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医生“集体拒诊”事件 暴露出医患关系的困境

  8月27日，云南省玉龙县人民医院上百名医护人员拉着“严惩医闹，还我医院安宁，谁敢治病救人”的横幅集体停工。显然，这是医院对自身医疗秩序的一次自我扭曲，而这与此前该医院医疗秩序被患者亲属扭曲有关。

  据玉龙县宣传部通报，因对手术后内固定钢板断裂有疑议，8月25日，一名患者的家属聚集30余名亲友，强行将该医院院长从四楼拉扯至一楼患者病房内达1个多小时，并要求医院赔偿30万元。此处所谓“拉扯”，即是医护人员认为的“挟持”。8月26日，玉龙县官方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接洽，从民政、残联等部门给予患者适当资金补助，并建议患者以司法途径解决内固定断裂问题。患者及其家属对调解表示同意，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集体拒诊”事件。

  毫无疑问，医院集体停工是一种极端行为，而这种极端行为是对患者家属极端行为的一种反弹，对后者，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医闹”。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医闹”现象已经存在多年，而医务人员以公开的、集体的形式反对“医闹”，则是近来的新动向。或许可以说，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从潜在的群体性冲突上升为现实的群体性对抗。这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新华网评论：“集体拒诊”的本质诉求是什么？

  玉龙县人民医院集体停工的诉求，是“要求对闹事的患者家属进行一定的惩处”，云南省卫生厅表示“对于医闹一定会依法依规严惩”。“惩处”也好，“严惩”也罢，无非是要患者家属对8月25日的不当行为有一个责任担当，而到目前为止，则似乎连一个道歉也没有。胡适在晚年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刘半农患了蒙古疟疾，到了病情严重的一天，才要我说话进了协和医院。协和内科主任杜威克博士给他抽血化验，全是肝脏菌，来不及救治，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刘半农太太在悲伤情绪的激动之下，打了杜威克博士一记耳光。”他认为家属在悲伤情绪之下责备医院的激动很难避免，“后来还是由我代向协和医院道歉的”。

  医患关系要和谐，不能没有一定的相互容忍，如果动辄剑拔弩张，针尖对麦芒，那么即使安保措施能做到如临大敌，也还是不能和谐。当然，容忍得有限度，对行为过激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容忍，对误诊误治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容忍。因此，在相互容忍之外，医患关系走向和谐，也不能没有是非。从这个意义上说，玉龙县人民医院要求惩处此次“医闹”行为，只是一种表象诉求，而本质诉求则在别处。

  在处置这一事件中，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许称得上是高效，不过，结果却似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患者家属“下去了”，医护人员又“起来了”，足见处置并不牢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该医院的医生说，这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每次都是政府协调医院赔钱息事宁人。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就不难看出，医护人员的本质诉求乃是需要基于是非判断的责任明晰，不能一发生医疗纠纷，为“息事宁人”，就把责任压在医院一方。

  这种诉求是合理而正当的，但医疗涉及十分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其是非又岂能在一夜之间轻易判明？法官裁判此类案件，也不能不求助专家。这就需要建设科学的、公正的、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事实上，这不仅是医护人员的本质诉求，同时也是广大患者的本质诉求。为什么不下力气去培育这样的机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