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华诗院士组建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路径
导读 | 科研、资本、市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集聚了这么多要素,就是要打通“发现—技术—工程—产业”这条成果转化的链条。近日,75岁的管华诗院士组建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路径。 |
在青岛创新创业的大军中,最近又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
日前,随着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的成立,管华诗第一次有了董事长的头衔。
上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一起首创我国第一个治疗脑血管病的海洋药物-PSS (藻酸双酯钠),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动了我国海洋药物研究的兴起与发展;90年代发明研制了甘糖酯、海力特和降糖宁散等3个海洋新药和藻维胶囊等5个系列的功能食品,且全部投产……
如果说投身科研并取得累累硕果,是作为我国海洋药物学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的管华诗的首次创业,那么组建研究院,将目光转向成果转化的“二次创业”,对管华诗来说,既是顺势而为,也颇有几分“无奈”。
2009年,管华诗团队研发的一款抗老年痴呆药物,以8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Sinova公司,成为我国转让费最高的药物和第一个转给国外的海洋药物。
不少人问管华诗:这样的成果,为什么不在国内转化呢?而他总是很无奈:我也想在国内转化,但是找到人来投资确实很难啊!
组建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正是管华诗面对这一困境的破题之举。
研究药的却搞不出药,你让别人如何评价你?
“抗老年痴呆的新药已经进入到临床三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四个进入到临床中后期研究的药物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已完成临床前研究,近十个化合物进入临床前成药性评价阶段。”管华诗说。
对于以管华诗院士为带头人的这支科研团队来说,近30年对海洋生物的研究,所产出的成果足够让人惊叹——178项专利、我国首部《中华海洋本草》、全球第一个海洋糖库、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这还只是海大医药学院一个学院的成果。从整个青岛来看,包括中科院海洋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以及海大其它的相关学院,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锁在柜子里的成果还有很多。
“不用说还有每年上百篇的博士论文,里面都有很多好的想法,这些成果和想法,不能转化为产品,不能造福社会,这对我们搞海洋生物医药的人来说,对不起人们的期待。”谈到转化,管华诗的话有些沉重,“我们是搞海洋药物研究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研究出新的海洋药物,研究药的却搞不出药,你让别人如何评价你?”
虽然全世界范围内,海洋药物的产出率也不高——目前全世界共有海洋药物8种,中国有4种。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PSS的转化被人们所熟知,但距今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成果转化在当下,无论从形式还是意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管华诗告诉记者,一种新药,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投入市场,最少也要七八年的时间,投入的研发经费要接近几亿元人民币。不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型药企,很难承担高风险、高投入的研发费用。
虽然管华诗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德高望重,也有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但要找到一家愿意大手笔投入资金将他们的成果进行转化的企业,很难。
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来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管华诗内心很无奈。
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我们搞海洋生物医药的,还没有拿出一个真正好的成果,让企业、投资方认可。他们不相信你,自然也不会投钱给你。”管华诗说,科研人员是从逻辑来推导课题,有时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研究项目自然也得不到企业的认可。
面对现实的无奈,管华诗并不服气,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如何留住下一个“8100万美元”,年逾七旬的管华诗在认真地思考、积极地探索。
“按照一般的模式,我们高校等上游研究机构应该是完成临床前的成药性评价研究,由企业来承担临床的研发。”在管华诗看来,当前的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产学研的路并没有完全打通,成果转化的链条缺失关键环节。
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来走。从2013年,管华诗开始积极推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的建立。
本地没有资本,没有大企业,那就从外面引入;科研人员和高校的权益要得到保证;用企业而不是传统研究机构的模式来运营这些科研成果……在这种思路之下,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后,于7月26日正式建立。
“研究院是一个企业,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用新的机制体制来突破科研成果的转化难题,尝试着走出一条新路。”青岛市科技局海洋处处长杨爱民说。
为了支持研究院的发展,青岛市把研究院的平台建设纳入了全市公共研发平台建设计划中,“生物医药平台一期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未来还会在蓝色硅谷中拿出专门的场地用于支持研究院的发展。”杨爱民说。
为了增加研究院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中国海洋大学也给了研究院一定的事业编名额。据管华诗透露,研究院的团队中已经有多位院士,还有多名“千人计划”层次的人才前来工作。
“科研、资本、市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集聚了这么多要素,就是要打通‘发现—技术—工程—产业’这条成果转化的链条。”管华诗说。
至于“真正好的项目”,管华诗毫不担心,“前期我们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对于哪些项目能进入研究院,必须经有市场运营专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目的在于保证成果产业转化率。”据他介绍,在几十个项目中他们已经选定十几个项目,到研究院进行转化。
用新的体制机制,打破科研人员的“沉默”
管华诗描述的这一链条可以被简单描述成这样紧密联系的几个环节——
研究院与高校、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将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的前期基础性研究成果,由研究院选择有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对于可以形成产品的成果,或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自己进行产业化,或者引入其它社会资本成立新公司进行产业化。获得的最终成果按协议规定共享。
“在这条路径中,我们来做上游成果的进一步开发、研究;资本方负责资本的运营,保证成果的转化;企业方有自己的渠道,根据市场需求提出研发命题,还可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管华诗这样来表述三方在研究院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新的体制,管华诗希望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打破科研人员的“沉默”,“很多的科研人员,包括高校老师,他们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每个想法都是一个成果的雏形,但很多想法都在‘沉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他期待着研究院能打破这种 “沉默”,“如何让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更顺畅,这是研究院始终探索的主题。我们力图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从而推动更多想法去变成成果,实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除了这些较为“现实”的因素外,毕生致力于海洋生物医药研究的管华诗也有着科学家的情怀,“海洋生物医药科技领域有着一个世纪的积累,我们希望能将成果变成实用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以助人们的身心健康。这也是我们研究院‘海济苍生’的核心理念所在,研究院有信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造福人类。”这位老院士说。(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日前,随着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的成立,管华诗第一次有了董事长的头衔。
上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一起首创我国第一个治疗脑血管病的海洋药物-PSS (藻酸双酯钠),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动了我国海洋药物研究的兴起与发展;90年代发明研制了甘糖酯、海力特和降糖宁散等3个海洋新药和藻维胶囊等5个系列的功能食品,且全部投产……
如果说投身科研并取得累累硕果,是作为我国海洋药物学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的管华诗的首次创业,那么组建研究院,将目光转向成果转化的“二次创业”,对管华诗来说,既是顺势而为,也颇有几分“无奈”。
2009年,管华诗团队研发的一款抗老年痴呆药物,以8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Sinova公司,成为我国转让费最高的药物和第一个转给国外的海洋药物。
不少人问管华诗:这样的成果,为什么不在国内转化呢?而他总是很无奈:我也想在国内转化,但是找到人来投资确实很难啊!
组建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正是管华诗面对这一困境的破题之举。
研究药的却搞不出药,你让别人如何评价你?
“抗老年痴呆的新药已经进入到临床三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四个进入到临床中后期研究的药物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已完成临床前研究,近十个化合物进入临床前成药性评价阶段。”管华诗说。
对于以管华诗院士为带头人的这支科研团队来说,近30年对海洋生物的研究,所产出的成果足够让人惊叹——178项专利、我国首部《中华海洋本草》、全球第一个海洋糖库、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这还只是海大医药学院一个学院的成果。从整个青岛来看,包括中科院海洋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以及海大其它的相关学院,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锁在柜子里的成果还有很多。
“不用说还有每年上百篇的博士论文,里面都有很多好的想法,这些成果和想法,不能转化为产品,不能造福社会,这对我们搞海洋生物医药的人来说,对不起人们的期待。”谈到转化,管华诗的话有些沉重,“我们是搞海洋药物研究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研究出新的海洋药物,研究药的却搞不出药,你让别人如何评价你?”
虽然全世界范围内,海洋药物的产出率也不高——目前全世界共有海洋药物8种,中国有4种。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PSS的转化被人们所熟知,但距今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成果转化在当下,无论从形式还是意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管华诗告诉记者,一种新药,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投入市场,最少也要七八年的时间,投入的研发经费要接近几亿元人民币。不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型药企,很难承担高风险、高投入的研发费用。
虽然管华诗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德高望重,也有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但要找到一家愿意大手笔投入资金将他们的成果进行转化的企业,很难。
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来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管华诗内心很无奈。
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我们搞海洋生物医药的,还没有拿出一个真正好的成果,让企业、投资方认可。他们不相信你,自然也不会投钱给你。”管华诗说,科研人员是从逻辑来推导课题,有时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研究项目自然也得不到企业的认可。
面对现实的无奈,管华诗并不服气,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如何留住下一个“8100万美元”,年逾七旬的管华诗在认真地思考、积极地探索。
“按照一般的模式,我们高校等上游研究机构应该是完成临床前的成药性评价研究,由企业来承担临床的研发。”在管华诗看来,当前的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产学研的路并没有完全打通,成果转化的链条缺失关键环节。
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来走。从2013年,管华诗开始积极推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的建立。
本地没有资本,没有大企业,那就从外面引入;科研人员和高校的权益要得到保证;用企业而不是传统研究机构的模式来运营这些科研成果……在这种思路之下,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后,于7月26日正式建立。
“研究院是一个企业,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用新的机制体制来突破科研成果的转化难题,尝试着走出一条新路。”青岛市科技局海洋处处长杨爱民说。
为了支持研究院的发展,青岛市把研究院的平台建设纳入了全市公共研发平台建设计划中,“生物医药平台一期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未来还会在蓝色硅谷中拿出专门的场地用于支持研究院的发展。”杨爱民说。
为了增加研究院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中国海洋大学也给了研究院一定的事业编名额。据管华诗透露,研究院的团队中已经有多位院士,还有多名“千人计划”层次的人才前来工作。
“科研、资本、市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集聚了这么多要素,就是要打通‘发现—技术—工程—产业’这条成果转化的链条。”管华诗说。
至于“真正好的项目”,管华诗毫不担心,“前期我们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对于哪些项目能进入研究院,必须经有市场运营专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目的在于保证成果产业转化率。”据他介绍,在几十个项目中他们已经选定十几个项目,到研究院进行转化。
用新的体制机制,打破科研人员的“沉默”
管华诗描述的这一链条可以被简单描述成这样紧密联系的几个环节——
研究院与高校、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将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的前期基础性研究成果,由研究院选择有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对于可以形成产品的成果,或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自己进行产业化,或者引入其它社会资本成立新公司进行产业化。获得的最终成果按协议规定共享。
“在这条路径中,我们来做上游成果的进一步开发、研究;资本方负责资本的运营,保证成果的转化;企业方有自己的渠道,根据市场需求提出研发命题,还可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管华诗这样来表述三方在研究院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新的体制,管华诗希望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打破科研人员的“沉默”,“很多的科研人员,包括高校老师,他们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每个想法都是一个成果的雏形,但很多想法都在‘沉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他期待着研究院能打破这种 “沉默”,“如何让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更顺畅,这是研究院始终探索的主题。我们力图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从而推动更多想法去变成成果,实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除了这些较为“现实”的因素外,毕生致力于海洋生物医药研究的管华诗也有着科学家的情怀,“海洋生物医药科技领域有着一个世纪的积累,我们希望能将成果变成实用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以助人们的身心健康。这也是我们研究院‘海济苍生’的核心理念所在,研究院有信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造福人类。”这位老院士说。(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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