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烦恼

  医学是爱的产物。这是它存在并不断获得发展的意义和理由。但是现在，它带来了反向的东西：怀疑、恨和剥夺。请看《中国周刊》的封面故事《医生的烦恼》。
  挣扎的天使

  走近他们，感受纯洁的守护，聆听无奈的叹息。
  在中国，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这般被投射那么多复杂的情感。人们是如此需要他们，却又如此惧怕他们，怀疑他们，甚至憎恨他们。

  中国医院协会数据显示，73.3%的三级以上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暴力伤医”已成为排在“雾霾”之后的第二大健康事件。

  而更糟的，是公众均沦为抱手看客，甚至乐看其成。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反思，没有有益的表达。这样的社会语境，一定程度上又滋长了新的仇医、袭医种子。

  所以，在当下中国，医生和患者之间，是一种畸形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前一秒钟，患者可以给医生跪下；后一秒钟，患者向医生拔刀相向。而医生，面对患者，诚惶诚恐，再难纯粹，因为他们要随时提防那把不知何时会亮出来的刀。

  医学是爱的产物。这是它存在并不断获得发展的意义和理由。但是现在，它带来了反向的东西：怀疑、恨和剥夺。

  这样的扭曲，最终，将损及我们每个人。

  一片喧嚣中，医生早已被舆论和公众戴上了一个一成不变的面具。他们的面目模糊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所以，他们的表达，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

  每年，60万学医的学生，只有不到10万进入医院。九成多的医生表示，誓不让自己的孩子从医。一些医生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为求自保，不再敢于创新，不再敢于冒险。

  我们是否会担忧：今后，我们可能找不到医生给我们看病。我们可能找不到一个医生，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共同冒险，战胜未知的疾病。

  这是我们做这期封面报道的主要原因。我们走近医生，想看到这一群体真实的职业生态。我们知道，医生的困境，同样源于体制。将体制带来的问题归咎于真实的个体，让他们为体制带来的问题买单，并不公平。

  感谢所有受访医生的坦诚相告，让我们看到了医生真实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的敏感和谨慎，也超出我们预料。所以，他们的表达有所保留，他们内心一些真正的声音，我们可能听不到。由此，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和不自由更令我们感叹。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医生们的挣扎、无奈和屈辱感，但也看到了他们坚守的信念。那种积极面对、不断尝试、作出改变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的希望。

  这是这个采访带来的最大收获。

  很多医院和医生，将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奉为圭臬。这是三种为医的境界。

  人们对医生神性的期待，自从这一职业诞生那天起，就从未减少。时至今日，我们整个社会对医学的认知仍非常有限，人们对医生抱有过高的期待。

  “有时是治愈”坦言了医学的局限，坦露了医学作为科学的发展性、延伸性和非万能性。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每个病人。“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意味着，医生要帮助病人、安慰病人，让病人得到温暖。这是抛开技术，医生最具有意义的存在和使命。

  当体制笨重无比，对它的治疗步履维艰，我们惟寄望于，回到原初，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并践行自己的使命，公众能够增加对医学的认知，理解医学的局限，如此，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破解今天医患关系的困局。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改变。

  学会麻醉，相信未来

  一个职业不停地增强你的智商、情商和成就感，它会没有吸引力吗？可是这个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让无数医者困惑。
  感受过痛苦与快乐，纠结和幸福，现在，王新霞已走向平和。

  7月10日晚，王新霞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7月8日，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人民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院长被殴打至脑震荡，多根肋骨骨折，昏迷不醒。政府要求医院赔钱了事，令医护人员心寒。他们走上街头，要求警方严惩医闹。”

  转发完这条消息，她没有说一句话。最早，发生这样的事件时，她曾在网上写跟帖，表达愤怒。现在，她认为自己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像她前一天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的那样，“要学会麻醉。要跳出来，相信医生的未来。”

  但是，沉默背后，好像仍能感受到她芜杂的心绪——愤怒、心痛与无奈。

  这个从医已近二十年的女医生就职于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外面学习，这暂时的抽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工作中的压力，让她对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

  “如果是几个月前你采访我，我可能会有更多牢骚。现在，因为有这个喘息的机会，让我能全面地看待医生这份职业，看待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平静了很多。”

  她的平静，来自于她对自己职业真正的喜爱及信念。整个采访过程中，她多次提及医生这个行业的魅力：“有很多挑战。另外，这一行有很人文的一面，我们面对的患者来自社会各层次，在情商和社会认知上有不断的提升。当然还有救治患者后巨大的成就感。”

  “一个职业不停地增强你的智商、情商和成就感，它会没有吸引力吗？”王新霞说，“可是这个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让无数医者困惑。”

  “我们应有信念，相信未来。”在一个值班失眠的深夜，她在微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她在自勉。在努力寻找希望。

  医生被妖魔化了

  王新霞最初学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妈妈是医生。她还记得小时候人们看妈妈时尊敬的目光。“到哪儿都特别受尊重”。

  刚毕业时，从小医生做起，“经验不足，气场不足，病人不信任你。有很多苦恼”。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新霞真心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可最近几年医患矛盾和暴力伤医事件越演越烈，她有了更多的困惑和烦恼。

  “医生被妖魔化了。”她强调，“对于不时见诸媒体的一些关于医院的虚假报道，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是很差的，轻易就被蛊惑了。”

  “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严谨的。”她解释道，“正规医院里，医生诊治病人，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团队行为。比如住院病人，有一线、二线、三线的医生在层层把关，治疗方案的调整，是集体的方案。门诊也是一样，门诊病历全都是可以调出来的，也是有法律效应的，没有医生会信口雌黄。”

  医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会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些信念深入了很多医生的骨髓。但是当下，王新霞悲哀地发现，曾经被患者托付性命的医生，有时会不得不付出自己的性命。

  “如果是在抗震救灾的现场，在SARS传染病房，医生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那是医生的天职。可是如果是治疗过的病人在你不知情时对你以暴力作出宣判，那就是医生的悲哀了。”

  “现代医学并不能治愈所有病痛。很多时候，医生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减轻患者的痛苦，延长患者的生命。那么患者应当怎么看待医生，尤其是当病患的痛苦不能被解除的时候？”王新霞提出了问题。

  现实是，“社会观念中，我们要满足患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治愈一切疾病，否则，有的人就可能愤怒，甚至极少数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

  王新霞在会诊病人时，曾有病人对整个问诊过程全程录音。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她的同事告诉过她，一位护士给病人扎血气时，病人也用手机照相。诊治过程，都会纪录。当晚，她在微信里写下一句话：“一切明着在你眼前。蔓延着冰冷。”

  近来，王新霞看到很多在“文革”时打老师的人出来向老师道歉的报道，“现在这么打医生，难道也是要等很多年过后有人出来忏悔和道歉吗？”她问。

  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四月，一个去世的先心患儿的家长们来医院大闹。那天，王新霞刚刚参加完心外科一个患者的会诊出来。在门诊大厅里，她看到了那一幕。

  一瞬间，她很恍惚。患者口中狰狞的医生形象与她看到的、听到的同行、同事们的疲惫、焦虑、压力，形成巨大的反差。

  “医生的劳动强度太大，没人能体会。”王新霞感叹。最多时，王新霞一天看过138个病人。她的同事，看过176个，是最高记录。

  她在微信里记录过自己最累的时候。“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晚上还要值夜班。上了五个呼吸机，一晚上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又看了半天的专家号。脑子最后都木了。然后还得想着每个病人的状况。”

  从医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有休过年假。“医生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能休吗？休不了。家里没有特殊事，都不好意思请假。”

  在身体的疲惫之外，心理压力更让医生不堪重负。“病人的诊断没弄明白，就会一直想着。一个复杂的发热可能要考虑到几十种疾病的鉴别。而病人病情时时变化，压力、焦虑时时存在，甚至有时候半夜做梦有了思路，马上起来给医院打电话。”

  有一次，呼吸科里来了一个重度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晚上12点多了，主任还打来电话问病情进展，调整治疗措施。由于病人病情凶险，主任凌晨1点直接来到医院，在病人床前守着调节呼吸机、泵入药。直到3点多病人病情平稳，才在值班室休息一下。”

  “这种付出在每个大夫身上都是常有的。”王新霞感叹，“当病人病情危重时，没有医生会去在意别的什么，有的只是心无旁骛尽一切努力去抢救病人。”

  王新霞记得医院里一个院长说过一句话：“我们医生是蜡烛，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最多时，王新霞一天看过138个病人。

  一个关于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王新霞的同事——安贞医院心内科吕树铮教授的办公桌玻璃下，有一张告知函，要求“该员工必须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因为吕教授体内的放射剂量大大超出了国家规定剂量。

  在医疗圈，吕教授是天王级专家。二十年前，他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冠脉内支架，至今是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个人例数最多的专家。

  做介入手术时，医生虽然顶盔贯甲，穿着厚重的铅衣，但体内累积的X线辐射伤害非一日之寒。几十年下来，曾经一度，吕教授的血小板只有8万，正常值是10万到30万，碰哪儿哪儿出血。由于铅衣长期的压迫，他的胯骨双侧股骨头坏死，在1995年到1997年两年间不得不拄拐行走。

  王新霞很担忧，“医生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行业，应该吸引很优秀的学生来学习。但是，我们靠什么来吸引优秀人才？靠这么灰暗的职业状态和前景吗？”

  医者不仅仅是技术

  感受过痛苦与快乐，纠结和幸福，现在，王新霞已走向平和。“如果你沉浸在愤怒和绝望的漩涡中，不停地埋怨，那你就没法继续往下走了。就像面临手术的疼痛，只有麻醉后，才能完成手术。必要时暂时的麻醉，会带来有希望的未来。”

  那么，如何往下走？如何做到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王新霞选择不断学习。“为什么我现在还出来学习？在医学中探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这很快乐。不断地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用来激励自己。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支撑你，你会被那些琐碎的繁杂的东西给弄崩溃掉。你应该跳出来。”

  在精进技术之外，她希望在人文方面能对医生这一职业有更深的认知。

  “你看那些医学教授、专家，魅力从内而外散发出来——人格的魅力、人文的魅力，非常吸引人。”

  王新霞喜欢一部叫《周一清晨》的美剧和《奥斯卡和玫瑰夫人》的电影。这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医生的故事。前者让她看到了美国医生的敬业和对生命的尊重。后者让她学会了面对，学会了医者不仅仅是技术的。

  “作为医生，更应关注病人的心理。当患者突然面对疾病的打击时，艰难时刻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也许不能改变他最终的病情，但你带来的温暖一定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这就要求医生要更多修炼。”

  曾经，作为医生，看到很多生命消逝而自己不能阻挡时，王新霞感到特别无力，甚至有了不愿面对的挫败感。

  “好医生不是能够消灭疾病和死亡的人，而是能够帮助病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威胁却仍然充满幸福感的人。”现在她明白，“在技术之外，医生的陪伴对病人来说更加重要。

  “医生应是最好的行业。”王新霞以这句话作为采访的结束语。我相信，这是她真实的信念。

  “退休”是一种解放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学医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五十八年后，77岁的医生纪克宁依然清晰记得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56年，她从那里高中毕业，考取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

  “允公是大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同时要具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下这番校训解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纪克宁都以此为准则。比如选择学医那一天，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治病救人”。

  “我们家基本算是商人家庭，没有人从事与医生相关的工作，只是爷爷和父亲患有肺结核病，父亲又爱读大众医学及相关的科普知识，我便对医生很感兴趣。”作为家里的长女，纪克宁从小就很独立，她明了自己的选择。

  “学医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要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就算都学了，最后还得通过思考，通过总结，才真正有提高。只看书本是不够的。”她解释为什么学医需要五年时间。

  1961年，纪克宁面临分配。那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同学们天南海北。她被分到了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医院，做综合性病房医生。

  两年后，纪克宁到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当起了住院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纪克宁像鱼儿进了大海一般，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尽情吸收着养分。妇产科多被认为又苦又累，但她并不在意。“那时候主要看工作需要，上学时没有学费和书费，就觉得国家培养了医生，一定要再回馈给国家，回馈给人民。”

  回忆起天坛医院的时光，让纪克宁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教授、讲师很有经验，能够非常规范地培养出一个医生，教会了她很多。

  “那时好些年不兴提升，以至于我离开的时候仍是住院医。那个年代，医生就是累积临床经验，回顾病例。”纪克宁说，“现在学医更注重的是影像、化验、科研，是名气，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

  在纪克宁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她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做了好多，都是从最基层做起，从什么都没有开始摸索，所有东西都是慢慢地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所以比较有耐性。“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这是纪克宁的座右铭，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感悟。

  从业53年来，纪克宁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参加过上山下乡，深入民情，这让她走得也更踏实，不仅积累和更新了专业知识，也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实践。

  “我很感谢这个职业。感谢病人通过自己的病痛，成就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梦想。每例急救成功，更加坚定了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

  在医生这一职业变得如此敏感的今天，纪克宁也从未后悔过踏入这一行。“我觉得每个人的病都是一本书，过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医生这个职业会让原来感性的自己变得更理性。这样也比较能宽容别人。”

  谁是强势？谁是弱势？

  从医的人往往对家庭付出很少。纪克宁的先生也是医生，夫妻俩都缺席了儿女的成长。“小时候女儿在北京归奶奶管，儿子在天津归姥姥管，这也是为了学业。”虽然如此，纪克宁并不遗憾，“医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个年代我也是觉得自己要多进步，多为病人解除病痛。”

  从业这么多年，纪克宁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已经成了尚未成功的医改道路上的牺牲品。“医学是有风险的行业，目前国内医护人员多超负荷工作，活多、钱少、高危已成为中国医生的标签。最严重的是执法不公，法律往往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医生成为戴罪之身，作为执业医师深感屈辱。”

  1990年代以前，纪克宁从未意识到医患矛盾这一问题。“1990年以后只是个别现象，根本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但2000年以后再加上医闹，一下子就出现了‘不打医生打谁，不打护士打谁，打的就是他们’的普遍现象。”这种把对社会的不满、对医院的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让医生当替罪羊的举动，让纪克宁内心很是不舒服。

  “医闹就是流氓，就得严厉打击。像在美国，一般就得收监，还会让他们赔偿很多钱。”纪克宁说得认真。在她看来，虽然现在国家也投入了很多人力保护医院，但却缺少相应制裁的法律。
  77岁的纪克宁表示医生这个职业赋予了自己细心缜密、逻辑理性的特质。

  “到底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哪一行都有风险，但就是医生这一行不允许有失误。每一次发生一些事故或者误诊的时候，很多医生出于职业道德都会有负罪感和不安，但依然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一岗位上承担很多。”纪克宁说。

  制度缺失与保障无力，让医生成为了面对矛盾时非常具体的一个对象，悲剧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不可能给每位患者提供良好的诊疗、帮助和安慰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如果让80%-90%的患者，在门诊服务上能够下到社区，医生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建立医患相互信任的这种关系。”原北京市卫生局干部王双琴曾这样提到。

  “很多时候不是说医生失误，现在不论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等诸多复杂情况，如果没有化验和精密仪器检测，一旦有情况真是百口莫辩，没有证据。”从业多年，纪克宁没有任何医疗事故，但是也曾经历过同科室的一些意外。从中，纪克宁也吸取了很多教训。

  “现在好多医生常常会觉得忐忑，跟病人说完话，赶紧就走，不敢多待，确实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纪克宁谈到几年前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砍数刀的事情，感慨道：“每个医生在学医的时候都以救死扶伤为目的，但现在，他们更注重保护自己。”

  “谁都愿意做个好人，不愿意做个死鬼。”纪克宁很直白。在她看来，医生和患者事实上是平等的，治好了病，两人也是共赢。“所以如何分辨强弱势？很多时候还是社会带出了这个问题。”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委托于律师。

  纪克宁曾多次出国访问，她的观察是，“除中国外，各国都十分尊重医生。有的国家，医生的地位超过官员，甚至超过律师。在中国，医生以前的地位虽然不算高，但会觉得在治病救人中得到快乐，并没觉得受到屈辱。现在，完全就成了替罪羊。”

  “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太糟了！”一位医生曾向《医学界》杂志痛陈，“医疗环境和医疗工作强度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真的是在撑着，硬撑着，工作中没有乐趣。”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有没有发挥他们的所长？是不是能真正地人尽其能？”纪克宁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需要思考。

  “很多现象特别能说明问题，比如SARS发生的时候，医生被称赞为‘白衣天使’。包括汶川地震，医生也是奋不顾身地向前。但是，远离这些危险时，人们就反过来给医生挑错。各行各业都有出错的人，但对医生却是普遍挑错。可以说，医生的地位正在下降，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相比，医生们的回报明显偏低。《医学界》此前发起的一项6150名医生参与的调查显示，中国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非常不容乐观。“我得说句公道话，现在的付出和薪酬确实不成正比。”纪克宁说。

  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一直存有争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叫做《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的文章中提到，给医生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马达加斯加是真正的全民医疗，所以就不会有不平衡的心理，医护关系非常好。在那里也真的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总统和夫人设家宴款待医疗队，卫生部长时不时就会来慰问一下。”

  那种工作环境让纪克宁深深地感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此后，每次出国，她发现在那些国家都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和家属会非常配合。医生没有杂念，没有烦扰，剩下的只是互相交流和学习。

  对于医生当下的敏感处境，纪克宁说：“无论是私底下，还是会议上，大家并不交流这些事。对于医生们而言，明摆着的事，只能装不知道，装看不见，装麻木不仁。”纪克宁说，“事实上，现在很多医生都有一种屈辱感。”她强调。

  “我理想中的医生，是面对病人可以只考虑他的病情需要怎么处理，怎么与病人做好沟通，然后全力以赴地救冶病人，而不是首先去想我怎样做才不会被骂，被打，被投诉，惹上官司。”一位医生这样说道。

  如今已77岁的纪克宁面对当前的形势，觉得“退休”对自己来说是一场解放。她现在在北京生生医院及北京美兆健检中心坐诊，也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以女性不孕不育为主的会诊。

  对于中国未来的医疗，纪克宁没有想过，也没有过多的期待。“我不是那种爱纸上谈兵的人，我是那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且行且珍惜。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我喜欢这样。”末了，她说，“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自己的道路。”

  为体制挡箭的人

  在这个局中，医生处在风口浪尖，时刻“裸露”在这个缺口上，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
  正午12点，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内等候挂号的队伍依然很长。有的人因为长时间排队开始体力不支，干脆坐在地上，精神疲惫而紧张，但是没人离开队伍。

  每隔几分钟，整个队伍会往前挪动一下。空出的位置，很快会被补上，甚至比刚才的还长，夜以继日。“其实，有效病人并不是那么多。”工作在这家医院的医生王微说。她在这家医院已干了十余年。

  她所认为的有效病人，是指那些只能在这所医院或者只能在这个级别的医院诊疗的病人。“如果全是有效病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医生的诊疗压力，医院也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一位千里迢迢从济南赶来到骨科复诊的病人，等待了数小时后，发现查验结果和治疗方式与他在老家县医院查验的结果并无二致。

  “中国的医生不是不够多，而是混乱的就诊制度使得一部分医生应付不过来，而另一部分医生却连基本的保障都没做好。”王微说。“中国应该实行转诊制度，真正地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一期待正逐步被认识到，但完全实现好似遥遥无期。

  30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

  济南市郊的一所小镇医院内，医生肖桂芝打开微信，饶有兴致地看着群里的各种消息，时不时在里面发几句感慨。“病人很少啊。大多数人一旦得病，无论轻重，都会直接去县城或者上市立、省立医院。”

  肖桂芝认为，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健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不能实现他们心理预期的乡镇医院的诊疗水平形成了冲突。”

  中国的大多数医院由政府开办。上个世纪，公立医院享有政府的全额资助。市场化改革之后，公立医院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有说法称，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当过度检查和治疗、以药养医成为医院最大的收入来源，他们也因此失去了患者的信任。

  一位曾经的医药代表孟依依（化名）表示，医药代表为了将医药打进医院，无所不用其极。“医院与医药代表形成利益链条，医生‘开方销药’拿提成已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有的医生胆肥儿点，有的医生更顾及尊严。”

  此类事件曾经兴盛一时。后来政府出台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防止“以药养医”成为重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势头，但是中国医生收入过低的现实，从根本上很难将已经扭曲的现状改变。

  在医院之间、各个岗位之间，医生们的收入分配也正形成利益对抗。“早在十多年前，某些医院就可以给收治新病人住院的医生进行相应提成。医生写一份大病历，有50元提成，一个月30份的话，已经比我们那时整月的工资要高。”王微说。

  在这一现实下，很多医生在职业道德和养家糊口之间，艰难地做着抉择。而当生存压力和自我价值被政府和社会严重低估，一些医生选择了离岗弃职。

  “现在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医院医生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极少的一部分绩效，卫生局给限制了。工资不算高。”肖桂芝说。

  为了那点工资，她每天辗转十几公里，从县城赶到这所小镇上班。患者们多是附近的农民，看她的目光中，却多有羡慕。

  在肖桂芝看来，医改政策更倾向于患者，而患者却不信任医院。“新农合作医疗以及基本药价限制等医保政策使患者少花了很多钱。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患者依然认为医院在宰割他们。另外，患者的就医要求也在提高。很多患者事先会在网上查一些治疗方式，并以此来质问医生。他们总觉得医生诊疗不专业，或者无故增加检查项目，多收费用。”

  面对不信任带来的诸多麻烦，很多乡镇医院不再将大门“敞开”。“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动不动就有病人找医院麻烦要求赔钱，所以我们也是安全起见，病重的不收，脾气不好的也不收。”肖桂芝说。

  在北京郊区，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上次我去北京门头沟区一所乡镇医院交流，那里的医生只拿固定的薪资。他们有心电图设备，但是很少有医生愿意给患者做检查，一般就直接把患者介绍去大医院，应该是怕担责。”王微说。

  事实上，很多基层医院为了保持有生力量，满足基本的医疗保障，也招聘了大量未经严格培训的“医专”生。

  但是他们显然不足以获得患者的完全信任。王微的丈夫是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曾培训过一批进修的乡镇医生。“30个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中国医生应该去掉1/3,这话说出来不会冤枉谁。”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一段时期内，乡镇医生为基层的医疗保障做出过贡献。

  肖桂芝是在一所医专院校毕业之后，进入这家乡镇医院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家医院一度非常火爆，医生们有很多的拥趸，有些还被称为“名医”。但是2000年之后，随着一些医生调离、交通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病人直接选择更好的医院。最近的一家，是距离这座小镇15公里外的一家二甲医院。

  医生这一职业被虚拟夸大了

  古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医与清官一样，备受敬仰。这在民间话语里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在王微的认知里，这都是圣人造相。“其实医生就是一种治病救人的职业。但是这种圣人造相，已经超越了职业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虚拟夸大。”

  王微听到过更极端的说法，“医生最完美的结局就是以失败而告终，像跳高运动员一样，永远挑战高度，挑战未知。这是名医的归宿。”

  王微对此不以为然。“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并不希望有大起大落，倒是平凡最好。救死扶伤，问心无愧。”

  她和同事们开过玩笑，“自古名医就是个危险职业。华佗纵使医术再高，不也遇到了曹操？”

  而现在，医生面对的危险并没有减少。

  媒体披露过一个针对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原因的调查，结论是：除了医生收受“红包”外，更多地，患者认为医生和医院沆瀣一气，增加病人负担。许多患者甚至将疾病恶化直接归罪于医生，指责医生既无医技，又无医德。

  在医疗保障尚不完善、患者又没有宣泄愤怒与焦虑的出口的现实环境下，暴力伤医事件便屡屡发生了。

  这让很多医院忧心忡忡。有些医院甚至聘请警察为副院长，负责医院安保。

  “在台湾以及美国，法律在保护医生方面规定得比较详细。在人们的意识中，医生是一个挺伟大的职业。在台湾，医生很少受到肢体上的伤害。当然，医疗体制和医院管理方面，大陆和台湾是不同的。”王微的学生、来自台湾的王颐（化名）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她出生在台湾，在美国度过少年时期，来大陆读医学硕博。“在台湾和美国，医生的门槛很高，相应地，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不错。医生和医院是签约关系，在完成合同规定的约定之后，医生有自己的时间。医疗保障的完善也很少让医生考虑其他事宜，他们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医疗指南范围内治好患者。”

  相关的文化也不一样。“在美国，很多患者会志愿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比如一种新研发出来的药品，在美国实现临床治疗之后，可能要等十年，中国才会把它用到临床上。这一方面在于受体制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保守的医疗背景。所以很多中国富人会去美国就医，对美国医生充满尊重和信任。”王颐说。

  医生需要学会表达

  在中国传统中医的诊疗过程中，“望闻问切”的治疗方式由来已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就医方式。

  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医生通过交流，了解病人的病情；而患者在交流中感受到医生的重视和关爱，从而得到慰藉。由是，治疗朝着恰到好处的方向进行下去。

  而西医的治疗手段，则过多依靠医学仪器，而忽视了与患者的沟通。患者面对冷冰冰的医疗设备，医生依靠设备数据得出诊疗结果，看似更具科学性，但对患者却少了一份人文关怀。

  “医生起源于巫师，最早也如传教士般寓意着能带来心灵慰藉。”王微说。但是这一意义现在被慢慢抽离了。

  “比如现在，医生做手术之前，需要患者家属签字，这是必走的程序。但是医生和家属交流时，往往是不太通畅的。”

  王微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个动手术也无济于事的绝症病人，家人已经倾尽所有，这种情况下，医生就要表达一种婉拒。如果医生尽力去救了，但之前他没有和家属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手术后的结果往往很难令患者满意。”

  “医生从事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学科。因此，医生考虑的东西应该很多，甚至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王微说。

  这意味着，表达和沟通也是医生的一项基本技能。王微自认为有着很强的表达力，“这也许是我总是可以说服病人的原因吧。”

  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

  据公开的医疗学术统计数据显示，称得上级别的医院，医生的技能虽然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失手概率极低。

  业界普遍认为，有些事故确属医疗事故，但大部分所谓的医疗事故都是医生在“医规”指南下进行的尝试性拯救，称不上事故。但这些真相往往被不熟悉医疗程序的媒体所曲解了。

  “医生对患者‘不轨’，这和医生职业本身是相悖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每个医生在医术上都追求完美，不想留下哪怕一点败笔。即使那些只追求名利的医生，也不可能置医疗准则于不顾，葬送自己。”王微说，“医生需要一种专业的解读。”

  当下，随着健康成为人们的头等诉求，很多媒体以不同方式推出了很多专业的医学栏目，对医生的正解正在形成。

  “当然，医生还承载着很多暂时不可改变的困局，医疗体制的改革仍需深化，医疗保障尚需完善。”王微说，“在这个局中，医生处在风口浪尖，时刻‘裸露’在这个缺口上，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换句话说，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王微说。

  “每个职业都会有每个职业的风险，看你怎么去看待。”在王微的语境里，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生一定会从被误解的行业中解脱出来。

  若即若离，从未走远

  “并不是每个人的内心都那么强大，在体制内，却可以不在乎职称的评定，敢于说，老子就是不写论文，不晋升了，你能怎么着吧？我对论文不感兴趣，也不愿意随便写点没意义的文章凑数。”
  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于莺很兴奋

  小时候的于莺叛逆成性，像个假小子。上课爱说话，下雨不打伞，妈妈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有一次，妈妈抄起塑料鞋抽她。小于莺盯着胳膊上的印子，念道“这次是37码的。”妈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高二时，妈妈患乳腺癌在长海医院顺利做完手术。“当时，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过道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尽量让出更多空间，眼神里满是敬仰啊！”

  1993年，于莺高考，妈妈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她觉得“没有比医生更神圣的职业”，报考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前身）。8年本硕博连读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工作了12年，因为喜欢临床，不喜欢搞科研，于莺的职称止步于“主治医师”。

  去年6月6日，她在微博上宣布“裸辞”，原因是“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办离职手续时，面对需要盖20个章的离院通知单，她发微博调侃道，“有木有人跑断了腿都盖不全，然后大喝一声，老娘不辞了！”

  今天，40岁的于莺以合伙人的身份出任美中宜和妇儿医院门诊中心CEO。

  “终于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啦，我现在见到谁都想抱着亲一口。”7月14日下午，于莺编完这段文字后，感觉难以概括兴奋之情，又在后面加了20多个大笑的表情，在微博上发了出去。她期待早日把其他所有证拿到，门诊中心争取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开业。

  “被自愿”搞科研

  “会场氛围融洽和谐，互帮互助，你推我让，谦虚客气，尊老爱幼，个别谁都不待见的题目直接给了今天没来开会的同志。坐我边上的帅哥说：真像分赃！我笑了笑：还有栽赃呢，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12月3日，在协和医院的一次科研会上，科研负责人提出几十个项目课题计划，大家逐一认领。“急诊室女超人”于莺边开会边发微博。

  于莺至今感到很费解：“搞科研怎么还带有强制性？不感兴趣的课题硬要去搞，意义何在？”

  直到离开协和，当了6年主治医生的于莺仍没评上副教授。原因只是：没有SCI论文(即论文要刊登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索引收录的期刊上)。

  “科研应该是评价医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而不能成为唯一标准。我们的体制是否应把不喜欢搞科研的临床医生一棍子打死？这值得反思。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论文大量生产，但是被引用率很低，能够真正指导临床的研究也偏少。而医生科研服务于临床才有意义。”

  “有的时候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医院给医生5万元，去写一篇SCI文章，但是这文章除了帮助作者晋升职称外，没啥用处。”于莺说，“可能自律性好的医院对科研文章的真实性等把关较严，但是一些小型医院为保住医院的等级，不得不去做很多SCI。”

  “再说，你让一个临床医生拿出很多精力搞论文，有时难免会有造假的成分。我对论文不感兴趣，也不愿意随便写点没意义的文章凑数。”

  在公立医院，医院的等级、医生的职称等都与科研挂钩，只有搞科研才能被学术界认可，才能不断晋升。而公立医院又跟医学会、专业学会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也就有了幕后交易和造假的可能性。”于莺叹道，“我觉得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爬得快正常。但问题是现在只有这一条道。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很无奈，即便造假也是被体制逼的。”

  于莺认为，通过评判的方法来界定医生的层次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考核方法中，唯一可量化，也最直观的就是论文的数量和分数。你说医疗水平怎么去量化？如果很多患者说你水平高，但医生觉得你水平挺差的，怎么办？在公立医院，就是靠更直观的、一目了然的论文数量和分数论英雄，你也没辙。你只能被动接受。”

  于莺说：“并不是每个人内心都那么强大，在体制内，却不在乎职称评定。敢说，老子就是不写论文，不晋升了，你能怎么着吧？”

  “哪儿算是揭黑啊”

  “恭喜你啊，开微博1个多月，粉丝就到了23万了。”2011年12月5日，于莺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这东西(粉丝)有什么用？能让你不考虑体制，无需写论文就当副教授？还是能一会儿买彩票中奖？还是能说明你每天都有16个粉丝来给你送餐，每餐都是鲍鱼燕窝？”挂掉电话，于莺抓起听诊器，哼着小曲儿，径直向病房走去。

  今天，“女超人”的粉丝已达276万。

  起初，她写写微博、曝点小料，更多的是出于对互联网新鲜事物的好奇，图好玩，赶时髦而已。因此成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微博是她的虚拟家园，也成了外界更好地了解医疗行业“黑幕”的窗口。

  她披露过北京市“120”转运急救病人，连遭大医院急诊科无床困局。她还转发外地同行微信，揭露医保定额黑幕。“医院规定，医保病人定额10500元诊治，有本事不用完，余下的归医院，再奖励到科室，否则照扣。”

  有媒体曾推测，“她的辞职与微博揭黑有关。”但于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哪儿算是揭黑啊？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我心直口快，说出来了而已。”

  一开始于莺也不知道有很多医生拿回扣，她一直觉得“那是少数害群之马干的事”，后来知道这并非个案后，又觉得，“这怪不得医生，是体制的原因。医生收入太差了，远没有老百姓想象的多。”

  协和医院医生的收入水平在医疗圈里是非常不错的。辞职之前，平均下来，于莺一个月整体收入可达2万多。“协和绩效做得比较好，医护发的工资也多。这也是让协和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纯粹的医疗环境的一个基础。”

  于莺原以为同行们的收入应差不多，但后来，她了解到，“北京别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一般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元”。

  “那么辛苦，收入又不高，如果有机会却不去拿红包啊、回扣啊，那不就是傻子了吗？”于莺说，“更何况法不责众。在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虽然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干，也就习惯了。”

  于莺曾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体制内的医生，说体制是好的，不能离开体制。因为在体制内，可以寻求一些能公开且合法的挣钱途径。“我觉得这意思就是，身处体制内，又想在外面捞钱。但我觉得只要不违法，也是可以的。这也算是体制给他最大程度的自由了。”

  “我认为体制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伞，体制内的医生，个别既得利益者心知肚明，大部分医生并不知道。但是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清楚。如今，教育行业在呼唤去行政化，我觉得医疗行业唯一的出路也是去行政化。”

  “外来经验”难移植

  辞职后的于莺，在最初的3个多月里，在北京、上海等地走访，考察了不少民营医院。期间，有很多医疗机构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她觉得还是没找到自己想做的，都一一婉拒了。

  去年9月底，于莺到了台湾，在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学习、考察。这次为期3个月的台湾行对她触动很大，“感觉热血澎湃”。

  于莺看到好多台湾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在家门口，甚至在自家房子里开了诊所，“楼上是住房，楼下是门诊”。

  台湾完善的健保制度、医生的人文关怀和高收入都给于莺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有2000多万人口，医疗补贴政府占了很大比重，个人几乎不用花钱。比如挂号费150台币，自己花50台币，其他医药属于适应症的就不用钱了。有了这个很好的健保制度以后，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去找他的家庭医生。”

  有一天，于莺来到一个很破旧的家庭诊所，里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上午，这个医生看了30个病人。“每个病人所花的时间也长不到哪里去，都是他熟悉的邻居，进来以后大夫就直接叫他的名字，说‘哎呀，你的颈椎病又犯了吧。我给你说，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要起来走一走。’患者说，‘是，大夫，你每次都说得很对，可是我就是要坐在那里看书什么什么的。’这种亲人般的沟通氛围让人觉得特别好。”

  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于莺也了解到，在美国，更多人也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均经过标准化打磨，相差不多。”

  但是，现在这种个人办诊所的模式在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实现。“一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那么高的管理能力去管理那些个人诊所。二是，存在投资问题。投资小，全科医疗诊所就很难建立起来。再就是，医生管理能力也欠缺。”

  “科研方面，在欧美等国，基本都是两条腿走路。你对科研论文感兴趣，可以走副教授、教授这个学术体系。如果想在临床工作，走到主治医师就到头了。即便是副教授、教授在临床工作，他充其量也是个主治医生的岗位。”

  外部经验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却没借鉴呢？《中国周刊》记者问道。“中间这么多寻租空间，你想引进就能引进吗？”于莺回答得倒也干脆。

  公立医院，“一号难求”的现象反映出体制内医院的绝对优势。

  “高级打杂员”

  于莺曾接受过一家电台的采访。

  “你最喜欢做什么？”主持人问她。

  “我最喜欢的还是当医生。”于莺说。

  “那当医生为什么还要从体制里辞职呢？”主持人反问。

  “到了我这个年龄后，就觉得在体制里面当医生，已经让我觉得很压抑了。再不跳出来，就来不及了。”于莺说。

  跳出体制后，让于莺感触最多的是，“以前在急诊科时，总是抱怨特别忙，特别累，从体制里出来后发现，在外面创业更忙更累。”

  “医生辛苦，从医院出来的医生想在医疗界创业更辛苦。当然，自己选的路，没什么抱怨的。”

  现在，于莺正在一步步打造她想要的医院的样子。她希望凭借美中宜和的平台，筹建一个提供全科服务的综合门诊中心。

  这个门诊中心设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使用面积1600平方米，计划科室七八个，全职医护人员12个，医护比例是1:2（每个医生配2个护士），另外还有一部分后勤服务人员等。

  “我们刚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这只是说可以去做环评了。今后，还有医疗机构登记、工商登记、卫生部门的审查、人员招聘与培训等一大堆事儿。我们希望年底前可以营业，不过还不好说。现在工作量太大了。”

  “医生本来是专业人才，但办诊所就不一样了，对个人综合能力考验很大。需要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知道运营后，科室特色什么样，盈利模式是什么、定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耗材怎么进、库存怎么管理、人员怎么去招聘与培训、员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等等。因此，我这个所谓的CEO其实就是一个高级门诊中心的打杂员。”

  于莺说，从医这么多年，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真的很重要。”

  “医生并不比患者的情商高多少。患者在网络上抱怨医生不好、医疗不好，医生也同样会在网络上抱怨患者不好、医疗不好。真正聪明的医生，沟通能力会很强，他的医疗矛盾纠纷就会非常少。”

  曾有媒体做过民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同一个医生被打两次的概率是很高的。“这说明这个医生的情商和沟通能力有问题。比如他可能第一次说了‘没钱，你来看什么病呀’等伤害患者的话，挨揍了。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又说了，又挨揍了。”于莺说。

  “患者是易焦虑、易发脾气的群体，所以医生要多帮他们解决问题。假设你看到他去泡面，你主动告诉他开水房在哪儿。一件小事儿，就能让他觉得特开心，觉得挺照顾他。”

  “我也希望每一个医生，哪怕他离开体制，离开公立医院，也要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前途要有一定打算。不是说，感觉这个体制不好，我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是很冒险的。”于莺说。

  无人学医，谁来从医？

  6月11日，《医学界》杂志发起一项名为“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学医吗？”的问卷调查，共有937位医务工作者参与。94.56%的医生表示不会让子女学医；69.26%的人表示后悔学医、从医。

  六分之五的医科生放弃从医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4年夏季全国情况来看，最冷门的三大职业依次为：保健/美容/美发/健身、社区/居民/家政服务、医疗/医院/护理，竞争指数分别为6.3，8.3，10.6。这三个职业虽然性质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为：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且需求量较大。尤其是医院/医疗/护理这一职业，不但需要相关的专业技能，且劳动强度大，收入相对较低，长期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

  “医生数量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患者数量的增长，这导致医生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同济医学院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鹏骞教授说。

  今年年初，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从大连招聘儿科医生无人报考中看到什么》提到，政府对医疗投入很少，投入少、低诊金，必然造成待遇差；不限制挂号高速看病，必然疏漏，难免造成纠纷乃至砍杀事件；以上的一切，又造成医生流失和无人应聘。

  “从专科到本科，从硕士到博士，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你要一直学下去考下去，考到最后你依然只是个高级劳动力，上看领导脸色，下查患者情绪。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被训斥到老。如果你选择的是外科，运气不好的话直到博士毕业都没有动一次手术刀的机会。”一位医生，为儿子写下这样一份“学医知情同意书”。

  “你可能一直读到博士都是一个热门专业，但进入临床如果被领导放到一个冷门专业，或者职业生涯中途被更换科室，那你还得重新学起。”武汉市某医院实习的刘明说。这些，都成为人们不愿学医、不愿当医生的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2013级自主调整专业工作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曾经引起医疗界的恐慌和热议。根据公示名单，共有183名同学自主调整专业。其中原专业在医学院而申请调整为非医学专业者高达53名，与此相反，仅有两名同学申请从非医学院调整为临床医学专业。

  据上海交大医学院一位老师透露，交大学生转专业的政策较为宽松，基本不挂科就能转，而医学专业因为高考分数低，也就沦为了转向其他专业的跳板。

  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让医学院的招生办和专业老师很是心寒。在不少医疗界人士看来，交大医学院转专业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其背后折射出的更大隐忧是，日趋尴尬的医学院招生。

  事实上，医生较低的职业吸引力已让医学院招生越来越不景气，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有消息称，厦门大学医学院甚至采取免学费的办法来吸引优秀生源，但效果并不明显。

  不少综合大学医学院也同样沦落到分数线远低于热门专业、招生靠调剂的境地，所招的医学生质量一届不如一届，以致医学界甚至都不再好意思提“精英教育”。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医改政策研究专家李玲透露，近几年，我国每年培养的医科毕业生都在60万人以上，最终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六分之一。六分之五的医科生学成后放弃从医，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和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官员的王一飞教授指出，当下我国医学教育存在诸多弊病：学制模式，层次不清晰，衔接不合理；课程设置，基础与临床医学相分离；教学方法，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应付。评估指标，知识为主，忽视能力与素质；目标定位，MD（Academic Physician，即学术医师）和PhD（Medical Scientist，即医学科学家）界定混乱。此外，医学生毕业后，与医师职务不能顺利衔接。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生成为“偏科生”。

  医不过二代

  “我是不会让我闺女学医了。”2014年3月1日晚，天津某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苏洋在微博上写道。发微博前，因为没能满足一个病人想调换床位的要求，他遭到了病人的唾骂。这让苏洋很窝火。那一刻，他已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

  “神经内科算是比较累的一个科室，病人主要是患脑血管病的老人，压力比较大。很多家属都是抱着对医院不信任的态度来的，只要有一点问题就会增加这种不信任感，从而加剧矛盾。”苏洋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幸福，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还要莫名受气。

  1980年出生的苏洋，高中时深受韩国电视剧《医家兄弟》的影响，再加上长辈们觉得孩子学医能方便家人，于是选择了南开大学医学专业。从本科、硕士、博士到赴美国耶鲁大学，一路读下来，他被安排到现在的岗位上，至今已有四年。

  “学医的初衷是为了看见病人康复以后的笑脸，现在常常看见的，却是触目惊心的同行血泪。”苏洋说。

  6月11日，《医学界》杂志发起一项名为“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学医吗？”的问卷调查，共有937位医务工作者参与。89.01%的医务人员表示不会；94.56%的医生表示不会让子女学医；69.26%的人表示后悔学医、从医。

  苏洋站在94.56%那一拨。

  “太累了，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人生真的很短暂，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孩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但我却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她长大。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能从事一个不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活。”苏洋说。

  一位医学院招生办老师在招生过程中也发现，“如果说家长有什么顾虑，那主要还是担心子女吃苦太多。”如武汉市同济医院急诊内科的医生解翠红所说，“医生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太辛苦！”

  事实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当医生，往往意味着终生的付出与牺牲。再加上当下不够健康的医疗环境，医学世家断层、“医不过二代”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任黎明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现在就业形势不乐观，大城市三甲医院的招聘门槛高，新入门医护人员的收入低。而且，跟其他职业相比，医生的培训周期长，一般来说，医生在32岁左右才能独当一面。另外，医疗界大环境不好，医患关系紧张。”

  北京某大型三甲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曾慷慨激昂地写下《致报考医学院校的孩子》一文，“我们科室老中青三代医生算上，共40多名大夫，包括全国知名的专家4人，只有一个医生的孩子选择了学医。从医近20年后，我决定，我的孩子‘男不学医，女不学护’。如果我的儿子非要学医，我将只允许他学兽医。我以负责的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向我咨询的人去当医生护士。”

  他愤愤地表示，自己的大学同学已有50%的人转业改行，医学院校生源不足已是事实。“据我观察，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去医药公司、器械公司、物流广告公司的，这几年明显增多。”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副书记王永辉表示。

  “家里有钱的不愿意让孩子受累上医学院，没钱的真没法供孩子上到博士。当今的社会，挣钱机会太多了，没必要吃苦受累还被人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