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艾滋病免疫的人

  史蒂夫·克罗恩看起来情绪不错，待办事项清单长得出乎意料，能划去一两项可谓赏心乐事。7月他飞去伦敦，把受托为朋友绘制的画作挂到后者家中。回到纽约后，他回复了一堆邮件，查看了电话留言，在此过程中，从未提及或流露出丝毫绝望。在和母校的院长吃午饭时，他提出可以为民权运动展提供一些自己在60年代拍摄的照片。他还寄了张画有虎斑猫的生日贺卡给妹妹。显然，他很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他列出所有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核对、核对、再核对。

  接着，他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享年66岁。身为一名艺术家，为了生存和维持生计，终其一生他做过的行当五花八门：文字编辑、杂志制作、室内设计和社会服务。但是，校对福多尔公司的作品是他做得最久、或许也是最对胃口的工作。这份工作可以不用上班，即眼下俗称的在家办公。对于一丝不苟的人而言，它能够带来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他认真阅读出版社准备的旅行书籍手稿，把文本和地图相对照，确保两者准确一致。这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发现在关于奥拉内斯塔德的细节描述中，漏掉了“两傻瓜和蛮人餐厅”，老鹰沙滩上的热带阿鲁巴景点也不见了。他熟练地指出上述错误，并将完成的作品交付兰登书屋大楼，把它们放在前台。时间是8月15日星期二下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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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在那晴朗的一天你见过他：一个长得不错的纽约同性恋者，上点年纪但不太老，强壮但不胖，六英尺高，蓝眼睛，脸上的白色绒毛中沾了少许黄色姜粉。他的手臂像工人一样粗壮有力，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纯金戒指。他像一个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地方要去的大忙人，不过，这只是表相，实际上，他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没有老板，或者说无人有资格做他的老板。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幸存者，不仅活着，而且具有特别意义。他抽登喜路牌香烟，用范德梅科姆牌牙膏刷牙。热诚对待陌生人，精通喝鸡尾酒，尽管领取社保，却浑身一派土豪范儿。他的行头经常是：一条色彩明艳的围巾、一顶无沿小边帽或饰扣式领带、竖起的衣领、有趣的袜子。他有着奥斯卡·王尔德般的语言天赋，如果后者曾参与过十二步项目1的话。他会对每个人叫“达令！”，或者充满激情地说一句“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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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讣告上错误连篇，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史蒂夫·里昂·克罗恩并非死于艾滋病，事实上，没有死于艾滋病正是他登上讣告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他拥有大量艺术品，尽管它们精美绝伦；极少有人看到过他的收藏。伯里尔·克罗恩医生发现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慢性炎症类身体失调，史蒂夫是他的侄孙，然而这个劲爆的事实并非重点。不，重点是在史蒂夫身上的医疗发现，使他在自杀后以《“无法患上艾滋的人”自杀，享年66岁》为标题登上《每日新闻》。或者正如《洛杉矶时报》所写的——《对艾滋免疫，但未能免于它所带来的灾难》。
  此话属实：事实上，史蒂夫是世界上极少数不会感染艾滋病的人之一，而且，这个事实是在机率更低的情况下发现的。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上千个同性恋者开始死去，其中包括数十个史蒂夫认识和爱过的人，而他却还活着。确定无疑的是他曾数次感染艾滋病毒，过了一年甚至更久，他等着加入到过世的人群中，却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为了找到原因，他疯狂地寻找原因，从一个医生问到另一个医生，请求他们研究他的身体。当终于有人答应他的请求后，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他不但遗传了一种变异基因使其幸免于难，而且，这项发现还促进了一种药物的研发，即使在现在，它也被用来帮助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延续生命。“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为解开谜团提供一丝线索，”一位研究者说，“他是对的。”

  医学期刊以及1999年的新星纪录片里均提到史蒂夫的故事。在发掘新知识、拯救生命脱离死亡和灾难的努力中，他理应成为众所周知的英雄之一，或许有时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然而，在送出校对后的地图、摘下戒指、付了账单、做完捐赠、处理了上百件其他琐事后，他于8月24日星期六自杀了，30年前艾滋病首次使他成为标题作者的钓饵，30年后他自杀了。每篇讣告里都提到他因为自己是幸存者而感到内疚，好象这个来源于《大屠杀》的词足以将一切解释得明明白白。这是一种挑衅。一位在线评论员写到：“如果他在乎他人，就应该保持健康，以帮助找出治疗其他患者的方法。”另一位则写到：“一个可怕的、悲哀的失败者。他想患上艾滋……自私啊……他不会有问题，所以自杀了。”

  甚至连他的两位妹妹也对其自杀原因的矛盾性感到困惑。艾米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1997-1998年期间，曾经历过一场关乎生死的健康危机。因为有史蒂夫的鼓励，她才最终康复。（当她胆怯畏惧时他说，“我是不会那样做的。”）然而，现在这个让她鼓起生存勇气的人却选择了自杀？如果幸存带来的是更大的绝望，那么，活着的意义何在？同父同母的妹妹卡拉开始想知道他计划多久。（当她打电话给史蒂夫生前的治疗医生、通知史蒂夫自杀的消息时，前台接待说，“我并不感到意外。”）在史蒂夫死后不久，艾米收到了他寄出的生日贺卡，这无疑加剧了整件事的神秘性。卡片上除了表面有一只虎斑猫外（她曾养过一只虎斑猫），里面还有手写的祝福语：“生日快乐，希望你喜欢这份礼物。”然而根本没有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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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度妄自尊大，知道自己聪明过人。（他加入了门萨高智商俱乐部，以使人们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如果说年轻时他自视为一位犹太王子，也只能算是流离失所的那一位，生长在错综复杂的家庭里，如同长错位置的树枝。他的父亲理查德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败家子，祖父也是害群之马，祖父的兄弟伯里尔·克罗恩则是一位天才，他的其他后代都是曼哈顿犹太社会的有钱人、中流砥柱，而非穷乡僻壤的下里巴人。而且，新泽西州杜蒙特市的克罗恩家族还定期会面。他们谈话机智，处事世故，时常用法语交流。当理查德跟活泼的妻子简妮特离婚时，30多岁的他带着不足10岁的儿子住进城里一套单身公寓。但这不管用。几个月后，这个自以为是的小美学家回到杜蒙特市，与母亲住一起。他极力去爱父亲，但母亲才知道怎样疼他。
  尽管双亲都是自由主义者，史蒂夫的少年时期还是过得无比挣扎。随着性取向的逐渐形成，他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摇摆不定。高中时，他习惯在每周六清晨和朋友到曼哈顿，先到阿特曼逛起，一直走到萨克斯百货，在沿途每间商店和书店流连。他买的毛衣，杜蒙特没有一个孩子会欣赏。他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明信片，先是印象派的，继而是表现主义风格的。随着他的收集越来越广，品味也越来越奇特。在60年代初期，没有多少城郊青少年会像他一样阅读《玛特辛评报》——同性恋革命的先驱性刊物。没有人告诉他不要这样。既然他们说了，他也不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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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准的另一面是屡屡失望。如果可以，你会倾向于继续前进。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第一年快要结束时，他加入到马丁·路德·金的示威游行中，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并因此辍学。他当时写道，认同金博士的“磨钝偏见的锐角”，因为他本人就被这些锐角刺得体无完肤。跟男人睡，但依然同女人约会，他被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纠缠了好些年，即使1965年他搬入“地狱厨房”地区2的一座无电梯公寓，每天要爬五层楼、登64级台阶，这种状况还是无法停止。这里是他最初的天堂、他的乌托邦、他的世外桃源。
  那时的纽约似乎刚从阴冷的睡梦中缓缓苏醒，正如19岁的他，明红色的犹太爆炸头扬起，在房间起舞。对大麻和迷幻药没兴趣的朋友被一群对此感兴趣的新人换掉。他就读于库伯联盟学院和艺术学生联盟，浸淫于佛教中，抗议战争。7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在十几岁的妹妹艾米面前，他对自己的品行不端丝毫不加掩饰。单单是走入那间墙壁被他涂成柠檬绿的房间，艾米就会兴奋不已。当她问起同性恋男生混乱的私生活时，他回答，这个圈子都是如此。
  史蒂夫将自由精神注入艺术作品中，青年时代的静物和风景画日渐模糊，变得更为抽象。(1972年，史蒂夫终于取得了城市学院美术专业的学士学位)。快到30岁的时候，他甚至小有名气。为了生计，史蒂夫不得不在《商业周刊》担任编缉工作，作为回报，1976年该杂志将其作品列入“值得投资的艺术品”名单。若非如此，他的画不会卖掉很多；史蒂夫的每幅画作都标价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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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他开始感到不适，”史蒂夫在一篇名为《斯蒂芬的旅程》的故事中写道，“接下来的几周里，身上出现了各种小感染，特别是喉咙。”在患艾滋病前几年，这种离奇的比喻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位年轻艺术家对使命的英勇追寻。故事中，一匹白马拉着满满一车煤来到他身边，载着他踏上伟大的旅程。煤“开始散发出奇异的光芒，仿佛似曾相识。”其中每一块都象征着斯蒂芬必须抛于身后的东西：家庭、朋友、甚至自我怀疑。他将它们散落在街上，仅留一枚：有生以来，他看到过的最美画卷。(上面有他自己的签名。)“我必须将它也放弃吗？”必须这样做，“旅程才是更重要的。”他的感染和疼痛消失了，但是，马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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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熨斗区3一次“休闲又不失性感的阁楼派对”上，32岁的史蒂夫与杰瑞·格林相遇。杰瑞“体格精瘦，肌肉结实，体操练习使他的身体柔软灵活，”史蒂夫后来在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书的章节主要是以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命名。“我一直认为，杰瑞有着阿拉伯王子一样多情风流的样貌，当然，是犹太版王子，但总有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在里面。”书的第二章(标题为“你进入了我的生活”)到此结束。

  虽然杰瑞拥有生物学硕士学位，但却在惠特尼博物馆担任行政总厨。他32岁，也用范德梅科姆牌牙膏刷牙！杰瑞羞涩拘谨，与高谈阔论、阳光开朗的史蒂夫形成了鲜明对比。史蒂夫从来不缺少见解主张，这也是他的同性解放精神只会进一步强化的一个因素。在卡内基音乐厅聆听蒙特赛拉特·卡芭叶4的演唱时，史蒂夫和杰瑞“小心翼翼地牵着彼此的手”，但在其他场合则假装正经：“我们自由地享受彼此的身体，为之狂喜。”似乎每个人都是这样。杰瑞的朋友本和马蒂对他们的同性恋关系总是开诚布公；杰瑞疲于维系一段异地恋情。不过，他和史蒂夫仍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独特的情感关联。他们很相配。这一点在他们相遇几周后史蒂夫肝炎发做时得到了证明：患病期间，杰瑞悉心地照顾他。这是史蒂夫想爱的男人，他也清楚该如何去爱。“我只为你的快乐而活，”杰瑞援引卡芭叶音乐会曲目中的话语。史蒂夫头一次表现却不那么诗意。“人们说，当你找到一个秀色可餐的人……”他写道，“杰瑞的确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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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夫宣布自己的新恋情时，父亲正值新婚燕尔，对此几乎没有反对。事实上，即使知道少一点儿，他也会很高兴。他“像矮精灵一样绕着房间满屋跳舞”，并说“但愿哪天能见见他/她”。
  但他似乎永远没能做到。那年年底史蒂夫和杰瑞搬到了洛杉矶，但父亲从海岸城市得到的消息总是零零碎碎的。原因之一是杰瑞很快在西好莱坞的圣塔莫尼卡大道开了一家名为“饕客”的餐厅，史蒂夫负责餐馆门头徽标和广告的设计——星光闪烁的晚上，巨幅菜单如流星般从夜空划过。
  然后，他们在北阿尔塔长街自己的房子里工作：这是一间建造于1927年的西班牙式小平房，充满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红瓦屋顶，小前院，餐椅上摆着史蒂夫的手绘坐垫。1980年，来看望他的朋友们发现，他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乐。最后史蒂夫说，那是因为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不过，在当时的洛杉矶，同性恋者看似都过得很滋润：“我们有音乐，可以去舞厅玩，还有毒品，”史提芬后来提到，“我们还可以通宵达旦地跳舞，然后整天做爱。”饕客餐厅里挂着那群人的照片，他们留着当时流行的胡须，穿紧身T恤，一如他们充满同性爱意的承诺，与此同时，灾难也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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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像是流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1981年1月，“艾滋病”这个名称尚未诞生，更没人知道它具有传染性。（美国的因病致死人数还是个位数。）医生告诉杰瑞，他得的只是不明原因的发热症。然而一年之后，结果变得清晰起来。那时，杰瑞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身上到处是病变的卡波西肉瘤；史蒂夫惊恐地看着“一个年轻帅小伙的身体……在我眼前，一刹那间衰老了60岁。”他说，“就像电影《驱魔人》的情节。 ”尽管他试着去照顾杰瑞，就像杰瑞之前照顾他那样，但他恐慌而愤怒。史蒂夫出生在医学世家，他认为，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互相关爱可以战胜病魔；从精神层面上来讲，他认为杰瑞能够通过积极正面的心态实现自愈。但两者都没用。
  1982年3月4日，杰瑞，即杰拉尔德·爱德温·格林，35岁，马克斯·格林和安妮·格林的儿子，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西牛顿市，是一家餐厅的创始人，（如同死亡证上所写的那样）在卡尔弗城特曼医药中心，因巨细胞病毒肺炎与世长辞。由其父递交给死亡证明办事员的资料显示，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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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夫自此几乎不再画静物和肖像。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画风诞生了：他在一张大帆布上涂满颜料，用胶带将颜料往下粘，涂上更多颜色，再用更多胶带往下粘，再涂再粘，最后将它扯出裂缝……如此几轮下来，画布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图像。这幅创作于1981年名为《鹦鹉花园》的作品漆黑一片：既没有鹦鹉，也没有花园。
  那时候杰瑞已经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从未来过。从“随性又不失性感”阁楼聚会上的相知、相识到憔悴地离世，中间仅隔了三年零两个月。假如有谁可能消失地无影无踪，那个人非杰瑞莫属。格林夫妇对史蒂夫“怨声载道,恨之入骨,羞愧难当”，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甚至拒绝向他透露埋葬杰瑞的地点。何时才能在九泉之下与杰瑞重逢？史蒂夫明白那是迟早的事，因为不明原因发热起先被确认为“同性恋癌症”，成为一种典型症状，后来被称为艾滋病，而艾滋病可通过性传播。
  于是，史蒂夫在加州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一无所有。正如他所说的，“为了活下去”，他在1983年摒弃了第二个世外桃源，准备驾车旅行，横穿美国大陆，有个叫罗恩·爱德华兹的朋友帮他收拾好了行装。行车途中，史蒂夫去了圣达菲，看望一位名叫克里斯·约翰逊的画家。
  约翰逊死于1985，终年33岁，爱德华兹死于同年末，终年47岁。杰瑞的朋友本和马蒂分别死于1986和1989年。十年间，在“饕客”餐厅拍过照的一帮人可能大多已不在人世。（摄影师丹尼·亚当斯死于1989年。）总体来说，史蒂夫的朋友圈里有70人死于艾滋病。然而他仍旧活着，从这场战争之初就开始抗争，最后形单影单地活了下来，倍加焦虑，他甚至怀疑朋友们用生命换回了自己的重生。幸存者的犯罪感、绵绵不断的死亡、隔三差五的悼念活动快把他逼疯了。家人发觉他经常郁郁寡欢，说话怪腔怪调，甚至干脆“关机”。史蒂夫也注意到这种状况，他写道，“撕开的伤口需要时间来愈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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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十年里，史蒂夫重返“地狱厨房”街区，频频约会，寻找一夜情——尝试采取“更安全”措施——但没有找到新人取代杰瑞。1984年在艾米的婚礼上，本打算让史蒂夫接住花束，但新娘抛过了头，花束撞到一扇窗户上。每一次头疼脑热都预示着艾滋病毒最终破坏了免疫防线，他虽然越来越疑神疑鬼，但却直面恐惧。到处都有治丧、帮扶、护理和心理辅导团队 （他于1992年获得纽约大学社会服务硕士学位）。史蒂夫当过艾滋病宣传大使，当时很多人对患者敬而远之，他劝说道：“亲爱的，如果我会被传染，早就传染上了。”
  此时此刻，既然活着，就要活出精彩。1989年10月史蒂夫去旧金山访友，经历了洛马普列塔地震。之后他把头伸出窗外，冲着目瞪口呆的邻居和毛发直立的猫儿大喊：“棒极了！”
  虽然去世的人少了一些，但死神一直如影随形，活着的人最终寥寥无几。有些人的死亡如洪水般来势汹汹，比如他的母亲因乳腺癌病逝，享年67岁。史蒂夫后来对艾米说，他不敢想象比母亲还要长寿。从那以后，他的右手无名指戴上了母亲的金色婚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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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4年威廉.帕克斯顿医生抽取了史蒂夫的血液之时，他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告诉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们，他具有某种天然的抵抗力。在家庭聚会上，他力劝克罗恩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去做一下医学研究，他们都说好的、好的，他应该去做做检查。但是，电话从未通知哪一位家庭成员呈现HIV阴性。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科学家们不能把注意力聚焦到同性恋圈子之外，就像对付其他疾病那样？假设如此，什么疾病不能征服？最后他听说，艾伦·戴孟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帕克斯顿正在寻找“HIV不感染者”。帕克斯顿说史蒂夫就是他要找的人，第一个通过那扇门的人。很快，这种的假设被证实。尽管史蒂夫的CD4免疫细胞被注射了比平常剂量大3000倍的HIV病毒，帕克斯顿仍未在他体内检测到任何感染症状。
  又过了两年才找到原因。像世界上约千分之一的人一样，史蒂夫继承了“德尔塔32”HIV防护基因突变的两个副本。HIV病毒必须找到和“解锁”两种表面受体中的任意一种，才能进入细胞结构，而在史蒂夫的CD4细胞中，不存在任何具有活性的表面受体。没有这种名为CCR5的表面受体，HIV病毒只能处于游离状态，并在几小时内被血液流动所清除。尽管史蒂夫讨厌人们说他“是被祝福的”——他说，这种话听起来相当自恋——但实际上，他的缺陷反倒成了福音。或者至少对妹妹们来说是一种福气，她们永远不会失去他，就像他曾失去那么多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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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戴孟德研究中心来说，史蒂夫是沉默寡言和坦率爽直的综合体，堪称完美的传媒工具。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为正在进行的研究筹集资金，他反复讲述杰瑞和70个（现在已经有80个了吧？）死去朋友们的故事；慈善会上他妙语连珠，用安慰人心的话语帮助艾滋病研究成为慈善事业的主流。“你只要将生命献出一点点，”在一次采访时他说，仿佛在说别人，“就可能影响上百万人的福祉和健康。”这不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由于了解到CCR5所起的作用，抑制类药物得以研发成功，并在2007年获批使用。对于众多艾滋患者来说，抗艾新药马拉维若片(即Selzentry)已成为标准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并作为预防类药物药处于测试中。
  人们对他血液的关注起初让他深感欣慰，巧妙地应对全球各地的媒体，他感到为故去的老友赢得了荣誉，也许同时满足了渴望被关注的夙愿。他是1999新闻纪录片中当之无愧的明星，以多种舞台角度呈现在观众面前：坐在摆放着成对蜡烛的餐桌边、为AIDS患者缝被子、熟练地画着水彩画。虽然经常表情严肃，但说到他可能在进一步研究中大有可为时，他会哈哈大笑。“我来这儿就是为这个。”到了2002年，当出演毛骨悚然的系列剧《死亡之谜》时，他已对扮演科学勇士的角色得心应手：有人给了他身体，死神夺不走的身体，就是为了让他在医学上做出贡献，如同叔祖父伯里尔一样。
  但名气是另一种传染病，很快被他清出体内。他厌倦了媒体的关注，与真正朋友的关心相比，媒体显得如此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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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逊河畔的莫尔登地区是坐落在曼哈顿上游上百英里的小村庄。2006年，史蒂夫搬进了由一幢宏大的三层庄园改造而成的一层公寓。室内有三个房间，空间足够大，可同时作为房间和工作室，但这两个方面很少分离。艺术无处不在，史蒂夫也一样。60岁时，他在一个邻里彼此熟悉的社区建立了新的、轻松的友谊，参与了各项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室巡游、选举委员会。一些新朋友对他有些误解，由于他的做事风格和全身上下的贵族范儿，误以为他是百万富翁。但他仅仅是开心，或者说，最终比以往更开心。这里是另一个乌托邦：世外桃源，他说，语气中毫无讽刺的意味。而且像世外桃源一样，它不久便消失了，2012年，大楼的业主认为有必要对年久失修的大楼进行修缮，要求暂住者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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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成年期可使正常人变得更循规蹈距，在没有对抗力与之抵消的前题下，它也会驱使性格怪异的人走得更远。史蒂夫有许多朋友，多数离他较远，还有一个混合型大家庭，包括兄弟姐妹、继亲表兄妹，以及没来往的远房亲戚。但他没有配偶和孩子（尽管他两者都想要），悲惨的是，他还没有同伴。依靠治疗、想象和修行聚会，他能应付幸存的负罪感，但生存是一个更大困难，从本质上讲，它意味着独自面对死亡。于是，尽管艾滋病放过了他，但伴随年老而至的普通病症（轻微的神经质、偶尔发作的心律失常）让他不安。他无缘无故地恐慌，甚至向比他年长的人抱怨自己岁数大了。当他需要切除胆囊时，艾米为了家中的两个孩子，无法像史蒂夫照顾她那样伸出援手。这让他暴跳如雷，两人关系因此疏远，几乎延续到他生命终止之时。卡拉伤心地看到，那个满怀爱心的怪人已变成一个古板的老人。导致变化的不是内疚，而是失望。处处奇妙的世界充斥着种种错误，不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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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逊河畔莫尔登的壮观生活画卷尚未展开，就在卡茨基尔的小木屋中凄凉落幕；总而言之，通往卧室的台阶太多，爬上去困难重重。所以一年后的2013年6月，史蒂夫终止了租约，然后用奖学金在门罗的阿南达静修院租住了一个月，他希望一边学习梵文一边修身养性。接着从7月中旬开始，史蒂夫会去伦敦和法国旅行。尽管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在妹妹们听来还是很疯狂。一天晚上，晚饭后在回静修院的途中，他在轮椅上睡着了。他不应该在吃各种药的时候喝酒。
  欧洲之旅缩水了，因为史蒂夫没钱支付运往法国的路费。但伦敦的资助者（为他买了机票）却记录了他的开心快乐：他送去了他们的画，并和他们十几岁的女儿合作，录制了一首包含深情的歌曲《顺其自然》。7月底他回到美国，虽然四处找住处，仍无处可去，最后在一位住在地狱厨房区的老朋友的公寓里临时安顿下来，那人出去度假了。史蒂夫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朋友8月26日一回来他就得搬走。他这个老朋友可没寻找室友。
  8月15日星期四，史蒂夫结束了对福多尔旅游指南中的阿鲁巴岛、土耳其和凯科斯群岛（这些地方他从未去过）进行校对的工作，接下来的一周，他四处找房子，在网上或亲自去找，但在莫尔登附近总也找不到中意又便宜的住处，即使连令人生畏的老房子也没有。可能等到9月份“驴友”离开时，房屋租赁市场会宽松些，但史蒂夫等不了那么久。当然，克罗恩家族的表姐罗丝住在上东区，她为人慷慨，过去曾给史蒂夫提供过住处，不过表姐快100岁了，而且他还得了感冒，不能去叨扰。圈套正在收紧：王尔德曾写道，“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然而，史蒂夫努力保持轻松。他和朋友共进午餐，和家人交谈，给很多人发邮件，跟他们说自己疲惫不堪、身体麻木，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或者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事实上，在8月20日星期二，他告诉卡拉，本周末他要驱车前往纽约北部寻找一处新公公寓。之后，等卡拉试图联系他时，他的邮箱已满。
  他并没有按计划驱车北上，但在星期五早晨给一位老友的邮件中似乎提到住房问题，他写到，“这周末一些事情要做个了结。”无人知晓史蒂夫怎样度过了最后一天的其他时间，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电脑上的历史记录，晚上10:09他调出了一张自己在海滩的照片，照片中他穿着彩色的短裤，皮肤棕褐色，看起来很开心。如果之前没有的话，此刻他摘掉了母亲的戒指。离世时，还有13天就是他67岁的生日，他终究没有母亲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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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6:45有个人叫了警察，说在切尔西西街26号庄园社区教堂前停着一辆红色雪佛兰开拓者汽车，驾驶座上有一个人不省人事、毫无反应。紧急医护救援人员当场宣布此人已死亡。之后，验尸机构宣布，死因是“痒可酮与苯二酚混合作用，导致急性中毒”。显然他早就存有止痛药和镇定剂。与一次性意外用药过量致死不同，这种死法被认定为自杀。
  这样一来，两天后返回市里的朋友就不会因室友（或室友的东西：没放在仓库的东西全被塞到车里）而困扰了。但是，史蒂夫的其他朋友和家人却要在余生中背负重担。他们本来可以为他多做点什么吗？（可他并没有要求过。）他们本应猜到吗？（但就算他处于绝望之中，也没表现出来。）他病了吗？可尸检并未发现这个66岁的人身上并任何异常。）那他真是由于房子的问题自杀的吗？看起来不太可能。抑或是在幸存者中间某种情感逐步发展，史蒂夫只不过是疲于面对，以自杀作为合理的解决之道。他写下两页留言，显然并未失去理智，上面提供的大多数实用信息，诸如存物柜和保险箱，都查实无误，同时，上面也指示说，要通知阿尔斯特县委员会，他不会作为民意观察员参加9月的选举。无论如何，他死了，与他的许多朋友不同，他自己选择了死亡的时间和方式。谁能知道信奉来生的他是否希望与葬在身边的母亲重逢于九泉？是否愿意与离别30年的杰瑞团圆？是否想与那些他所爱过、并因他的一种缺陷而活不过他的人相聚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的妹妹们暂时会看到这不太悲哀的一幕存在的迹象，不光在他留给艾米的生日祝语（“希望你喜欢这个礼物”），还有他在车里被警察发现的神态——两只脚撑在仪表板上，座椅靠背倾斜到极限，旁边放着佛教圣歌CD。他在微笑。
  注释：
  1. 十二步项目（12-Step Program）是一个通过一套规定指导原则的行为课程来挽回（治疗）上瘾，强迫症，和其他行为习惯问题的项目。
  2.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位于纽约曼哈顿西部，早年是曼哈顿岛上一个著名的贫民窟，主要由爱尔兰裔移民的劳工阶层聚居，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
  3. 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街区。
  4. 蒙特赛拉特·卡芭叶（Montserrat Caballé）是加泰罗尼亚籍歌剧女高音演唱家。（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