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江教授：累并快乐着的完美主义者

今年已经75岁的申文江教授是我国肿瘤放疗学界的著名专家，在放疗及相关领域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深受国内外中青年放疗医师的崇敬。上周，医脉通有幸采访到这位充满智慧、精神依然矍铄的老前辈。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申老与我们分享了他眼中的放疗科发展以及他在峥嵘岁月中的丰富经历和心得体会。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个邀请，让我去给一个医院放疗科的年轻人做点与医生相关的人文方面的座谈。我偷个懒，就梳理了自己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在这个专业领域的发展中都做了些什么，想就着这些经历谈谈自己的感悟。

我大学毕业分到307医院从事防化临床专业，主攻方向为神经性毒剂及6种战争毒剂（化学武器）的防治。当时部队中一个所研究出了一个复方药，我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到现场去抢救神经性毒剂中毒病人。

当时的研究在用药剂量方面并没有很明确的标准，而军事医学对全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军事秘密，所以没有任何文献可以参考。我在抢救了六七十个病人以后，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如果把中毒的病人分为轻、中、重三类，治疗剂量刚好是轻度：中度：重度为1:2:3。我因为这个小小的发现在部队第一次立功，那年我只有23岁。这个复方药装备到部队，就是根据这个配伍。后来我到越南打仗，又因为军事医学教育的突出贡献立了一次功。

我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想着要立功或者得奖，我想的就是伤员分类、剂量配比。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1974年，北大第一医院成立肿瘤科、北京市肿瘤中心，我在放疗科，但也在外科参加两年值班，也跟着上台学习做手术。那时，我的一个当领导的同学说我年纪已经不小了，建议我尽快独立掌握一门新的技术。

于是从零开始，我在北大一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学习放疗专业。学习期间我发现，医科院肿瘤医院学科不完全，虽然胸部肿瘤很强，他们在儿童肿瘤、神经系统肿瘤及肝癌中是弱项，我就琢磨”补差“，尽可能在这些学科中发展。

学习结束我回到北大肿瘤医院，回来以后，最先开始研究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放射治疗。那时候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人不能长期存活，因为血-脑屏障、血-睾屏障的存在，癌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睾丸里得到庇护。药物过不去，但是射线可以过去。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跟北京儿童医院胡亚美教授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陆道培教授合作，治疗了很多的血液病病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人得到长期生存，全身骨髓移植获得成功，他们因此都成了院士，北大一院放疗科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

这些科技成果，是从阅读文献中得到启发，在资料并不完全的情况下自己钻研。正因为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做好，去解决这些问题，才有了一些成就。

美国发展心理学研究做过一项很著名的延迟满足实验，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足的能力。实验者给每个孩子发一颗糖，同时告诉他们：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15分钟后再吃，就给吃两颗。有的孩子急不可待，把糖马上吃掉了；而另一些孩子则耐住性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获得了更丰厚的报酬。

研究人员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能够为获得更多糖而等待更久的孩子学习成绩相对较好，长大以后在事业上的表现也更出色。

心理学研究也找到了这个试验结果的解剖学基础，那就是吃一块糖的孩子大脑表浅部位较发达，他们求生存欲望更强烈，吃两块糖的孩子大脑深部皮层较发达，求发展欲望更强烈。

我希望年轻大夫有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清楚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优先求生存还是优先求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但你在生活、工作中，会遇到很多次的选择，面对具体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选择急功近利还是选择长远发展，能决定你的事业和人生的价值。

做一个好医生，智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情商。医生是个很特殊的职业，要求你必须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跟病人的关系，跟病人家属的关系，跟领导、同事的关系，跟同行的关系，跟学生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处理好。

我希望年轻大夫少埋怨环境、埋怨领导，多看看自己做得够不够好。我这一生遇到的坎坷也很多，不是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遇到问题，关键还是正确看待，努力解决，而不是一味在那里抱怨。况且我认为，对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坎坷。

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一件事，领导要求我一年之内不许张扬、不准写文章不准投稿不准到处发言。那个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泡图书馆，把关于肿瘤的书看了个遍，甚至在我自己心里形成了一个每种肿瘤的规范和指南。那时还没有指南，但我已经在开始考虑找在临床实践中遵循的“指南”。

后来让我参加北京肿瘤防办的建设，之前要开展全市的肿瘤普查，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普查有没有意义？要不要开展？查哪些项目？哪几种癌？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件事，必须事先就给出证据，花那么大人力物力做体检，经济上到底合算不合算？

我就根据之前积累的知识告诉当时的领导和同事，国际上认为凡是年发病率在12/（10万）以上，体检的经济效益比就好。如果发病率低于这个临界值，筛查就没有必要查了。后来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出了健康体检肿瘤筛查所包括的诊断项目、诊断标准、临床措施及后续处理。这本小册子指导了当年北京13万人的体检，后来也成了防办的体检筛查标准。这些项目持续用到了今天。

现在好多年轻人抱怨辛苦、做研究难。想想我们那时候，做猪皮肤中子照射耐受剂量，把一头十几斤的小猪逐渐养到200多斤。做动脉硬化血管内照射研究，养了60多只兔子。兔子是食草动物，没有动脉硬化，好不容造模成功。大年初三我们就泡在实验室给兔子的动脉硬化做血管内照射，因为机器是借用心内科的，我们每天晚上等别人不用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那时候住在办公室，每天凌晨2点以后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八点还得正常上班。就这么干活，才在血管内照射方面出了那么一点成果。兔子恨不恨我我不知道，我还得给它们打扫卫生呢。每个星期，我都带着科里的其他几位男同志，穿着拖鞋，卷起裤腿，在兔子实验室冲水扫地。把兔子笼子搬出去，屋里消完毒再搬回来。

这么多年，我做每一件事，心里想的就是把它做好，做得有水平。人的价值不就是从你做人做事中得到体现吗？一件事到面前了，你反正是要做的，为什么不尽力做得完美一点呢？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原来好像没有感受“完美主义”这个词，自从看《非诚勿扰》节目我才知道，我突然一想，我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累死了。但我还是觉得做个完美主义者没什么不好。至少，我对得起我自己和我的病人。“完美主义”可以激励你的人生过程，也能衡量你的成就和人生价值。

我今年已经75岁了，现在手上主要还有三个活儿，一是国家标准委员会放疗、核医学和放射剂量学分技术委员会，2003年开始当主任，在我任内已经发布了77个国标，以至于有的人怀疑我到底是学医的还是学物理的。其实我当初学医，很大程度是为了回避理工科的东西，数学、物理什么的，现在又跟数理搅在一起了。二是北京医师协会放疗分会会长，2003年开始担任。三是负责《医学参考报》放射肿瘤频道的编审工作，我希望这份小报培养一批精英，让他们从这里起步。

这些还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会继续一件一件都办好，先不管它是否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