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医闹”是制度缺失的变种

  近年来，在广州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医闹”案件中，“职业医闹”案件数已占“医闹”案一半，而一些外来工更是将“医闹”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途径。（9月24日羊城晚报）

  8月10日，湘潭妇幼保健院孕妇惨死，舆论爆棚；9月19日，湛江妇幼保健院胎儿死亡，公众喧嚣。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剧情，相同的结局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恶因——职业医闹。

  同样的事情，或许每天都在发生，当医闹已经成为一种产业链，当这种非典型的产业链日趋延伸，带来的只能是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甚至是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信任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

  援引一组调查数据，“职业医闹”的出现，57.5%的受访者认为，是“现有的法律仍不完善”，事实也确实如此。

  试想，一旦出现医患纠纷，走医疗鉴定、司法诉讼，动辄就是经年累月。对于家属，在逝者身上动手动脚素来是大忌，这其中，不仅仅是出于灵魂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鉴定结果的不信任。作为外行人，换位思考，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的鉴定，有多少公平性可言。所以，选择这个途径，不但在时间上耗不起，结果上也是输多胜少。

  相比之下，“医闹”来得更为干脆，时间上速战速决，效果上立竿见影。一般而言，比之医院，患者家属是弱势群体，但一旦“闹”起来，这样的对位就很难说了。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医院出于种种顾虑，往往谨言慎行，而家属则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停尸、围堵，挂横幅、设灵堂等无所不用其极，加之公众同情弱者的感性思维，舆论往往出现一边倒。所以，自媒体时代，“医闹”让二者关系发生错位，百口莫辩的医院，往往更容易成为弱势群体，稍有不慎就会越描越黑。索性，花钱了事，这也正中家属下怀，拿钱走人。这样的背景下，“职业医闹”不但应运而生，相反还茁壮成长。

  紧张的医患关系，疏漏的制度保障，如此条件下，我们仅仅寄托于医学的发达、家属的理性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毕竟，只要医院存在，就不可避免有这样的纠纷。归根溯源，完善制度的缺失才是一劳永逸的万全之策。

  小平同志的一句话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其实，“职业医闹”并非人们的一厢情愿，只是在没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前提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有了公平的第三方机构，有了简化的法律程序，有了完善的事后补偿制度，“职业医闹”何来市场？

  异化的土壤，衍生了变态的“职业医闹”，健全保障制度，变种自会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