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不懂MDT 医学考试都通不过
导读 | 这是MDT(多学科协作)最好的时代,“强调质量、安全、有效、及时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是医疗持续改进的原动力;这是MDT最坏的时代,中国公立医院各科室间利益纠葛让这一切仿佛难以推进。不过,即使道路再崎岖,MDT也必将成为本世纪乃至更久远的医学治疗模式。 |
这是MDT(多学科协作)最好的时代,“强调质量、安全、有效、及时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是医疗持续改进的原动力;这是MDT最坏的时代,中国公立医院各科室间利益纠葛让这一切仿佛难以推进。不过,即使道路再崎岖,MDT也必将成为本世纪乃至更久远的医学治疗模式。
日前,健康界在北京和睦家启望肿瘤中心见到了来此参观的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当谈及MDT时张玉蛟坦言,美国所有医生都要参与MDT,并且这种形式已经约定俗成,中国的医疗机构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医生不懂MDT通不过医学考试
“我们中心有多少名医生,就有多少人参加MDT,这是毫无疑问的。”张玉蛟告诉健康界,在美国的医疗机构,MDT是一种无形的合作模式,因为大家在心中都认可的是,只有MDT才能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效果。“美国的医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如果想要提供最好的治疗,就要进行多重合作,不愿意参与MDT的话,就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张玉蛟说,美国任何医生学科的考试,MDT都是考题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医生不懂的话,根本拿不到这个专科的执照。
MDT在美国如此普及,是否有医院协会或是医生协会等组织对MDT进行管理呢?张玉蛟告诉健康界,美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医师协会,但是美国有肿瘤放疗协会、外科肿瘤协会、肿瘤内科协会等学科协会,来对MDT进行规范。
在美国MDT究竟谁说了算?
几个科室的医生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如何进行决策?张玉蛟说,在美国,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科室主任,他就可以独自对一名肿瘤患者的治疗方式进行决定,任何医生都可以质疑其他人的想法,比如提出有哪些权威杂志上的文章具体描述过这个案例、哪些数据可以支持这个做法。“美国医学有三种证据,一是大数据的,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二是二期的临床研究;最后一项才是专家的意见,这也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张玉蛟说。
张玉蛟举例说,比如一名食道癌患者,我们常规的方法是手术治疗,并在术前进行放化疗,放化疗之后需不需要做手术,就要听取外科医生的意见,如果外科医生认为这个病人虽然可以手术,但患者的手术承受能力有限,就需要召集内科、外科、放疗科等相关科室医生在MDT会议上进行讨论,一般会讨论出几个选项,并分析各自优缺点,随之确定下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是:放化疗之后如果没有发现肿瘤残留,就继续观察,一旦发现肿瘤残留,就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所有与食道癌相关的科室医生如果在院内的话,都要参加这个会议。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再民主的多方协商,也需要有个最终“拍板”的人。当协商出现争议的时候,谁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呢?张玉蛟说,在美国,治疗医生享有病人治疗方式的决定权,并且这名医生要与患者进行讨论,将MDT讨论的结果以及各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明确告知病人,然后与病人一起来决定采用哪种治疗方式。事实上,尽管治疗医生有权利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治疗医生也要承担道义上、经济上和法律上的重要责任。
中国的MDT之路还很长
近年来,中国各医院都在推行MDT。当遇到棘手问题时,就请其他科室同仁过来会诊,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MDT。在我国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跨团队的MDT是固定的学科、一定的人员、围绕一个疾病的诊疗过程,从一开始就进入MDT,是相对固定的学科讨论的模式,也这是病人最需要的模式。
张玉蛟认为,MDT的理念应该普及到每一家医院,但是在现阶段,中国显然还做不到,而且道路漫长。“中国的医生并不是不了解MDT,只是依然不愿意积极去参与讨论,因为这其中存在各科室利益问题,谁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病人送到别的科室去,或是让别人影响到自己的决定权。”张玉蛟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通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正在逐步理顺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并且在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别人用10年时间做好的事,或许中国人用2年就做到的。比如,和睦家作为一家民营医院,能够在环境如此复杂的中国医疗市场中成功发展,现在又成立了启望肿瘤中心并成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国际部,双方对于MDT理念的理解和执行与美国基本同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引领和推动中国MDT的发展,我也对中国医疗机构MDT的建设充满信心。”张玉蛟说。
张玉蛟: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美国放射科学院(ACR)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国际放疗学杂志(REDJ)资深副主编、国际质子重离子治疗协会(PTCOG)胸部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美放疗协会(SANTRO)主席、名列美国最杰出医师。
日前,健康界在北京和睦家启望肿瘤中心见到了来此参观的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当谈及MDT时张玉蛟坦言,美国所有医生都要参与MDT,并且这种形式已经约定俗成,中国的医疗机构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中心有多少名医生,就有多少人参加MDT,这是毫无疑问的。”张玉蛟告诉健康界,在美国的医疗机构,MDT是一种无形的合作模式,因为大家在心中都认可的是,只有MDT才能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效果。“美国的医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如果想要提供最好的治疗,就要进行多重合作,不愿意参与MDT的话,就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张玉蛟说,美国任何医生学科的考试,MDT都是考题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医生不懂的话,根本拿不到这个专科的执照。
MDT在美国如此普及,是否有医院协会或是医生协会等组织对MDT进行管理呢?张玉蛟告诉健康界,美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医师协会,但是美国有肿瘤放疗协会、外科肿瘤协会、肿瘤内科协会等学科协会,来对MDT进行规范。
在美国MDT究竟谁说了算?
几个科室的医生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如何进行决策?张玉蛟说,在美国,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科室主任,他就可以独自对一名肿瘤患者的治疗方式进行决定,任何医生都可以质疑其他人的想法,比如提出有哪些权威杂志上的文章具体描述过这个案例、哪些数据可以支持这个做法。“美国医学有三种证据,一是大数据的,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二是二期的临床研究;最后一项才是专家的意见,这也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张玉蛟说。
张玉蛟举例说,比如一名食道癌患者,我们常规的方法是手术治疗,并在术前进行放化疗,放化疗之后需不需要做手术,就要听取外科医生的意见,如果外科医生认为这个病人虽然可以手术,但患者的手术承受能力有限,就需要召集内科、外科、放疗科等相关科室医生在MDT会议上进行讨论,一般会讨论出几个选项,并分析各自优缺点,随之确定下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是:放化疗之后如果没有发现肿瘤残留,就继续观察,一旦发现肿瘤残留,就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所有与食道癌相关的科室医生如果在院内的话,都要参加这个会议。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再民主的多方协商,也需要有个最终“拍板”的人。当协商出现争议的时候,谁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呢?张玉蛟说,在美国,治疗医生享有病人治疗方式的决定权,并且这名医生要与患者进行讨论,将MDT讨论的结果以及各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明确告知病人,然后与病人一起来决定采用哪种治疗方式。事实上,尽管治疗医生有权利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治疗医生也要承担道义上、经济上和法律上的重要责任。
中国的MDT之路还很长
近年来,中国各医院都在推行MDT。当遇到棘手问题时,就请其他科室同仁过来会诊,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MDT。在我国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跨团队的MDT是固定的学科、一定的人员、围绕一个疾病的诊疗过程,从一开始就进入MDT,是相对固定的学科讨论的模式,也这是病人最需要的模式。
张玉蛟认为,MDT的理念应该普及到每一家医院,但是在现阶段,中国显然还做不到,而且道路漫长。“中国的医生并不是不了解MDT,只是依然不愿意积极去参与讨论,因为这其中存在各科室利益问题,谁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病人送到别的科室去,或是让别人影响到自己的决定权。”张玉蛟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通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正在逐步理顺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并且在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别人用10年时间做好的事,或许中国人用2年就做到的。比如,和睦家作为一家民营医院,能够在环境如此复杂的中国医疗市场中成功发展,现在又成立了启望肿瘤中心并成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国际部,双方对于MDT理念的理解和执行与美国基本同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引领和推动中国MDT的发展,我也对中国医疗机构MDT的建设充满信心。”张玉蛟说。
张玉蛟: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美国放射科学院(ACR)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国际放疗学杂志(REDJ)资深副主编、国际质子重离子治疗协会(PTCOG)胸部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美放疗协会(SANTRO)主席、名列美国最杰出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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