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和科室主任为什么成了“高危”职业？

编前语：2013年，全国检察院正式批准立案后共有1727名院长被抓。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医院管理职业的困境，它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改的十字路口。

深圳南山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翟某进因为涉嫌受贿，近日遭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逮捕。继2012年6月深圳医疗系统反腐案后，2013年至今，深圳市检察机关又陆续立案查处医疗系统受贿案13件13人。(《南方都市报》10月28日)

又一位副院长落马，仅仅一年多时间，频频曝出的医疗系统受贿案，从医院院长到科室主任，这些医疗机构关键的管理岗位，似乎一下子成了“高危”职业。而按理来说，医院院长与科室主任，作为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其实本不该身处险境。‍

当然，既然权力无论大小，只要运用不当，监管失控，都难免会出问题。在这方面，医院院长和科室主任倒也也并不例外。尽管只是医院与科室相关事务的决策权，但毕竟掌权一方，且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利益，并遭遇利益公关。而一旦在利益公关面前无法把持，甚至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利益寻租与交换的条件，犯事儿也就并不意外了。这里面，当然不乏人性的贪婪，不过，频发的院长与科主任受贿案，其实并不能简单的归之于院长和主任们抵挡不住利益诱惑。

事实上，人性趋利，非要让院长和科主任成为例外，的确也是强人所难。指望院长和科主任们通过道德约束来自我救赎，自然也就不切实际。而现实中，无论是采购价格昂贵的医疗器械，还是与药商打交道，院长和科主任其实不可避免会牵涉到各种利益交易中。而为了获得医院的订单，或是获得医院的分销渠道，对于院长、科主任这些关键人物的利益公关，也注定不会停止。尤其是当院长和科主任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相关的采购流程更是缺乏起码的透明，甚至连医院的财务也完全是受院长领导，只认科主任的签字，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不仅为权力公关和寻租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同样也让权力拥有者丧失了最后的救赎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院长与科主任成受贿高危职业，其实更需反思医疗机构的管理方式、财务制度以及权力运行机制。可以设想，如果医院院长的权力清单完全公开，任何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要通过必要的民主监督程序，院长个人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权力寻租的机会必然会被极力压缩。至于医院事务中所牵涉的采购利益，同样应当建立独立的财务体系，医疗器械的采购，必须有独立的询价与比价机制，并充分采纳器械使用科室医护人员的意见，而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有公示期并公开决策程序。

基于此，医疗服务机构管理模式的去行政化，并对医院管理中涉及利益环节的权力建立起分权约束与监督机制，医院院长与科主任才不会被不受控的绝对权力拉入受贿陷阱。院长与科主任这些“高危”岗位，才能回归其专业管理的本位，并转危为安。

（华声在线《医院的院长为什么成了“高危”职业》作者 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