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刚：“医生该不该做科研？”是个愚蠢的问题

  不做研究，无以造就好医生

  王辰教授表示，临床上经过摸爬滚打获取的临床经验往往模糊、肤浅和有限，难于科学验证，这种临床经验是狭隘的。而大部分医生其实忽略了，临床研究也是一种直接经验，医生应该着眼于这种更高层次的临床经验。

  王辰把医生分为三类，首先是临床行医者（医匠，Clinician），其次是科学行医者（医师，Scientific physician），最高的层次则是医学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tist），这种医生可以称得上是医帅。

  他指出，只有从事临床研究，才能把握和主宰医学的发展；只有从事临床研究工作，才能创造和掌握先进的医学技术；只有从事临床研究工作的医院，才能称其为先进的医院。研究是改善临床实践的主要手段，“粗浅的经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临床实践。”他说。如何成就“大医”？也只有通过临床研究，产生新的知识观念、理论、技术和方法，才能成为医学的引领者和先驱。而“单纯的医学技术只能是载体和手段之一，强大的人文内涵在所谓的大医素养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半。”

  “很多中国医生错误的把从医和做研究割裂，”王辰认为，“行医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临床是研究的源泉，研究指导临床工作，二者高度统一。无论医院大小，不做研究，无以造就好医生。不同的医院级别和医院科室的特色，决定了研究内容的不同。”而研究不等同于论文，研究可以用论文的形式来表达，很多论文不是真正的研究。

  “国外的科学已经形成规模化的正规军作战方式，而中国还在讨论医生该不该做科研这一愚蠢的话题。”王辰说。

  中国的临床医学研究观念最落后

  在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王辰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仍在处于追赶过程中，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正在“填平补齐”，而资源最丰富的临床医学研究领域，我们是“涉猎最粗浅、观念最落后、能力最欠缺、产出最有限。”但是，这一领域“成果最实用，需求罪急迫，机遇最宝贵。”

  虽然中国人口多，病例多，较集中于大医院和医学中心，相对易于组织，研究成本也较低，但中国的科研目前还多是回顾性病例总结，严格随机病例研究多为药物试验，缺乏前瞻性设计研究。王辰指出，“我们缺乏以创新的思维去发现临床问题，以创新的思维去解决临床问题的设计者和领导者。”

  中国的临床研究“散种零收、良莠不齐”

  中国临床医生的观念总体上落后，认为研究制药在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对现代专业化的临床研究缺乏概念，临床研究已成为转化医学的擎肘环节。王辰直言不讳，“中国能够出最好的研究主要在临床研究方面。另一方面，临床研究是诊疗工作密切结合、不可或缺，是改变临床实践的最根本的手段。”

  中国临床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医生普遍不善于提出临床研究问题，也没有掌握临床研究的科学设计方法。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还是“兼职、作坊和游击队式的工作方式”。产出则是“散种零收、良莠不齐，难符合规范、与所占有的临床资源不平行。”总之，“中国的临床科研就是在类似北大荒的土地上，在类似靠天吃饭的农业耕作方法。”王辰说。

  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临床研究，王辰指出，优秀的临床研究是可以改善临床实践的，应当针对临床实际问题，探求创新路经，能够解释疾病规律，创造新技术、方法和方案，直接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对于中国的临床科研，要考虑人种情况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不可沿袭西方人群的结论，最后形成科学适宜的防治模式。

  路在何方？

  王辰的答案是，中国应该打造专业化的临床研究平台，建立科学规范并成规模的临床基地，包括有专业化的数据信息、专业化的统计分析平台和专业的后勤支持平台，以及现代临床生物标本库，也许要第三方支持（如CRO和CRA）。也要在学科带头人的基础上，组建专业化、成建制的队伍，要系统地临床科研培训。建立院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网络，包括核心网络（可进行多中心RCT）和协作网络（可进行注册登记研究和规范推广等工作），也要建立院内某领域多学科交融的立体学科构架。

  加强中国的临床研究也需要顶层设计，王辰认为，转化临床研究或转化研究基金的导向性是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