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气”汪建：不喜欢“科学家和CEO”的称呼

他从事着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基因研究，但不喜欢“科学家”和“CEO”的称呼。他有“匪气”但不蛮干，善“亮剑”但有底线。

“你为什么要身份呢，我是汪建对吗？我是真的对吗？”

“对。”

“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活得比较率性的 人。”

“title就是华大基因汪建？”

“这还不够吗？”

一个关于头衔的问题，汪建与记者绕了一圈也没给出明确答 案。

他从事着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基因研究，并参与了20世纪全球三大科技创新之一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但不喜欢“科学家”的称呼；他领衔的华大基因贯穿产学研链条，2012年营收11亿元，却拒绝被称为“老板”或“CEO”。

他自称“土匪”，时常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创立华大基因14年，他和员工一样，坐在格子间里办公，美其名曰“我的办公室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接受采访，他撂下正在纠缠他的老外，与记者聊了三个多小时后，回头问工作人员：“他还没走？”

他扬名于科技、产业、学校三界，但依然像个老顽童，不屑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外界曾试图将华大基因放入各种商业模式的坐标中，他的回击简单而粗暴：“什么企业模式、商业模式啊，你为什么要呢，为什么？我活得好就行了。”

要不是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汪建当天不会去公司。“我一来他们就烦，说这个老家伙又来了，东看西看，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对。还是过去CEO的毛病。”如今，他已辞去院长和CEO的职务，但退而不休，一些重大决策和政府关系依然由他亲自出马。

汪建剩下的乐趣就是和万科董事长王石聊聊天，爬爬山。2010年他曾以56岁高龄登顶珠峰。“其实我早就准备登珠峰，老王一直说再等等。”他和王石因为登山而相熟，不仅因为都“不务正业”，更因两人白手起家的相似经历，时常互相取经。只是，聊上一个下午，能言善辩的王石从汪建那儿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汪建看似玩世不恭，但这个“土匪”，却从事着一件事关生命的严肃事业。

1998年，从美国归来4年后，汪建参与创建中科院基因组中心，正式踏入基因研究这一神秘而又奥妙无穷的领域。1999年，他与体制“分手”，在北京主导创办华大基因。2007年，南下深圳，成立华大基因研究院。作为一家纯粹的民间科研机构，华大基因在传统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科研体制中撕开一道口子，产学研，自成体系。这也成为外界难以将华大基因归结于某种模式的主要原因。

“国家给钱，他们玩命。我们是国家不给钱，也玩命，老子错把国事当家事，做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汪建如此戏称华大基因与国家科研机构的不同。

就是这样一个“民团”，不断探寻着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在他们的成绩单上，华大基因成员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国内无人企及；不仅有人类基因组计划、针对中国人基因的炎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科研题目，并且在临床方面也突飞猛进。

SARS期间，华大基因通过对病毒基因检测，成功研发出试剂；2010年末，推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即产妇只要抽血即可检测出腹中胎儿可能罹患唐氏综合征，可无需采取羊水穿刺这类传统的具有流产风险的方式；近几年，又启动宫颈癌检测项目，提前预防癌症病发⋯⋯

2009年，基于“民团”身份带来的种种不便，汪建向深圳市政府要来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号”。用他的话说，华大基因从此成为有番号的“独立团”，政府旗号，自带装备。

他个性鲜明，犹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有“匪气”但不蛮干，善“亮剑”，但有底线。

“你们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不是先斩后奏 的？”

“不是先斩后凑，是先凑不批，不批我们就斩了，因为我知道我那个不犯法。”

“但是否会政治不正确？”

“最讲政治了，再晚一个月，台湾就进去了，是我们把台湾挤出去的。”

以前，即使经常路过中华世纪坛，汪建也从来没进去看过。但今年，他专门走进去看了看。三百米的长廊，七千条历史事件，“最后一条是俺哥们儿几个干的。”他指的最后一条就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尽管没有刻上他们的名字，但汪建还是觉得很自豪。

关于基因，曾经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克隆”、“基因突变”等名词的逐步流行，才慢慢让生命科学不再那么陌生。遗传、病变与其都有着莫大的关系。用汪建的话说，这是人类的本源。

人们对螺旋状的DNA结构已不再陌生，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螺旋中空部分的 A、T、C、G等60亿个基本元素，并固定由 AT、CG配对而存在，每一对被称为“碱基”。如果换算成计算机编码，即0和1。人类基因组计划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将0、1的分布排序图描画出来。

1990年，当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时，还在美国的汪建就开始动心。1994年，他率先回国“探路”，但国内科技界对此并不感兴趣。为了生存，他创办了GBI公司作为试验基地，生产艾滋病诊断试剂。当时美国一个试剂盒4000多元，而汪建的产品只需400元。“当时就像是印钞票一样，钱唰唰的进。”他笑言自己也曾赚过大钱。

1998年，为了实现当初回国的想法，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汪建“放弃”赚钱，加入中国科学院，参与创办基因组中心。但始料未及的是，几乎国内科技界都不支持该项计划，汪建和同事杨焕明甚至大闹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办公室。

接下来，似乎与李云龙有着类似基因的汪建开始犯“牛脾气”，1999年与杨焕明、于军、刘斯奇另行创办华大基因，并“擅自”跑到伦敦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战略讨论会，在没有国家授权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四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是狠了心一条路走到黑，在申请的同时，抵押了自己的所有资产，从美国借来相关设备。随后，召集人马，与中科院等机构花了一年多时间共同完成了三号染色体部分，占总计划的1%。

这次战役是华大基因也是汪建在基因领域的成名之战。但这只是刚刚开始，图谱之后是计算，“数据运算才是华大基因的核心竞争力。”汪建表示。这也成为此后的华大基因的主攻方向。

“010101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最复杂的。”A、T、C、G，或多，或少，或顺序颠倒，或长一截，或少一截，都会导致人体机能出现异常，比如基因突变。

汪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深圳市就像一个基因组，道路就是基因，而路口的红绿灯是控制基因的，可以叫做“甲基化位点”。最讨厌的就是警察，他骑个自行车，是绿灯他也可以把你堵住，这称之为小RNA，小RNA就到处干这个事，本来基因都是正常的，但小RNA变了，就像堵在路上，你的基因就把你停滞了。还有一种情况，就像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卡车跑着跑着，突然“咣”停住了，这叫“蛋白质阻碍”，把你基因全部堵死，所有的人体变化就是这五种变化，就像是一个城市交通变化。行人不听指挥，红绿灯失控，或者是没有组织好，或者是警察失控，都会导致事故。

汪建领导的团队要做的就是检测出哪里出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人工干预基因，预防或治疗人体病变。

“你们和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有合作？”

“对”

“是盖茨他们先找华大基因，还是……”

“当然是他找我们啦，我们怎么能去找别人，我们找别人就是卖药的。”

2011年12月，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飞抵北京，并邀请汪建北上，首次提出合作的意愿。2012年，汪建两次前往西雅图，在盖茨的私人办公室继续深入的讨论。2013年博鳌论坛，盖茨在习近平主席接见完后，前往香港，与汪建第四次会面。“我们谈了4个多小时，十几个人吃了两块儿比萨，比尔·盖茨自己还买了一堆三明治，结果谁都不吃。”汪建回忆起两个星期前的场景，哈哈大 笑。

在非洲等一些地区，疟疾肆虐。而近几年，治疗该病的主要药物青霉素价格飙涨十倍，导致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采购药物原料的预算每年都要大幅追加，“比尔气坏了，他希望能够人工培育一点东西，自己来做。”他找到汪建，提出合作计划：疟疾的变种情况是怎么研究的，结核病怎么检测，抗药性的结核怎么治疗。而华大基因在此项目中，不仅承担对病毒基因和感染人群基因的谱图绘制和检测，还要通过数据计算和分析，提供治疗和预防方案。

这样的情景汪建并不陌生。2003年的中国“SARS病毒战”是他首次全面出击公共卫生安全。“从拿到病毒样本，到检测，再到试剂方案，20多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多难的事情。”

汪建当时还兼任全国病原组组长，当时作为重灾区，为防止疫情扩大，广州火车站临时建立起隔离区，集中十几万人，早中晚各量一次体温，观察是否正常。“但我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刻，这么多人，温度这么高，再加上处于情绪紧张的情况，什么叫正常体温？中国人体温的基数没有，你个人的基数也没有。”


如果当时具备中国人的基因数据库，这些问题也许稍有缓解。汪建解释，今天我们在医学上，标准其实就是个统计数字。未来，这个统计数字是没用的，你是要跟你自己对比。比如一些人怕冷，一些人又怕热，那么他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很难放进统计数据里。如果建立起每个人的基因图谱，“我们不敢说是标准值，你至少要有个参考数据吧。”

14亿人，每个人60亿个基本检测单位，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汪建还是启动了，只是这个被称为“炎黄计划”的项目抽取了千人。“花了一个亿，做了四年，绘制出中国人的个体全基因组序列图。”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实现基因与健康的预测、监测及个体化诊断和治疗，完成解读基因。

而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王俊打来电话，向汪建汇报正在实施的百万人基因图谱计划进展。“他们经常这样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然后就胡作非为。”年轻的团队似乎继承了汪建的“土匪”基因。

在与比尔·盖茨合作的项目中，还有一项针对妇女的宫颈癌基因检测。而这个技术，华大基因已在国内应用于临床。据汪建介绍，取样后，首先产生基因数据，然后还要通过设备进行计算分析，如果发现问题，用液氮冻一下，几秒钟即可。

这项技术更大的杀手锏在于，医院的传统检测需要1680元，华大基因只需68元，像当年艾滋病诊断盒一样，汪建再一次成为市场价格体系的“破坏者”。

不过，汪建最近也遇到了烦心事。媒体报道其另一项临床应用技术“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因未报批检测仪器和试剂申请而涉嫌违规。“前沿科学都会存在这样的困境，相关制度存在滞后性。”汪建如是辩解。

“你是一个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人。”

“谁愿意被框住啊。”

“华大基因这样的身份，会不会与大环境不兼容？”

“不兼容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角削一下，适应那个不就完了啊，多大个事儿啊。”

汪建带领下的“民团”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但民间机构的身份也让其吃尽“苦头”。当年极力挣脱体制的条条框框，坚决自己干，以一种“四不像”的模式游走于科技界和产业界。

“参加任何一个会议，别人最歧视我们。他们看不上的就是企业，然后又是一家民间科研机构，人家科技界没听说过，不承认，没有办法。当时到任何学术会议上，主办方都不让我们去发言，如果发言，就必须交20万块钱，并且放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好像就给你一个广告时间一样。”而更重要的是，以这样的身份，华大基因在国际上的很多项目都签不下来。

“当然，现在他们不敢了，现在没有大会发言不放到前面，我们都不去。”2009年，“诡计多端”的汪建向深圳市要来一顶事业单位的帽子，正式升级为政府单位。他狡诈地一笑，“我们现在也不是正规八路军，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某师的独立团。这独立团到委员长那里是没有编号的，但在112师有。你现在到省里和中央查，没有华大基因，但是你到深圳一查，哎，有了。”

据了解，“独立团”只有编号，员工没有编制，政府也不拨发银两，汪建要自筹资金和装备。目前“独立团”下辖华大基因研究院（研）、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华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产）、华大基因学院（学）三大分支。而退居二线的汪建依然是实际上的“团长”。他的“狡猾”在于他戴了三顶“帽子”：做科研是红帽子，做产业是黑帽子，做教育是绿帽子。“我不会硬碰硬，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身份。”

他的基因中似乎就没有“死板”的碱基。作为“团长”，应酬在所难免，平时他烟酒不沾，但遇事则不同，“他们给我，我就抽，要我喝就喝，我也不扭扭捏捏，喝多了醉了倒下就拉倒呗，多大个事儿。”

“团长”汪建虽然“匪气”十足，但并非一味蛮干，他非常清楚华大基因的地位。H7N9疫情爆发，华大基因并未冲到前线。就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前一天，中国最大的兽医兽药研究所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和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三十多个首席科学家、所长、副所长来到华大基因，寻求配合。“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气候环境下，这个病毒的整个全基因组变化过程，放到我们这里来做全谱的话，我们比较有优势。”此时，他只是一个配角，服从全局安排，负责自己擅长的部分。

“国家正规军经过这么多年的大力投入，他们的科技优势跟上去了，而我们的政策资源却始终不变。”汪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在外界看来，这也表明了目前以政府主导的科研机构与以华大基因为代表的民间科研机构，呈现出另一种不平衡。

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华大基因处于弱势？”

“怎么叫弱势呢，是各有各的分工，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哪个国家都是国家控制的。也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汪建把目前自己的主业定位于个人基因诊断、预防和治疗以及农业方面的改善。

在与“正牌军”交往的过程中，汪建是一个胆大而又注意分寸的“团长”。他经常陪同各级领导前往各地考察，但也会经常直面“批评”领导，甚至伸手向相关部门要政策。比如，在国际竞争对手有重大动作时，汪建会直接找市长要求注意相关动态，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华大基因展开攻防战。“你真以为我是堂吉诃德啊，我肯定需要强大的后援支持力量。”

在国际与国内、政策与市场的夹缝中，这支“独立团”横冲直撞，已经坚持了14年。有一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对汪建说：“没把你烧死就不错了”

“你当年也找过投资啊？”

“唉呀，痛苦的回忆啊。”

“现在你可以骄傲地回忆了。”

“人家给我说Money talk，你给我闭嘴。第一家公司时，我还被免了职。”

基因产业为代表的生物医药领域一直被资本界追捧。但作为CEO，汪建拒绝资本的故事，在圈内似乎尽人皆知。他被视为一个“怪老头”。

全球投资界人士都希望见到汪建，但见过之后都觉得头痛。当年掌管一家大型投资机构的高西庆，是汪建多年的老哥们儿，但他照样拒绝了高希望投资华大基因的要求，“我说我要钱，你就从门缝里塞给我，然后就出去。”

汪建笑言，他对资本有阴影。当年创立GBI公司，有过一次受制于资本的经历。而刚开始创立华大基因时，为了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他把所有家产、公司全部抵押，到处筹钱，到最后一刻，对方在原来答应的资金额度上“除以二”，然后再“除以二”。 最后，汪建只到手500万现金。

“受尽侮辱啊。”

华大基因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再向“资本”乞讨，大多通过银行贷款、政府支持和自身营收进行经营。

而防御资本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汪建坚持认为基因这样的前沿科技领域，无可争议的是以科学家驱动为主体。“交给资本，他们不懂，玩不转。”

“资本坐一屋子，我会让他们先讲，但你们说了不算，我说了算，科学说了算。资本可以发表意见，你意见说得对，我就接受；说得不对，我就不听；你想投票，没门，我不接受投票决定。”

但他与资本并非零交往，只是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主动权。2012年12月，华大基因出让华大科技42%的股权，融资13.98亿人民币。

正了名，备了弹药，掌握了指挥权，汪建带领华大基因加速急行军。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团队扩张至目前的4000多人，分布世界各地；收入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3.43亿元，2010年10.37亿元，2011年12.63亿元，2012年11.05亿元。

据汪建透露，政府科研项目收入占比10%，海外收入30%-40%，国内其他的科研合作占比20%至30%，临床收入10%至20%。“未来临床收入肯定要占到99%。”汪建还曾预测，“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如此计算，也不难理解资本为何群起觊觎一家目前仅有11亿元收入的科技公司。

但在临床应用方面，华大基因同样面临着渠道等市场阻碍，似乎每项技术每个产品都动了传统利益关联者的奶酪，如宫颈癌基因检测技术等很明显置医院于被动。他们的市场推广如何进行，将是汪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纵使他“诡计多端”，这场战役，他躲不过去。

如此成就，汪建难得地谦虚了一次，“在这个领域我们作为一个后起之秀或者新星的话，还是一个super star。”但他早已迈开国际化步伐，全世界二十大药厂，十九家与华大基因合作。“主要是药物研发，我们在55个国家地区，有2000多个合作项目。有的是对方付钱，我们研发，有的是我们共享专利和科研成果。”

汪建有更大的野心，他开始收编同业，整合行业。2013年3月18日，华大基因宣布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下称“CG”)的全额收购。从此，补上了其在基因检测设备方面的短板，打通了基因检测的整个产业链。在华大基因，总计137台、每台80万美金的Hiseq2000测序仪是其火力最猛的“重型武器”。

汪建保持着他一贯的“强势”。他的得意干将王俊已前往美国，与CG公司的270个美国员工商量下一步计划。“我们许诺他们一年支持3亿元人民币，还要给员工华大的股份，但我希望那群美国人要保证，做好研发，做出的东西，我在中国能用，不能说你的工资是我们华大员工的5到10倍，股权也还比普通员工拿得多，做出来的东西不符合我要求。”

“我再花10个亿也认了。”汪建撂下一句狠话。

“去年开始，你好像就不再提转基因了。”

“没有意义，再讲有什么意思。胡说八道，瞎闹，恶心。”

“你之前是不是和绿色和平组织争论过？”

“对啊。”

“他们来找过你吗？”

“他敢。”

在这个领域，转基因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也是公众熟知的一个名词。2012年之前，对于人们关于转基因针锋相对的争论，汪建曾站出来力撑转基因食品。他一度隔空对战绿色和平组织。“反对转基因的人，几乎都没有科学根据，所以他们也不敢找我们捣乱。”但现在，汪建不想再争论了，他觉得没意思。

这就是汪建的性格，“没意思就不玩儿了。”前几年，他和年轻同事打篮球，他一拿到球，两个小伙子就扑上去夹攻。但最近，他只要出现在篮球场，大家都列队欢迎，有时候他投篮，如果有人拦一下，马上遭到呵斥：“你他妈昏了眼了，让老爷子投嘛。”从此，觉得没意思的“老爷子”不再踏入公司篮球场。

对于转基因，在记者一再纠缠下，汪建虽然不耐烦，还是气呼呼地谈了一下。“你看人类进化过程中，各种物质中的互相杂交，基因杂交，自然发生了多少次了。非得说一个转基因，莫名其妙。”

“最典型的就是一种叫茭白的植物，只有一个产地，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在唐朝的时候，一个真菌基因转进，是天然转的，然后在中国就形成另一种植物茭白，炒肉丝很好吃。吃了1000多年了，有什么关系，别扯了。”

“嫁接、杂交不都是转基因嘛。你现在变成单个分子转了，大规模分子转你什么时候都不说，你有本事杂交你也不吃啊，骡子你也不用啊，有本事嫁接梨你也不要啊。”

“不管你怎么说，我吃；你不信，我信。又没人撤我的职。”

一顿炮轰后，我问他，“现在华大基因有做这方面的事情吗？”汪建略微平静了一下，“我们只做研究，不搞产业，我不想去招惹这个麻烦。”

但对于基因的种种争议，终有一些他避不了。

收购美国CG公司期间，美国有人怀疑华大基因制造生物武器，甚至闹到国会。汪建不得不花了几百万雇佣了游说公司才化解这场风波。

而这也不是华大基因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怀疑。曾经，美国、法国、英国等国驻华使馆武官纷纷“考察”华大基因。“他们就是看你做不做生物武器。”汪建有点不屑，做那个东西干什么，做了卖给谁？“我们要是很神秘，门口肯定有一个武警站岗，每一个门有卡才进得去，像我们现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爱怎么样怎么样，没法保密。”


2008年汶川地震，“猪坚强’一炮而红，爱玩的汪建专门提取其基因，“克隆”了一群“猪坚强”。但是基于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并未像想象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汪建喜欢玩儿，喜欢做和基因有关的事情，可以说纯属兴趣，也可以说为华大基因而玩。他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研究当年郑和下西洋遗留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后裔的基因；分析一下非洲丛林矮人的基因状态；通过基因关注一下男人和女人的更年期。“它是有一个明显的生理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中间有个启动点，找到那个启动点，死死地堵住。这样大家就不用乱用激素，从一个老妖婆变成一个小姑娘，吓死人了。”


来源：环球企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