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24小时：亲历医生工作状态

  受登革热疫情影响导致的发热患者就诊高峰刚刚缓和，入秋后秋季腹泻和流感又将逐渐流行，医院儿科预计即将迎来“多事之秋”。日前，记者深入广州地区一所综合医院儿科以及儿科专科医院蹲点，亲历了儿科医生的真实工作状态。

  儿科医生面对着特殊的患者群体——他们多数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不主动配合诊治，在患者的身后则往往是心焦的家属。和成人科室相比，儿科又往往是收入“洼地”。长期“看病累、压力大、收入低”，使儿科医生与病儿的配备比例严重低于成人患者，有儿科教授哀叹：“年轻医生都跑光了。”

  时间：深夜

  地点：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儿童急诊科

  4小时夜班看了49个病人

  “衣服不透气可以换件薄点的衣服，要注意是不是泌尿系统感染，因为喉咙不红，如果吃了我开的药还是越来越烧明天一定要回来验尿。有没有药物过敏、蚕豆病？”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急诊科医生陈飞燕，嘴上不停地叮嘱着患者家长，一手翻病历，一手按鼠标，双手再在键盘上风似的掠过，电脑屏幕上随即出现两行化学药名。此时是晚上10时刚过，眼前是她当晚夜班的第三个患者，但她清楚一开始就要抓紧时间，“写病历、开药都是电脑操作，可以很快。最花时间的是要向家长大量提问、解释。”

  凌晨1:17，陈飞燕送走一个肚子疼的小患者，趁空隙给记者指了指电脑屏幕：“你看，这个孩子是晚上11:13挂的号。”登革热多发，不少孩子都因为发烧而被家长带来，有的轮到号时已经睡得东倒西歪。接近1:30，陈飞燕班表上的下班时间，负责分诊的护士走进诊室：“外面还有30个病人，要不你再看两个过敏的孩子再走？”

  秋风干燥，但实际4小时的接诊时间里，陈飞燕的诊桌上连水都没有放一杯，她和椅子最长时间的分离是一个5秒钟的伸展，“已经算好了，有的班次连续上7小时，那真是吃力。”这天3.5小时的首段夜班，她一共看了49个病人，如常拖了半小时，凌晨2:00才结束。简短地和记者告别后，她匆匆走向临时宿舍。4:30，她就要开始后半段夜班了。

  由于要根据24小时内患者就诊规律来安排短缺的人手，这里的医生们都适应了碎片式的上班时间。记者蹲点的这天，陈飞燕晚上10：30上班，到第二天凌晨1:30，中间最多休息3小时，凌晨4:30再看到8:00。她的同事梁妤婷，当天下午4时下班，第二天半夜2时又要上班，夜间交通不便，晚上10时她就要提前回到医院，在值班宿舍里睡几小时再起床。“常有患者问：你们为什么不多派点医生？我们只能告诉他：因为没有医生啊。”梁妤婷说，由于长期作息不规律，有的女急诊医生熬成了内分泌紊乱。

  时间：上午

  地点：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手术室

  最多试过一天16台手术

  就在陈飞燕“中场休息”时，两名将异物吸入气管的小患者相继从外地漏夜转入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急诊。情况稳定后，两人转入住院部，等待白天治疗。

  早上7：30，耳鼻喉科医生陈彦球回到医院，整理和查询当天的工作任务；8：00的交接班后，陈彦球与其他医生、护士长大步流星地在各病房间查房，因当天上午他有5台手术，8：30就要到手术室预备。

  其他人员还没到手术室，陈彦球就开始忙进忙出，推出仪器、接驳线管、拆器械包、把小凳子调到合适的位置，“这些活是可以交给护士，但与其等，不如尽快开工”。除此之外，他还要谋划好各场手术先后次序。在考虑患者安全的前提下，陈彦球会把类似的两场手术安排到挨着做，这样就不用反复准备同一种仪器，可以节省时间。

  由于不少患者家长都慕名从外地转诊到该院，平日的一周里，除去3个半天的门诊，陈彦球其余工作时间都基本排了手术，一天6至7台手术、一两点才吃午饭已习以为常，到“黄金周”前等繁忙时期，陈彦球最多试过一天16台手术“车轮战”，“要同时开两个手术室，这边做手术，对面同时做准备，这边一好就马上到对面去做下一台，整天就泡在手术室了。”休息日只有周六一天。

  手术期间，陈彦球需要长时间保持弓背姿势：站着弯腰看耳科手术显微镜、在矮凳上猫着腰看纤支镜、蹲着用管子吸出肺内的脓液……平时太忙，无暇锻炼，他只能在每个手术间隙等患者的空当，抽空在手术室里溜达，趁着最后一台手术前，他把无菌器械包的外包布料在地面铺开，做起了平板支撑，“我已经练到能坚持一分多钟了，但怕影响手术，不敢做太久。”

  最后推进手术室的9岁男孩，X光上显示一根细长的金属卡在他右边支气管，家长表示是吞了一枚钉子。陈彦球先是使用仪器寻找异物，“有点怪，上面好像有层白色的膜。”第一次尝试取出未果后，他定了定神，屏息静气，再次笃定地伸入钳子，又缓缓地抽出，竟然是根两厘米长带塑料钉杆的大头针。到上午手术完毕时，已是中午1时。

  陈彦球告诉记者，越是过节期间，儿童误吸异物的病例就会越多，所以即使是黄金周，该科医生们都要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处理急诊患者。

  时间：上午

  地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诊室

  此起彼伏的哭声中完成诊断

  10:30，诊室里拥挤不堪。一个孩子就诊，身后至少跟着两个大人，有的家庭三代齐出动，护卫还在喝奶的“小主”。虽然诊室外面的屏幕会播放就诊名单，但家长们往往不放心，怕别人家的孩子插队，非要守在医生旁边才安心。最高峰时，约十平方米大小的诊室里，挤进了“五小十大”。

  10:35，沈振宇副教授的诊室里正上演着这样一场“哭戏”。一个正在检查的孩子哭了，候诊的“小伙伴”仿佛受到感染，纷纷开腔声援。此起彼伏的哭声，加上家长们或温柔安抚或着急喝止的声音，让诊室里更显憋闷，令旁观者烦躁。沈振宇却依旧平心静气，经验老到地拿听诊器、压舌板、棉花签来转移孩子注意力。

  六岁男孩，因流鼻涕、发热而就诊。爸爸开口就问“医生，我儿子是不是得了登革热？”医生听完病情介绍，判断孩子只是普通的感冒。“以前怕手足口，现在怕登革热。”沈振宇说，近期很多家长带娃就诊，开口就问“是否登革热”。普通感冒发热，其实无需扎堆到医院就诊。但医生反复解释，也挡不住家长护娃心切的焦虑。

  应重视儿科医生培养

  和成人科室相比，儿科通常是收入“洼地”，加上帮小患者看病辛苦、和一些患者家长沟通压力大，儿科对年轻医生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小。“一直都缺人，去年又有一两个医生辞职了。最好的时候距离理想状态还差一两个，但我们都已经‘要偷笑’了。人手最短缺时，缺了四五个。”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急诊科副主任马文成说，急诊科逃不过上夜班，人手紧缺导致上班时间颠三倒四，“女同胞最‘深恶痛绝’”。

  “年轻医生近几年都快跑光了，又很难招到新人，我们只好连轴转。”作为儿科副主任，沈振宇对“未来谁来给孩子看病”的问题很担忧。沈振宇说，儿科医生与病儿的配备比例严重低于成人患者。儿科学界普遍呼吁重视儿科医生培养，在医学院校重设儿科学专业，对儿科学专业的学生参照师范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