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014诺奖得主莫泽夫妇：哲学思想的科学家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位得奖者中，来自挪威的梅-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爱德华·莫泽（Edvard I. Moser）夫妇格外受到瞩目。

  莫泽夫妇都是挪威科技大学卡弗里神经科学研究所和记忆生物学中心的教授和创始者，并共同从事着前沿研究。在获得另一半诺贝尔奖的约翰·奥基夫发现“位置细胞”后，2005年，莫泽夫妇发现了大脑定位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识别出“网格细胞”和大脑如何在网格细胞的帮助下确定地点和进行定位。这个发现在9年之后为他们戴上诺贝尔奖的桂冠。
  北京时间10月8日凌晨，莫泽夫妇接受了财新记者的视频采访。获奖30多个小时之后，画面中的他们略显疲惫但仍然难掩兴奋，在短暂的采访中，他们谈及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和中国研究人员的交情。
  问：你们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五对获奖夫妇，作为夫妻搭档是否更利于科研工作？二位平时的工作如何分工？
  梅-布里特：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要想获得出色的工作成果，你必须得尊敬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你需要一流的同事，同时又要兴趣相投。同时，作为同事，彼此之间的不同的特点也会使共同的工作从中获益。例如，爱德华的数学非常之好，而我则善于和人们打交道。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我很少做数学相关的的事情，而爱德华则较少负责对外交流，我们的分工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平时会花许多时间和我们的团队成员交流，这是工作中的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把团队成员凝聚起来，让大家有创意的工作，帮助他们。
  爱德华：我们的实验室团队非常大，有二十至三十个博士后研究员和在读博士生，我们需要了解每一个人工作的细节，进度和需求。就像梅-布里特所说，我们两个人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效果，远远大于我们两个人工作能力的简单相加。
  问：获奖的诺贝尔奖的研究“网格细胞”目前已经于对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这项成果还将对人类产生哪些影响？
  梅-布里特：这项研究关乎我们自己，关乎大脑本身，大脑如何运作的知识对人类来说是极度重要的。同时人们也会问，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一些训练使自己具有特殊的导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对这些领域的了解比以前更多了。
  爱德华：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试图去了解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而这项工作长远看来，会对与人脑相关联的一系列领域产生贡献，例如神经学，心理学等等。阿兹海默症是目前看来与这项工作最紧密连接的，然而长期来说，这项工作会持续促进对于大脑的认知，人们曾经计算过有多少疾病是与大脑相关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所以未来应用将会是非常广泛的。
  问：目前的科学进展是否已经将空间辨别的机理全部揭示出来，距离我们完全了解大脑中的“内置GPS”还有多远？
  爱德华：在科学研究中，每一次的发现成果都伴随着对更多发现的期待，科学家们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会收获越来越多的问题，永无止境。然而，就网格细胞和大脑定位导航系统的这个例子来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目前我们对这一系统的认知比大脑其他的系统要先进很多，因为可以容易的观察和测量某一独立的细胞的活动，所以在未来很长一短时间里，我们都可以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大脑的总体运转。
  问：在此次的颁奖词中，哲学思辨多次被提及，您认为您的研究有何哲学意义？
  梅-布里特：我们的一些研究，就和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有关，例如，动物的精神能力是否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曾经对刚出生的大鼠进行研究，从它睁开眼的第一天，我们就测试看它是否有位置感、方向感，边界感等等。接着，我们开始研究决定这些感觉的机制。
  爱德华: 事实上，每个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都是由互相连接的具体细胞所决定的。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认知和感受很大程度上由经验决定，虽然经验也是塑造认知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在生命之初已经形成。
  我总是持续地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惊讶：大部分的功能都从生命起始的时期就形成了，有多少是基因决定的？有多少是结构性的、由大脑连接方式所决定的？至少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空间定位是这样，也许还有更多的精神功能是大脑本身的产品，我就是为这样的问题所深深着迷。
  问：二位有比较喜爱的哲学家吗？
  爱德华：我一直为康德的理论所着迷，因为和我从事的工作非常相像。
  梅-布里特：还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和提出问题。
  问：您是否预测过诺贝尔奖项？您认为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中，下一个最可能得奖的研究是什么
  爱德华：我觉得非常难说，有很多好的研究团队，有些研究是那么好……但是明年或后年谁能得奖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不好说。
  梅-布里特：我们能说的是，真的没有猜到今年会是我们得奖，我们是如此的震撼和惊喜，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快乐和感恩。
  问：对于中国目前的科学研究，二位有何评价？
  梅-布里特：我们曾经去过中国两次，在那里接触到非常友善的人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中国近年来出产的科学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我想特别提及蒲慕明夫妇，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蒲教授在上海的研究所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机构。
  爱德华：是的，他们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问：未来会考虑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合作吗？
  梅-布里特：我们的实验室一直都有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出色，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们也会保持联系。
  爱德华：这些研究人员迟早都会回归祖国，我也希望他们的前途顺利。中国的科学研究潜力是如此的巨大，我会非常期待看到十年之后，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