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国公共卫生遇到埃博拉疫情？

  从春季西非地区爆出埃博拉病毒重现的消息，这种产于西非的特殊病毒就开始不断出现在世界舆论的头条。病毒不仅在西非多国肆虐，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走出非洲，成为全球性传染病。10月2日美国发现了全球第一例非洲以外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伴随着患者不幸离世的是两位医护人员也感染了病毒。刹那间，全世界发现埃博拉病毒如此接近自己的生活。奥巴马亲自任命官员特命全权处理埃博拉事宜，欧盟启动了紧急预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专门指示，可谓全球严阵以待埃博拉。那么埃博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一次会有如此广的传播，而全球公共卫生，特别是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又做了哪些防备？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流行传染病的防御？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公共卫生与风险研究室主任郝晓宁博士。

  全球化造成传染病全球化

  记者：埃博拉出血热这一次是走出非洲，全球性传播，就像艾滋病一样，是否非洲就是一个烈性传染病易感高发地区？

  郝晓宁：我们很难说传染病集中在非洲，只是说埃博拉的发源一开始是在非洲丛林地区，灵长类动物对此病毒很敏感，但是科学讲这一病毒的宿主是蝙蝠，而现在这也未得到最后明确，一般非灵长类动物，比如猪、羊、牛等就不会传染。非洲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丛林环境，这些年也产生了一些烈性传染病，比如艾滋病，但是这并不是说非洲就容易出现流行传染病，这样讲没有什么根据。

  记者：这次埃博拉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疫情？

  郝晓宁：我们现在一直在追踪埃博拉的传播。埃博拉是上世纪70年代在非洲的扎伊尔埃博拉河出现的，这几十年里已经出现了四五次大范围的疫情传播，前几次传播也都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每次都有上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是当时的全球交往程度并不高，所以仍然是一种区域性烈性传染病。现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交往频繁，这也就形成了传染病能大规模传播的条件。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泛，还是和当地的卫生习惯有关。比如当地人葬礼的仪式，要和死者亲吻，而且要土葬，所以要和尸体有广泛的接触。而埃博拉病毒本身可以在死者的遗体里存活七天，而且即或是患者治愈，病毒仍然还会在体液里存活一段时间。

  记者：和之前几次埃博拉疫情相比，这次埃博拉传播有什么特殊性吗？

  郝晓宁：这一次比1976年初次传播最大的不同就是多国同时发生。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后，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世界所认识。这一次传播，已经跨越了非洲，国际交往基本没有太多障碍的情况下，从疫源地到可能传入各国，仅仅是一个飞机的航程。这一次美国传入埃博拉，也是美国建国几百年里，本土第一例从非洲流入传染病。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感染人数众多，可能也会是历次之最。首先是赞比亚开始的，在赞比亚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当地还有大量的集会，客观而言，这些都造成了埃博拉进一步的扩散。再者就是传播的凶猛程度和持续时间都比以前长。10月13日的时候，美国传染病专家已经警告了，有可能出现病毒变异。他说的变异就是传播途径可能变异，目前还是体液传播，传播方式还算是比较复杂，比较可控。埃博拉仍处于可防可控状况

  记者：那么是否会出变异呢？

  郝晓宁：目前就是一个猜测而已，现实来看，已经逐渐得到控制，W H O现在已经取消了尼日利亚疫区的警示。我觉得目前应该增强信心，控制这一传染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西非的卫生情况非常差，卫生条件也非常差，而且是全面地差，一些基本的防控措施都没有得到执行与落实，这些都造成了病毒凶猛的传播。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出现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所以说这是西非自身的问题导致的传染病高发，国家能力太弱，对于疫情不能做出充分的反应。相对而言，中国就好多了，虽然我们经常被批评过度防御，但是不管怎么说，面对疫情，中国还是有能力做出预防的，反击是非常敏锐的。

  记者：现在一方面担心埃博拉的变异传播，另外这几年全球的区域性烈性传染病似乎非常多，传染病的防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特别是埃博拉这样的传染病已经连续出现多次，为什么一直没解决？

  郝晓宁：不能说传染病的防控就是把这个疾病给消灭了，因为你的传染源还存在。传染病是一个多因多果的传染过程。但凡传染病发生了，从传染源到传播途径，再到传播人群，再到你发现传染病。这个时候，你发现的传染病病毒就不可能是一代病毒了。病毒形成过程很复杂，而传播途径更复杂，最后是一个多因多果的状况。所以，如果传染源不被消除，那么旧有的传染病就有可能死灰重燃。而且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传染病，随着技术进步可以认识了，比如H 1N 1，我们就检测出来了。埃博拉病毒是老病毒新传播，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而全球化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本来已经区域化的传染病，已经成了全球性的传染病。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和西非的交流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埃博拉也成为对中国潜在的威胁。

  记者：有没有可能性把这样的传染病彻底根治？

  郝晓宁：我现在了解的，有科学家在尝试一些新的生物科学的办法，尝试注入一些新的基因，植入蝙蝠传播媒介，使之不能繁殖。目前仍然处于实验室试验阶段，并没有什么可行性。而且这个病毒生成的环境是在非洲丛林地区，生物环境复杂，所以根治很难。谈根治不如谈普及卫生习惯，增强防疫能力。W H O与卫计委的文件也明确说了，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就足够应对这一问题了。埃博拉是接触性传染病，就不会像SA RS这么可怕。传染病最可怕的就是呼吸道传播，所以只要你保持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哪怕是同乘一架飞机，保持一定距离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说现在去西非旅行，只要你卫生习惯足够好，能适时做防控，都没有问题。这次埃博拉疫情，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医务人员大量死亡，这也是因为缺乏防护措施。本地的医疗人员损失也是造成疫情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同时W H O在西非的投入也不高，因为这里还有经费的问题，这些都导致了疫情蔓延。所以目前解决西非疫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强国际援助，这也是主要国家的呼吁，现在中国已经派去了不少医疗人员过去接班，还有大量捐助医疗物资，北京安贞医院是定点医疗援助机构，他们的医疗队就是第一批接触埃博拉病毒的医生。

  中国已做好防御埃博拉的准备

  记者：还有一种公众的疑虑，就是埃博拉的传染源会不会扩散到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类似西非的丛林地区？

  郝晓宁：要想异地形成传染源这绝非易事，一个人带着传染病毒，来到一个病毒产生环境相似的地区，然后病毒又找到宿主，这就很难。埃博拉病毒可以在遗体存活大约7天之久，但现在西非因为裹尸袋缺乏，尸体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但是病毒也没有说能长时间存活。埃博拉病毒对温度很敏感，100摄氏度煮沸5分钟，病毒也就死了。而且埃博拉病毒的宿主是蝙蝠，其他地区的蝙蝠和西非的蝙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病毒不变异，就没有这么可怕。现在并不怕病毒从人再传播到动物身上，而是怕病毒的宿主的传播。至少目前没有说除了非洲之外，全球其他地方有自然疫源区。

  记者：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外媒体都认为，埃博拉出血热对中国当前公共卫生的防疫检疫是一次挑战。我们十年前经历过SAR S的教训，那么今天看中国公共卫生防疫能力是否能通过这些考验？

  郝晓宁：要相信中国当前的公共卫生防控能力。客观说，经历过SA RS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好事。2003年以来，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都不断加强。从公共卫生装备，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反应能力，再到技术监测，以及公共卫生防疫队伍，我们都很强。目前广交会期间，这是中非贸易集中的阶段，所以防疫压力也比较大，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例被证实的患者。我也属于国家突发卫生事件风险专家评估组，从实际来看，我们其实是内紧外也紧。应急办基本都是晚上10点半下班，都在收集各种信息。特别是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非常重视，亲自作了批示，埃博拉的防控预案都改了三次，要求非常严格。现在是几套防控体系一起运行，教育体系，港口检疫，特别是对外交流，还有公共卫生系统，对外来者的追踪，21天隔离期的随访，还有跨越国境的第一关检验，这些都是非常严格执行推动的。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群众卫生防疫手段，和公共卫生防御教育。

  记者：那么我们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教育有哪些变化？

  郝晓宁：现在病毒的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也在变化。过去都是家长和街道、村镇的和言传声教和集体教育，学校会有卫生员的教育。现在自媒体兴起，健康宣传教育都有了体系性的更新，健康，媒体沟通做得会更好。而且从卫生本身来讲，过去是被动防疫，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主动防疫行为，主动宣传，主动教育和主动的评估。表面看，目前整个防疫措施风平浪静，但是事实上每周都在做风险评估，都在收集和分析信息，和政府做及时的信息通报。

  记者：十年前是SARS，这一次是埃博拉病毒，那么未来是否还会有其他的新的传染病？

  郝晓宁：现在还没有新发现的病毒，其实很多传统的传染病本身就足够危险，比如鼠疫。埃博拉之所以比较可怕就是因为致死率很高，埃博拉的致死率达到50%，但是其传播率并不高。传播率强，但是致死率并不高的病毒，类似麻疹、水痘，这就是可治的，并不会造成恐慌的传染病。所以一般首先考虑的还是致死率，综合考虑致死率和传播率，一般是以两者的乘积来衡量。如果有传染病致死率很高，同时又有很强的传播率的话，就非常可怕。

  记者：人类的历史就是和疾病斗争的历史，到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看全球防疫，特别是面对国际传染病的挑战？

  郝晓宁：和瘟疫流行病斗争，这一直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历史上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乃至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瘟疫和传染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一套逐渐发展成熟的防疫办法，比如《黄帝内经》里面就有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的内容，出现了瘟疫，尸体要撒上石灰，清洁厕所，要隔离人畜，这些都是很朴素的防治思想。我们比较成型的检验检疫制度是清末建立的，比较现代的疾病检疫制度则是伍连德博士在东北防治鼠疫之后建立起来的。从现代传染病传播情况来看，传染病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病毒没有国界，随着人的交流，区域性传染病很可能就会是全球性传染病。防控传染病是全球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为什么一直和中国保持公共卫生的合作交流，包括SARS暴发的时候，美国也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与中国合作，就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公共卫生防治能力不强的话，很可能就造成全球性的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一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公共卫生设施的健全和传染病的治理则是两个核心议题。现在非洲应该是公共卫生问题最大的地区，光从评估的角度看，非洲的自然疫源地就比较多。再者不管是民众的健康素养还是医务人员的基本能力，以及当地的财力都是比较有限。我们目前一直都在援助非洲，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也通过各种渠道来援助非洲。虽然现在对WHO的抨击比较多，认为其对非洲的重视不够。但是从客观角度看，各个国家和WHO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卫生外交在非洲也是比较流行的。之所以今天仍然出现这么多问题，事实上还是因为非洲自身欠账太多。非洲的卫生力量要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原文标题：全球化的埃博拉VS中国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