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转化医学研究：未来中国将是领潮儿 个体化治疗是重点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中国在肺癌的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进入21世纪后，随着肺癌驱动基因研究的逐步深入，肺癌靶向治疗已取得较大进展，中国成为肺癌研究领域的大国。那么这些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针对中国肺癌临床研究和个体化治疗的现状，媒体编辑对陆舜教授进行了专访。   

媒体：肺癌驱动基因研究对于未来的临床治疗意义重大，请您谈一下目前国内外有关肺癌驱动基因研究的进展情况？

    陆舜教授：肺癌驱动基因的研究起步很早，1987年，找到了第一个肺癌驱动基因--Ras突变，但是一直没有针对这个基因的药物。2004年，两个独立研究小组找到的EGFR突变，是第二个被发现的肺癌驱动基因，并且我们发现EGFRTKI包括在中国上市的厄洛替尼、吉非替尼，以及即将上市的阿法替尼这几种药物都表现出对其较好的抑制效果，从这个时候开启了针对肺癌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2007年，我们又知道了ALK也是一个肺癌驱动基因，而且针对这个基因研发的药物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当时的技术只能对单个基因检测。2009年以后，由于检测技术优化后，人类发现的肺癌驱动基因有30个左右，其中包括：EGFR、ALK、KRAS、Her2、PIK3CA、ROS1、MET、BRAF等等，所以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些新发现的驱动基因进行药物的研发，从而显示临床效果。另外，要推动检测的技术的发展。首先价格要能够让患者接受，其次是缩短检测的时间，因为不可能让病人等很长时间。在西方国家，已由单个基因检测技术发展到一组基因再到二代测序技术，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美国的FoundationMedicine公司已经在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做临床检测，但检测时间仍需三周左右，未来要做的就是缩短检测周期。这些进展也将影响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在做一组基因的检测，相信随着费用的下降和时间的缩短，这些技术将真正影响到中国。FDA在上周已经批准了二代测序技术应用于医疗，相信在中国也会很快得到批准。

    媒体：如今肺癌靶向治疗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我国国内的肺癌靶向治疗正处于什么阶段？

    陆舜教授：因为我们知道一些驱动基因如EGFR，虽然是被美国首发现的，但EGFR突变基因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和平台。中国在EGFR这条通路的临床试验一直处于国际的前沿，现有的八个临床试验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亚洲完成或者是通过亚洲病人完成的。在ALK这条通路上我们介入的也比较早，所以我们药物的上市仅比美国晚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与以往其他药物研发完全不同。在这两条通路上，我们与世界领先国家比较接近，但我们现在也确实面临着一些新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国家层面的联合研究比较少，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体制问题，如标本等资源不能共享等限制了研究的进展。比较幸运的是，EGFR突变在东方人群中比较常见，但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当一些突变基因在东方和西方人群中发生频率相似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中国的肺癌临床研究简单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9年到2009年，99年中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成立，中国的临床试验进入规范化研究与世界接轨。2009年，第一个以中国为主的肺癌临床研究取得了进展，IPASS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医学杂志，标志中国肺癌临床研究走向了世界领先水平，我一直开玩笑地称当时中国为"赶潮儿"，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跟随在其他国家后面进行研究。，其他国家开始临床试验时，我们更多的只是参与，而不是设计，。但从09年到现在甚至到2019年，中国学者已经成为了"弄潮儿"，我们的许多临床试验的结果开始陆陆续续的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依然是主流。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我们认识的更加进步，2019年之后再展望十年，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领潮儿"，只要我们有足够好的理念，未来我们不仅会成为肺癌研究领域的大国，也会成为此领域的强国。

    媒体：中国将成为此领域的"领潮儿"，这是一个好消息，但针对个体化治疗，仍然有许多病人未能检查出肺癌驱动基因，您认为主要存在着哪些困难？

    陆舜教授：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因为检测需要费用，不仅需要向病人收费，还包括国家层面的报销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检测的平台，比如二代测序仪在医院的应用还比较少；第三个是病人的意愿与医生的理念，比如活检，以往是细胞学的检验，但现在个体化治疗需要组织来做基因分析，美国人有一句话叫"nomeat,notreat"，这个理念需要病人与医生同时接受；第四个是检测的时间，临床检测不可能让病人等待太长时间，我们有过调查，一般情况下病人能够接受的检测时间为五个工作日，时间再延长病人就会变得比较烦躁。所以我们需要从多个环节来优化个体化治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推动药物研发，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治疗，为病人带来裨益（benefit）。而推动驱动基因的发现和药物的研发则需要各个药厂和实验室的合作。

    媒体：您对刚刚提到的比如经费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陆舜教授：对做研究的人来讲，经费永远是不足的，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要把合适的费用用在合适的研究，然后得到一个合适的结果。中国以往很多的研究离临床比较远，站在转化医学的角度讲，只有真正转化为成果才是有用的，所以从政府层面我们有必要反思，比如在过去30年投在研究上的钱有多少转化为成果，这个问题可能很尖锐，过去国家层面已经投下了很多钱，但这些钱最终带来了多少转化成果和临床的应用，是需要反思的。通过对过去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路，如果过去投入的钱方式没有产出，我们就应当将它放弃，采用更好的招标方式。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转化医学的核心是转化为临床应用，我们现在的考核指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单纯考核SCI论文的发表没有太大意义，我认为应当考核研究的转化成果，比如新药的研发。尽管经费是永远不足的，但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与日俱增，所以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钱，但这些钱如何才能合理地利用而不浪费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在谈到最近的医患关系问题时，陆教授的见解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媒体：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临床医师，您对现在的医患关系有哪些看法与建议？

    陆舜教授：我首先要说的是医生是凡人而不是圣人，医生与患者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患者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想法。我相信中国医生团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社会中相对的精英。我相信其中大多数人选择医生这个行业的初衷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钱。现在医患之间的矛盾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患者不断增加的诉求和现有体制无法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但对于这种矛盾的承担者是不是医生个体，我有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现有体制的问题，国家有必要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如果医生和患者双方的任何一方对现有医疗体制不满意，矛盾就会存在，所以医生与病人要相互理解。(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来源：bi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