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尖医生自白：我们就是奴隶

  中国最顶级的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说，作为中国的医生，他“真的很害怕”，感觉自己“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在中国医疗行业冲突不断的背景下，记者采访了在各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顶尖医生，在记者看来，顶尖医生的标准，不仅在于他们医术的高明：一个顶尖医生能坚持做到这样的位置，获得这样的能力，不仅需要技术的锤炼，更需要其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专业的认知，以及对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理解。

  顶尖医生是一个社会、一个行业通过一定的机制共同培养塑造出来的，他们个人也必然克服了行业的种种客观问题，专业技术的种种壁垒，对医疗这个攸关人的死生问题的行业，有着更为本质的思考。我们希望以此，折射出中国医疗行业的危机和机会，困难和可能性。

  正如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反复提到的，在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节点，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医疗？”

  季加孚 什么才是好的医疗


  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 摄影 / 于聪

  下午 3 点，北京肿瘤医院特需门诊室，满满当当都是人。季加孚进来了，诊室随之骚动起来，他瞬间就被二三十号病人和家属包围了。

  每周的挂号名额只有 10 个，但是面对等待加号的病人，只要时间允许，季加孚总是很大方——“加、加、加，全部加！”很多病人从外地过来，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让他看一看片子，听他的几句意见。在这个大约 20 平方米的诊室里，病人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季加孚皱着眉头看片子，他突然间的沉默，或者拿起病历发出“啧”的一声，都会让他们的心颤抖一下。

  “他就像是我的老天爷。”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群英这样形容季加孚。手术做完以后，群英才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胃癌。刚开始化疗的两个月，她总怕自己会突然死掉。一天晚上，突然出现严重的腹泻，她越想越害怕，忍不住给季加孚发了短信。凌晨两点，季加孚回复她：“放心，你不会死掉的，我们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呢。”后来，害怕的时候群英就会翻看季加孚的短信。“看他的那些话，能给自己信心。”

  季加孚的态度常常是积极乐观的，但是，治病要花钱，而癌症治疗，有可能是个无底洞。如果季加孚非常谨慎地说，“可以手术，但风险很大”，那么癌症基本上就是晚期，手术也无法保证能彻底清扫。如果出现术后并发症，治，就是持续地花钱；不治，就是等死。在钱和命之间，季加孚无法替病人抉择。他说，“如果为了治病，使这家人倾家荡产，合适么？好的医疗，是病人能够承受的医疗。”

  季加孚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问，如果这是你的父母，你怎么做决定？现在，他也拿这个问题问年轻大夫。

  季加孚的学生大李，已经是科室的副主任。2012 年他刚来的时候，胃肠外科只有季加孚一个固定大夫。那时候，医院附近没有那么多宾馆，外地来的病人对北京不熟悉，季加孚就让科里的年轻大夫开着车拉着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属找便宜的旅馆。大李说，“那些都是素不相识的人。”

  全世界每 10 名胃癌病人中，有 5 名来自中国。中国每年大约新增 46 万胃癌患者，同时，有 30 万人因胃癌而死去，这意味着，平均每 2 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胃癌。季加孚积极参加健康教育活动，每次他都会特别强调筛查：50 岁以上的人或者高危群人，每 3 到 5 年做一次胃镜和肠镜，保证在这期间发现的胃癌和大肠癌不会太晚。他说，“癌症是分期的，一期病人的治愈率在 90% 以上，但到了四期，治愈率就会下降到 10% 以下。”

  现在很多病人都会通过互联网，获取和自己病情有关的信息。但是有很多人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季加孚认为，在医院，不需要讨论发病机理，需要告诉病人的，是得了什么并处于什么期、好不好治，让他们明白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而这，需要建立医生的权威性。“权威性的基础，就是要让患者信任你。”对此，他打比方说，“坐飞机，你关心是哪家航空公司、准不准时，这很正常，可是你没必要和飞行员讨论飞机怎么飞上天的、有几个发动机。 ”

  十年前，季加孚是个有争议的人。那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肿瘤医生，想在全国推广标准的胃癌根治术 D2，教那些已经有十几年、二十年经验的外科大夫如何做一台标准的胃癌手术。但那时候没人理他。十年后，标准胃癌根治术已经是医疗界的共识，中国进展期胃癌患者的 5 年生存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没有人再质疑 D2 对进展期胃癌患者的疗效了。

  季加孚不愿意多谈自己，“没意义。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不一样，有困难自己解决，我从来不和别人说。”

  季加孚没有“工作之余”。平常上班，周末开会。他说，我的职业病，就是整天想着工作，不想其他事情。他的额头，天生有一道很深的皱纹，像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群英说，那是因为他老在思考，皱眉头，“琢磨出来的”。

  “奴隶”陈静瑜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

  第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名传教士；最后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奴隶。

  中国唯一一家开设独立的肺移植专科的医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名头并不十分响亮的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作为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从 2002 年首次主刀开展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了超过 300 例肺移植。今年一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完成数量预计将达到 100 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

  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操持手术刀首先是一门手艺。这其中既含有“一技在手，吃喝不愁”的朴素生存观，也多少混合着情感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科医生对陈静瑜而言就不仅是职业，而且是宗教。

  陈静瑜从小就有对“手艺”的迷恋，这首先源自他的做纺织女工的母亲，和做钳工的父亲。凭着一套开模具的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在 70 年代就干起了“周末工程师”的活计。那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蓬勃，很多工厂要造产品却没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和他在模具厂的同事组成一个团队，到了周末就下乡去“打野鸡”——帮助这些工厂制造模具，设计产品，作为第二职业补贴家用。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陈静瑜先是到父亲的工厂去玩，看父亲拿着各种工具干活，长大一些就跟着加入了“打野鸡”的队伍，有时帮着绘绘图纸，或者算一算三角函数，直到上大学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是锉刀、凿子、扳手，还是冲床、铣床、刨床，陈静瑜至今说起来仍然毫不陌生。

  但是，那时候陈静瑜梦想着的却是另一种手艺。他爱篆刻，爱画画，曾经一心想当艺术家。高考填报医学院的志愿，也并非陈静瑜自己的想法，而是仅凭舅妈的一句“当医生挺好的”，因为舅妈自己是医生，也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

  命运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是坏事，陈静瑜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外科医生这门手艺会带给他和绘画、篆刻相同的满足感。

  在苏州医学院，陈静瑜的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因为他不太爱读书，只爱动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直接工作，完全没有考虑继续读研究生。

  当年他被分配到无锡市肺结核病医院，这在同行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陈静瑜等到了医院筹建胸外科，跟着外聘的专家一点一点学，专家主刀做手术，术前、术后管理则由他负责，做起了名副其实的 24 小时住院医师，终于成为无锡本地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

  2002 年，陈静瑜 39 岁，从加拿大学习归来的他，成功为一名“肺气肿、毁损肺、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实施了异体单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传教”，首先要传的是他的学生。传授技术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闯劲。在他看来，跟着师傅学，即使学得再好，都只是外科医生的第一重境界。通过看书或者听别人讲解，自己回去动手做好，是第二重境界。而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则是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同行说，更没有书本写，自己完完全全把一台“全新的”手术做成功。

  学生之外，陈静瑜“传教”的重点对象是病人和家属。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做任何肺移植手术之前，都要把病人和家属一起叫来谈话，并且人来得越多越好。他还会强烈推荐病人自己去病房里，找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聊天，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病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陈静瑜就选择不做。因为中国的患者，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肺移植，很多甚至已经濒临死亡，陈静瑜的手术总是关乎生死。

  陈静瑜和病人沟通的功夫，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之所以在这上面下如此大的力气，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害怕”。 做一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 30 万——50 万人民币，并且目前大部分省市并没有把肺移植列入医保，相当多的病人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救命的。手术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手术不成功，往往人财两空，医生瞬间就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肺脏作为全身最大的免疫和开放器官之一，与其他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管理的难度都更大，因此术后的病死率也更高。

  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家属都很难接受亲人手术失败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有的家属会在手术失败以后，不断发信息斥责陈静瑜，“冷血”“残酷”，同时夹杂着威胁，“你当心一点，不会放过你”。

  陈静瑜觉得委屈，觉得愤怒，因为他自认为手术本身“很完美”，并且术前告知也做得很充分，只是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但委屈和愤怒之外，面对这样的指责和威胁，陈静瑜什么都做不了，他更觉得无助。

  “真的是很害怕。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医生，不能像国外的医生。外国的病人把医生作为上帝，因为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经济利益，病人花的钱是医保出的，医生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的宗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陈静瑜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奴隶的反面不是主人，而是自由人。陈静瑜羡慕国外的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甚至边旅行边工作，付出和回报相匹配。在他看来，把医生全部禁锢在公立医院，对医生和病人都不是好事。

  “假如现在民营医院有一个好的平台，我肯定第一个会走，会离开公立医院。”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今年的提案就是呼吁全面开放医院对社会资金的准入。“最好是人民医院边上，有一家外资的医院，相互之间竞争，这样的话对病人真正有利，医生也能得到尊重。”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资医院进来，把国外对待病人的理念也带进来。”

  有时候，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虽然是筋疲力尽，但只要手术成功，陈静瑜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压过疲惫感。就像是刚刚结束一场战役，甚至是好几场——因为他可能一天要进行好几台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