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学遭遇仇恨

颜福庆的遭遇

1966年8月，八十多岁的颜福庆，在他一手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校园里，惨遭批斗，并被戴上高帽挂牌游行。事后，家人非常担心他会想不开。颜福庆反而安慰家人说：“不要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痞子造反，也是这样的。”

颜福庆所说的“痞子造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0年湖南长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那年春季，因粮食歉收、粮食囤积外运等多种原因，米价飞涨，民不聊生。而脆弱的官方赈灾体系又调控失败。长沙贫民黄贵荪一家因为无法买到米而全家自杀，激起民愤，引发了抢米风潮。后来冲突扩大化，长沙城中的许多教堂、洋行、领事住宅被捣毁。在上个世纪，各种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研究，都将其称为“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对于风潮中对医院、学校、普通民居的焚烧抢劫等一些极端暴力事件，则讳莫如深。

颜福庆就是那场风潮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1910年2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颜福庆抵达长沙，进入雅礼医院工作。工作了还没俩月，就遇上了长沙全城抢米风潮，颜福庆家被洗劫一空，连他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文凭都被焚毁。后来，颜福庆赴上海向“上海耶鲁俱乐部”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

对于颜福庆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遭遇。

善待贫病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遭遇，会给颜福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颜福庆的办医生涯中，“体恤贫病”一直是他的工作指针。

1931年1月17日，上海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起草了《筹建中山医院缘起》，其中写道：“至民众一般，更为可悯，因乏设备较善之医院，常感就诊无门之痛苦，坐以待毙，比比皆然”。这句话，很有代表性，是颜福庆照护贫苦群体、怜悯病患的思想体现。

为什么颜福庆能有这样的思想？这当然和他自幼在教会学校所受的教育有关。但我猜测，这与颜福庆的个人经历、尤其是那次“长沙抢米风潮”的经历可能有更为深刻的关系。

任何亲历过那种场面的人，都会感到恐惧。而恐惧之后，有些头脑的人一定会开始思考：怎样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看病和吃饭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我想，颜福庆一定在琢磨，怎样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在遇上这等事、怎样让自己创办的医院不要像米行那样遭遇劫难。如同长沙抢米风潮的最终解决办法——“抚恤饥民”一样，颜福庆的出路只有一条：体恤贫病。

其实不只是颜福庆，民国时期，整个医界的有识之士都能深刻地感悟这个道理。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宋国宾起草了著名“医师信条十讲”，也就是医生行为准则。十条要求之中，专门拿出两条来重点强调关爱贫病。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清楚，如若忽视贫病，就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民国时期，有医疗纠纷，但没有出现砍杀医生的情况。

让历史照进现实

长沙抢米，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所以，当下的人们可能会淡忘过去。

两年前，下肢坏死的河北农民郑艳良因无钱治病，在自己家里，用小刀和钢锯给自己做了“截肢术”。这件触及社会心理底线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有医院伸出援手为其免费救治。可是在《新京报》的报道中，郑艳良说到：“感谢媒体和社会，但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我想，救治了他的医院和医护人员看到这话，一定感到心凉。我要说的是，郑艳良这话表达出的是一种仇恨，一种来自于贫病的刻骨仇恨。

目前，医界面对的此种仇恨太多太多。这些年，大家在媒体上或在现实中会经常看到北上广的大医院中，民众彻夜排队争抢号源的场面。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像是珍贵的大米，而那些患者，就像是饥民。各家大医院开足马力，医护人员彻夜加班，也才勉勉强强能够保障一部分患者的“病有所医”。而饱尝了“争抢性恐慌”的患者们，尤其是那些因病致贫者，绝对不会有多少感谢。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仇恨。这些仇恨的来源不限于医疗过程，还来自于贫苦、或是各种不公正对待。而带着这些仇恨的群体中，有些人心态阴暗抑或绝望。他们一旦开始就医，便开始发泄，甚或制造冲击。多年的医务接待工作中，我一直深深地感受着这样的仇恨。

“你们说，马云会不会在某一天带着人来冲击医院？”这是我经常问同道们的一个问题。其实，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马云们输得起。而这些年国内发生的各种冲击医院、砍杀医护事件中的主角，大都属于是“输不起的人”、也就是中低收入和贫困线以下的群体。

应该怎么办？出路还是那一条：“体恤贫病”。

但是，当下很多人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这些年一直有声音，说公立医院应该关闭“特需病房”。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在民国时期，各家公立或私立医院的病房都划分等级，头等病房条件非常好。而与现今有所不同的是，那时公立或私立医院大都同时设有救治贫病的“免费病房”。就是说，上世纪上半叶，人们根本不敢在不设免费病房的情况下，就设立服务特殊群体的高端病房。但是，当下，就这么干了。

关于宽恕

其实，体恤贫病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真的做起来有些难度。而对于那些遭受过冲击的医界同道来说，更是会有些心结。

还是来谈颜福庆吧。他被当年的流氓无产者们抢了，抢得倾家荡产。他本可以终生表达仇恨，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更加能够理解和体恤贫病。我觉得，他悟到了宽恕。

其实，面对失去理智的仇恨时，宽恕是最明智的选择。

1910年那场抢米风潮中，地方官员赖承裕前去“处置”围观群众，他对饥民说：“长沙高档茶楼的茶，要价100文，你们不嫌贵；米是人人要吃的，只卖80文，你们就嫌贵”。此话激怒饥民。七十多岁的赖承裕被吊起来打、嘴里还被塞进猪粪。

有些同道可能觉得这话有些“似曾相识”。前些时间，微信上类似有调侃病人的话：“商店里的衣服你不嫌贵，看个病就嫌贵”。以我多年的医患纠纷工作经验，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在纠纷时，如果你面对愤怒的患方说出这话，那就是自己找死。

这些年，在医院暴力频发的情形之下，一些医界的同道喊出要“设立黑名单”、要“以暴制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些绝非是明智之举。以暴制暴，是强力机关的职责，而非医界的本分。有些同道会说，有时强力部门不作为，我们只能以暴制暴。其实，在庞大的社会面前，医界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以暴制暴”，一旦把握不当，即会违背医学伦理、且遭受更为疯狂的攻击，而此时，强力部门更有理由不保护你。

在我多年医患关系演讲经历中，有一次印象深刻。那次台下坐满各家医院的科主任。或许是对演讲内容过于感同身受，台下的一位教授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防身喷雾剂”，和旁边的同道交流起来。同道不慎按了一下，瞬间会场大乱。当我捏住鼻子、泪流满面地从会场里冲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同道们真的在纠纷中对患者喷了这东西，那是绝对收不了场的。以仇恨应对仇恨，只会激发出更多、更疯狂的仇恨。

医界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的行业。知识分子，习惯于争论对错。其实，争论对错，只在良好的法制和信仰环境下才有意义。多年的医患纠纷工作经历告诉我：对错是相对的，而仇恨是绝对的。更况且，部分时候，确实是医方有错。

医患纠纷接待的工作很不好干，被打被骂是家常便饭。我一直开玩笑说，这些年干下来，最大的成就，就是自己没成精神病。因为，找到了解药，那就是宽恕。宽恕，可以避免自己的内心过于痛苦；宽恕，也可以避免自己在过度愤怒的情况下做出违背常伦的事情。其实，宽恕，原本就是医学的本分之一。

当年，刚刚从事医患纠纷接待工作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不知敬畏，也曾在群体性冲击中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街示众”。曾经很痛苦，也很愤怒。

所幸，这些年的经历中，慢慢感受到了宽恕的力量。痛苦和烦恼能够减轻很多，工作上也能开始游刃有余地平和应对了。

所以，若要我说，当医学遭遇仇恨时，医界能干什么那？我想，就用宽恕、用关爱，去消解大众的、同时也消解自己的仇恨。切勿用仇恨去扭曲医学。

唯有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