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互联网卖药，倒逼改不动的医改

  “万能的淘宝”上有什么是很可能买不到的？药品。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束缚医药电商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松动。

  这项改革看似仅仅事关一个行业的监管法规，实际上还被寄予“从末端推动医改”的厚望。

  如果没有意外，捆绑在医药电商身上的一系列政策束缚，将一一解开。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总局）法制司起草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或将于2014年10月国庆节前后落地。

  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曾于5月28日在其官网公布，其后经历了1个月的意见收纳。据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称，9月4日，食药总局相关负责人再次就办法推进进行了协调、安排，会议确认“文件肯定是要颁布的”，值得关注的时间点是国庆节前后，或者元旦假期。

  目前，对于医药的互联网交易，中国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不仅对交易商家实行牌照管制，占市场体量近八成的处方药也被禁止在网上销售。

  根据5月28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若该办法落地，上述管制政策均将被废除。不仅处方药网售解禁，销售主体资质也将由审批改为备案，这意味着今后若想在互联网卖药，“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而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这项看似只是一个行业监管法规的改革，还被寄予“从末端推动医改”的厚望——推动者之一的发改委关心的是，“对推进医改有什么好处”。

  “就像一直悬在悬崖上”

  就这一业内的普遍猜测，南方周末记者向食药总局进行求证。9月9日，食药总局回复说，《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经公开征求意见后，起草工作组召开了专家、监管人员座谈会，并结合调研正在对该办法进行修改。

  如果按征求意见的内容，牌照管制解除，处方药解禁，第三方平台可以参与网上药品交易，这将给医药电商行业带来数千亿的市场规模，历经数年缓慢发展后，医药电商行业发展突破。

  直至目前，以确保药品安全性为理由，中国一直对药品的网络交易实行严格的管制。

  这些管制政策基于食药总局在2004到2005年发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主要包括2004年发布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2005年发布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七年间无任何调整和修改。

  其时，正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转折之年，国务院在当年颁布《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支持电商发展。经过7年发展，电商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超过10万亿。

  就在电商势如破竹之时，药品的网上售卖却冷清而畸形。

  2013年医药电商交易额仅有40亿。“这还是最近两年有了突破性发展的数字，在2011年之前，交易额仅是可怜的亿元左右甚至不到。”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电子商务课题组核心专家谷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因为严格的牌照管制，自2005年京卫大药房获得第一块许可证起，截至2014年7月16日，获得《互联网药品交易资格证》的药店数不到200个，其中自建网站开业运营的只有二三十家——与36万家零售药店的底数相比，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政策管制是公认的痛点。

  “万能的淘宝”上有什么是买不到的？没错，是药品。即便点开一个获得了交易资质的B2C网站，所见也多是计生用品、隐形眼镜和保健品，OTC（非处方药）药品数量很少，处方药更是难觅踪迹。

  不是没人愿意卖，是政策不让卖。处方药网上禁售，意味着八成左右的药品品类无法上网，这使得一些大药厂和销售商登时失去了兴趣，市场规模难以做大。

  个别商家在夹缝中寻找到擦边球的商业模式：将处方药的信息放在网页上，然后再提供服务电话，通过电话达成交易，患者再到实体店购买。这种曲折交易，使电商完全失去节约交易成本的价值，对商业结构的重塑更无从谈起。

  不仅行业内企业难以染指，对医药品类颇有兴趣的第三方平台也始终难以进入。

  “政策制定时，第三方平台的概念还没有。”原好药师京动医药城市场总监，现以岭药业医药城市场总监邵清称，“但实际上是不允许的，法无明示就禁止，这就是问题所在。”

  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挡广大电商的热情。

  2011年，阿里旗下天猫、京东先后下手医药电商，因为没有牌照，京东选择和拥有牌照的好药师网站合作，但运营几个月后双方就因股权争执一拍两散。而天猫医药馆也曾因为没有资质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最终只能选择“跳转”链接的迂回战术——跳转到有牌照的B2C网站的收银台页面。

  “损失太大了，”曾经在天猫医药管负责商家运营的晶心（阿里集团内部花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会有很多用户误以为钓鱼网站，跳失很严重。

  不仅如此，因为没有正式交易牌照，天猫医药馆运作很低调，一些促销推广活动，像聚划算这种平台也很难参加。这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猫医药馆的发展——目前入住天猫医药馆的有交易资质的大药房仅有140家，进行销售的有120家左右，2013年的销售额是20亿。

  “天猫这么大的平台，又给了那么好的入口，20个亿肯定是让人失望的。”邵清称，而政策管制无疑是最大制约：管制太多，投资机构不敢进入，规模做不大。“就像一直悬在悬崖上。”

  风向为何大变

  如果征求意见稿落地，上述制约医药电商发展的几大政策管制均将解除。

  为何风向突变？且转变如此之大？

  据谷军观察，此次食药总局推出这个深受市场欢迎的改革政策，与以往逻辑略有不同，以往相关政策的归口单位都是稽查局，即原来的市场司，或者至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但这次的征求意见稿直接由法制司抛出，“地方上甚至都没有被征求意见”。

  在邵清看来，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显然不是食药总局一个部门在行动，而是本届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该让市场做的就交给市场。

  可以佐证的是，其在去年8月，代表京东参加了发改委举办的一个关于处方药网售的座谈会，会议由高技术司组织，阿里、九州通等均有人参会。“发改委就关心一个问题，怎么推动医改？”

  事实上，医药电商政策的调整思路，隐现于2003年以来的一系列官方行动和颁布的文件。

  2013年年末、2014年年初，海南、上海等地已开始筹备网上药店医保支付试点。

  2014年年初，主管医疗体制改革的副总理汪洋视察京东，在刘强东的汇报中，医药电商是重点汇报的内容之一。

  一系列第三方平台的试点也在陆续推出：

  2013年11月，河北慧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95095医药平台获得第三方平台试点资质，随后，2014年2月，广州八百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再次获得试点资质。

  在两家行业内的垂直平台获得试点机会后，今年8月，综合电商平台1号店的试点申请也被批准。

  “可以用非常慎重来形容。”刚刚获得试点资质的1号店对外事务总监彭述刚对南方周末记者称，1号店从去年5月开始申请试点资质到今年8月获批，用了1年多时间。

  在亲身参与争取试点的过程中，彭察觉到了主管部门的谨慎，“总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态度是不明朗的”，“最担心的还是药品安全”。

  1号店的试点周期是1年，试点需在现有政策框架内进行，处方药并未被批准上架。“我理解，总局主要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试点，为其监管互联网售药提供经验支持，看看会暴露出哪些问题。我们如果成功，会给它信心，再继续放开处方药也不是问题。”

  面对市场环境的剧烈变迁，监管部门小心翼翼地尝试变革。而阿里、京东等产业大鳄的背后推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几大电商企业而言，医药是其觊觎已久的行业，布局早已开始。

  年初，阿里巴巴斥资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37亿元）收购中信21世纪54.3%的股份，不仅为天猫医药馆买得正身，更获得了其储存在阿里云的医药监管码的使用权，从药品安全开始，阿里大手笔进入医药电商。

  3月底，九州通旗下好药师网与腾讯公司合作，开通微信购药平台，消费者可以进行微信支付买药，下一步计划将好药师纳入微信商城平台。

  推动医药电商管制的解除，成为各大电商平台和资本布局医药产业必须打通的一环。

  对于网上卖药，中国的管制极为严格。 （CFP/图）

  处方争夺战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食药总局曾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会上讨论激烈，最终国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表态称处方药的解禁会再配套一个网上销售处方药的目录。

  而据9月4日会议透露的最新消息，国家将不再制定可以销售的处方药名单，改之为不可以销售的处方药名单，即“法不禁止均可行”。

  这将给医药电商产业带来近万亿级的市场商机。一些嗅觉敏感的商家已在提前筹备。康德乐大药房副总经理夏语接触的处方药厂家，“有几个已经在调整产品剂型结构，增加口服药剂型，开发适合电商的产品”。

  虽然想象空间很大，但管制的解除究竟能带来多少实际的交易，则仍是未知数。

  第一个问题即是：处方从哪里来？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征求意见稿发布后，中国医药报社曾举办过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食药总局法制司也有参加。会上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如何解决处方外流，如何保障安全配送，药品如何打假以及第三方平台的搭建等。

  “处方来源，这也是官方关注的问题。”夏语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若处方药解禁，首先分食的会是零售药店的处方市场，因为药店卖的是大流通品种，相对易于采购，而第二阶段，电商会通过各种方式，拿到医院品种，这会对医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处方药网售解禁，前提之一是患者能获得处方，有自己决定到哪里买药的权力和能力。这种被称为处方社会化的前提，直接挑战的是医院对处方的垄断权力。 在中国目前的药品市场中，近九成的处方药掌握在医疗机构手里，这也是药厂和药商不遗余力公关医院和医生的原因。

  除了医院，医生也至关重要。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目前行业里通行的做法是，医生开出处方，药房会有人进行“统方”——哪个医生开了哪些药，然后给予医生不同形式的回扣，这几乎已经是行业内的“明规则”。若处方流向社会，医生会担心这部分“方”如何“统”，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损？

  “目前医院和卫计委还没有就此明确反对，但想从医院获得处方难度确实不小，除非医院和医生都不再靠卖药生存。”一位业内人士说。

  “目前为止，医院的态度，也各有不同。”邵清对南方周末称。

  在筹备医药商城的过程中，邵清调研过三种医院：大医院也不反对，也不支持，他们客流量很大，无所谓；中小医院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有客流；社区医院和民营医院都很支持，“他们根本就不靠卖药”。

  1号店对外事务总监彭述刚也认为，若推动处方药网售改革，需国家层面的统一安排，也要考虑医生利益。

  即便阻力不小，但已经进行的一些医改举措，依旧给处方外流形成利好的政策漏斗。

  例如，对民营资本投资医院的鼓励，公立医院医药分开的改革尝试，以及医生多点执业的改革，都将释放出一部分可以“社会化”的处方。

  医保是处方药新政的另一个关键政策点，若网上售药不能纳入医保，将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但夏语并不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目前，医保消费药品占全国医药流通总量的四成左右，更多的是自费药。

  “目前看，自费药是医药电商最易攻破的点，而自费药中的长期慢性病患者，会是比较好的切入口。”已有多年处方药运营经验的夏语认为，正因为自费，患者才会对价格更为敏感。

  互联网倒逼医改

  对药价颇为敏感的还有发改委。

  “除了关心如何推动医改，发改委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降低药价。”参加过发改委会议的邵清称。

  在无数次发布降低药价的行政指令后，发改委恼人地发现这些指令不仅未能使整体药价降低，反而让一些药品消失于市。互联网能改变这种局面么？

  谷军认为，若将互联网的能力嫁接到医药领域，降价是必然趋势：药品是典型的标准品，是非常适合互联网化的一类商品，如果解禁，电商模式会释放出目前被中间渠道吃掉的巨大成本。

  而对于患者和监管部门最为在意的药品安全问题，邵清认为，由于网上购药必须记录联系电话、收货人姓名地址，留下用户数据记录，现在的技术对药品物流配送也是全程可查的，因此网络售药将使药品的全程可追溯更易实现。

  在一个理想的设计里，由政府监管机构或者第三方公益组织建设一个电子处方平台，平台向医生、患者开放不同权限，医生开出处方后都将进入这个平台，患者拥有用户名和密码，买药时即可登录调出自己的处方数据。

  在美国，这样的处方平台已经运转多年，而邵清认为，以中国各大医院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做这样一个平台，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但要首先建立一个各个医院之间的处方平台，把各个医院打通——不过，现在各个医院都不互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钱，各个医院的信息化弄得很好，但医院之间的连接还非常差。”

  如若实现，一个医疗大数据的空间就将展露无遗：不仅目前反复提倡却难以实现的患者病后跟踪管理轻易实现，患者的购药和就医记录也均实现了全程可追溯，对用药安全的监管也将更易实现。

  7月10日，阿里巴巴在其“未来医院”之外，又正式启动的“药品安全”计划，正是看中这点：用户只要使用手机淘宝和支付宝钱包，扫描市面上任何药品包装上的条形码和药品监管码，就可获得该药品真伪的提示，以及生产批次、用法等信息。

  在谷军看来，或许正是看到了新技术对垒旧制度的无限可能，政府愿意先把这个“大招”放出来，用它倒逼其他一些难以动手的改革，“从2009年到现在，医改进行了五年，太难了”。

  如果政策的管制去除，市场的供应到位，剩下的就交给消费者来选择。最终决定医药电商发展的依旧是最简单的互联网法则：用户说了算。

  当一个理性患者拿着医生开出的通用名（并不指明具体厂家）药品处方，通过互联网的海量药品信息，选药，进行比价，下单，得到配送，患者的医药常识会日益提高，谈判能力也自然得到加强。

  2014年3月18日，马云在北大百年讲坛提到其医疗梦，不仅是想在淘宝上卖卖药，而是利用大数据让医药行业更加透明和公平，倒逼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改善产品和服务，改善中国人的健康。

  医改之梦，能否由新技术来推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