自此中国民营医院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5至2011年间，我国公立医院数量持续下降，民营医院数量保持9%以上的增长，2011年共有民营医院8437家，同比增长19.37%。
按照发展路数的不同，民营医院也大致可归为四种：一是由经营较好的个体诊所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医院；二是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兼并、注资改制发展起来的自主经营或股份合作医院；三为国外资金注入建立起来的合资合作医院；四是公立医院转制形成的民营医院。
然而，民营医院迎来的是真正的曙光吗？
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往往具有经营机制灵活、融资渠道多元化、市场开拓意识强和服务质量高等优势。其业务范围也多集中在专科、疑难杂症、中医和高端医疗服务上。
但众所周知，医疗行业是一种刚性需求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都离不开国家投入。
在我国，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系统90%以上的份额，在规划布局、养老保障、建设发展、硬件投入等方面，公立医院往往有政府作为“亲爹”的政策支持。但同样救死扶伤的民营医院境遇却与之有天壤之别，只能沦为“后娘养的孩子”。
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来自税收。2000年2月，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对医院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民营医院被卫生部门认定为“营利性”医院。在2008年以前，民营医院需要按照企业标准，每年定期缴纳5
<div id="NewsContentLabel">.5%的营业税、33%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余十余种税负。当时，国内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率高达8%~11%，大多数民营医院的边际利润几乎为负，倒闭出局的不在少数。虽然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医疗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也降为25%，但是与公立医院攥着大把政府钞票却还能享受免税相比，民营医疗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此外，掐住民营医院咽喉的国家医保定点资格，更像一道“玻璃门”，纵然看得见却始终摸不着。理论上，只有被认定为“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才能获得医保定点资格。于是，许多社会资本往往采取以托管、合资、并购的迂回战术进入公立医院，以此取得非营利性医院的资质，再进一步获得医保定点资格，继而享受到非营利性医院的各种免税政策。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资本的意志是逐利的，那些打着非营利旗号的医院投资者会采用多种手法转移利润，还可以制造更多的关联交易，最终行了营利之实，背离公立医院初衷，也扭曲了医疗市场。
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获得医保认可，歧视依然存在。民营医院的报销额度远低于同等级别的公立医院，各地出台的政策五花八门，有的“宽容”，有的“抠门”。外地患者拿着发票被医保拒之门外也是常有之事。
还有一个制约民营医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人才匮乏。过去民营医院的执业医师不能注册，而公立医院的执业医师又只能单点执业。于是，民营医院只能依靠公立医院退休专家和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奋战一线，造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困局。
近年来，虽然各地都提出鼓励医务人员在公办和民办医疗机构间合理流动，但一旦涉及到医务人员的技术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全科医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术交流、医学科研招投标、医疗事故鉴定等软性层面，民营医院就无法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待遇了。
王木福从医学院毕业以来就一直在广州仁爱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在他看来民营医院开出来的工资并不低，但“有想法”的中层骨干不敢轻易“下海”，一部分原因在于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除了工资还有别的隐性收入。
公立医院医生到民营医院“走穴”已是行内公开的秘密。不过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在浙江、云南等地陆续放开，地下行为有了合法依据后，医生们反倒犯了难。“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自由人’，而是单位给的压力太大。公立医院工作大多呈饱和状态，谁会愿意放自己的人出去和自己竞争？”一名三甲医院的陈姓医生表示，申请多点执业的医师必须取得第一执业点医疗机构的书面同意，这样一来，多点执业又回到了体制障碍的老路上。
头顶着种种紧箍咒的民营医院经营者，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苦苦求生，又怎有闲暇顾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以为，那些创业期间留下的污点完全可以用应接不暇的广告洗白，只要获得了利润再在必要时捐出九牛一毛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令人敬仰的企业，却不知医疗产业远不同于一般的行业，救死扶伤、人命关天更需要企业家的责任感和担当。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由自身医德缺失引发的负面影响远比想象中来得猛烈。
<br/><strong>“守身如玉”的突围</strong><br/>
不过，再困难的环境也有异类。徐克成当属其一。所有民营医院经历过的尴尬和困惑，年已古稀的徐克成都体会过。从一名公立医院的消化科医生到民营医院的掌舵人，眼前思维缜密的徐克成六年前已是一名肝癌患者。
1991年，徐克成从江苏来
<div id="NewsContentLabel">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医院任副院长。1998年，他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现已去世)，陈对他说：“你能否办一所肿瘤医院，好好做点一般医院办不了的事，好好做人……”徐克成谨记于心，一直等待机会。
2001年，国家打开了医疗市场大门，徐克成放弃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来到了广州筹建复大肿瘤医院。办院伊始，没有自己的院区，徐克成便与广州海员医院合作，租借了对方的两层病房，先从肿瘤治疗中心做起。
在公立医院，癌症领域是一个不赚钱也不讨好的科室，这倒成了徐克成的机会。利用以氩氦刀冷冻为主的肿瘤微创治疗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复大很快在市场上取得突破，攻克了不少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例，海内外患者慕名而来。
徐克成认为，眼下民营医院的最大问题在于“福建人掌权”，全靠虚假广告的盈利模式很难保证可持续发展，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公众认同。在外部政策还没有完全松绑的情况下，作为朝阳产业，民营医院必须洁身自好，守住气节。
多年来，复大基本不打广告，似乎刻意避免重蹈“福建军团”覆辙。“医疗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而广告可能有商业化之虑。”所有媒体均可在医院内自由采访，院内人员不得陪同。“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弊端，更知道民营企业的弊端。只要用医德在病人中造成良好影响，病人的口碑才是最好的广告。” 这一理念也得到股东支持。
几年前，徐克成去台湾演讲，有同行问，广州大医院林立，你规模那么小，怎么能生存得下去？徐克成半开玩笑地回答：“只要公立医院隐性收入不止，我们就有生存空间。”
徐克成还给团队制定了一条“高压线”——所有员工不得拿红包、回扣、吃请。违反“三不”人员全额承担患者费用，严重者行政处分直至除名。据说，几年前徐的一个好朋友患上肺癌，来到复大接受治疗。医生们把他从鬼门关抢救了回来。这位朋友感激万分，硬要请医务人员吃饭。徐克成知道老友心脏不好、脾气倔，“不能和他直接顶撞，只好答应下来。”虽然当晚的宴会费用由患者支付，但是为了不违背原则，事后医院也减免了相同金额的医疗费。
对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以药养医”徐克成也不赞成，过度医疗只会酿苦果，“行医的理想应该回归到医疗本身”。因此，复大收费标准往往会根据患者情况，档次有别。
“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这是徐克成反复挂在嘴边的九字箴言。“现在民众对民营医院有很多想法。孰不知世界上许多顶级医院都是民营的。像梅育、克利夫兰和约翰霍普金就是三家全美最大最优秀的医院，台湾的长庚医院、慈济医院也是民营的。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技术精湛、服务诚信。在中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br/>来源：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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