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施一公：出走 是为了更好留下

席慕容曾作诗一首写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响起”。于施一公而言，乡愁的符号曾是那汪浩瀚的太平洋，人在那头张望，家在这头等待。

翻看旧时日历，远隔重洋的十多年间，施一公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因细胞凋亡研究成果，接连实现该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史上最年轻正教授、终身讲师教授的“三级跳”，迎来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期。然而，鲜花和掌声构成的喧嚣还未散去，已在美国奋斗18年的施一公毅然放弃千万美元的科研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优厚待遇全职回国工作，一石又激起千层浪。

在多个版本的解构下，施一公的出走和归来都颇具传奇色彩。深谙游子情怀的人却认为，施一公的抉择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在异国，为理想铺路的坚守何在？回故乡，为育人添彩的动力是什么？这些被公众放大的疑问，施一公简言之：“虽然这里的条件还并不完美，但这里是我的家，是我的祖国，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他们对我充满了期望。”二十多年风雨历炼， “大牛”施一公在生物科学家外衣下，有一颗滚烫赤子心。

青年时代的施一公，以十八岁为分水岭，开始了人生远行。从河南驻马店和郑州到首都北京，接着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施一公的视野半径急速扩大，研究领域也越来越集中。 回首往事，施一公对当初出国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989年，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已经响彻大江南北，刚满22岁的施一公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手中还握着一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及化学博士的录取通知书。路漫漫其修远兮，次年施一公正式成为留洋大军里的一员。

初到美国，滚烫的梦想即遭遇强降温。英语差距巨大、水土不服、外国人的有色眼镜……种种因素发酵下，施一公很快发现：天之骄子的光环显得不堪一击。“人活一口气”，施一公开始暗中发力“逆袭”。那段日子，被他排得满满当当当的时间表里，除了每天雷打不动背25个单词，就是泡在实验室做科研。直到一次在课堂上当场指出实验室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的错误，施一公才真正感受到扬眉吐气的滋味。

做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在博士后期间，施一公终于确定将 “细胞凋亡”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1998年初，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2000年，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对一种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浅显理解，SMAC可让致癌因子失效，让癌细胞“自杀”。施一公做了个手势：“负负得正”。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在细胞凋亡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首位华裔学者。目前，根据施一公发现的致癌因子弱点，已有多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潜心做科研多年，施一公始终认为孤独是一种常态。在他看来，“科技创新，都意味着孤独。创新者永远是少数，也就是说创新者常常会很孤独。很可能他的观点会引发争议，甚至他的观点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正确的”。每每感受到问题，施一公会适时仰望星空，调整心态。

科研不是一个人的狂欢，施一公的世界比想象中更大。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2005年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07年被授予讲席教授……意气风发的施一公，却在众人喝彩声中突然掉头，选择“裸奔”回国教书育人做研究。

这个“突然”，并非心血来潮。施一公曾在自己博客中名为《居安思危 实现强国梦想》一文中这样写道：“记得第一次看‘神五’发射的时候，好像是2003年10月，是美国晚上时间9点左右，我当时非常紧张，攥了一手汗。原因很简单，我看了一些国外媒体对我国航天工业问题的报道，很担心出问题。发射成功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激动得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在施一公看来，旅居海外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为中国科技往前走了一步而激动不已，都想为国家作贡献。

于是， 18年韶华流转，施一公从清华出走，又回到清华。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你回国工作、担负起发展清华生命科学的责任。第二天，他答复：“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就这样，施一公的决定给国内外生命科学界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震惊、欣喜、不解……各种色彩的舆论一再被放大，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甚至高于科研本身。2010年1月7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对施一公回中国进行专门报道并惊呼“也许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

彼时，被顶上风口浪尖的施一公，已按原计划做好工作交接，于2008年2月正式接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一职。与外界猜测相反，回国后的施一公，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节奏：早上8点去实验室，中午去食堂按时吃饭，想运动的时候去操场跑几圈。

到底为了什么回国？施一公后来在各个场合都提到了“育人”二字。他坦言，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我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会有一批人这样做。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事实上，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据此前采访过他的记者描述，他的办公室坐落在实验室对门，可以随时很方便地“跟学生说话”。

回国多年来，施一公领导的清华生命科学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生命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施一公全力引进最优秀的青年教授团队，教授人数在六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两百；他先后在生命科学学院和医学院实行人事制度改革，采用与国际接轨的tenure-track制度；他创办国内第一个以培养医生科学家为目标的国际化的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项目、创办药学学科、改革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他领导创建高效的生物医学测试平台、强化清华的研究与转化实力……2012年，清华的生物学在教育部主持的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

回看这六年，施一公的感触良多。在他看来，在国外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普林斯顿和清华做同样的事，我会觉得在清华开心得多。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很激动，觉得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人在有理想的时候，心情总是很愉快的，就觉得特别有劲。”

作为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的会长，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之一，施一公的号召力不容小觑。过去几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学者回到祖国效力。他们中的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前去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施一公代表建国以来的三百万留学生发言。他坦言，对于每个留学人员来说，“越留学越爱国”是共同感受。对比回国前后自己的心态变化，施一公畅所欲言：“回国前，我是祖国巨变的旁观者，偶尔挽挽袖子帮帮忙，难尽我意；现在，我是祖国巨变的参与者、是主人翁，这是最让我自豪的成就感和令我充满力量前行的动力所在！ 这里处处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沃土和机遇。”

不做大洋彼岸的观望者，施一公希望借助欧美同学会这个载体，促成更多留学人员加入仰望星空的队伍。在当天发言中，施一公发起呼吁：“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祖国更加需要我们，父老乡亲对我们寄予了更深切的期望。作为新一代留学人员，我们要始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留学前贤为楷模，刻苦钻研，勤奋工作，敢担当、有作为，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在民族复兴大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施一公，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