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医生”在中国 不同的体验与感悟

“看，我儿子长得像不像亚洲人？”吉昂扎古里(Guillaume Zagury)医生一面从钱包里抽出自己中国妻子和儿子的合影，一面用流利的中文问道。

从1995年第一次踏足中国至今，法国人扎古里曾在包括上海、苏州、天津、福建等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作、生活。3年前，他来到北京明德医院做全职医生。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医疗已经进步太多。”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近年来，中国逐步放宽外籍医生在华行医限制。扎古里的同事爱德华 斯坦福(Edward Stanford)和谭希贤(Jason Tam)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于一年前来到北京明德医院工作的。

据了解，当下，在中国大陆境内，外籍医生大多供职于高端国际化医院或外资合资诊所，其服务对象仍以在华的外籍人士和高端客户为主。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医生，带来了他们的医学理念和医疗技术，同时，他们也从另一个视角审视并体验着中国的医疗环境。

来中国行医原因各异 说来就来其实并不难

斯坦福把来华工作戏称为“妻子的错误”。

在美国，斯坦福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曾在加利福尼亚州Northbridge医疗中心、芝加哥伊利诺伊Masonic医疗中心妇产科等机构工作。每年在非洲一个月的工作项目，使他于2010年获得了当地授予的一枚奖章。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要病倒了。于是我暂停工作，去打高尔夫，休整了一段时间。”斯坦福回忆，接着，他突然接到一位在伦敦工作的同行打来的电话。

“你愿意到北京工作吗？”同行问他。

“不愿意。”斯坦福答。

“我会再打电话给你。”同行道。

再打电话过来，同行要走了斯坦福的一些个人信息。

又过几日，妻子下班回家抱怨道：“我讨厌我的工作。”

斯坦福对妻子说：“我有个工作机会在北京。”

“去，去面试。”妻子利索地说。

“真的？”抱着疑问，斯坦福飞到北京，接受面试，参观医院。6周后，他就正式来上班了。“我觉得还不错，这将是段有趣的经历。”

扎古里医生第一次来中国，则要追溯到1995年。那一年，他成为第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全日制法籍内科大夫。

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扎古里在法国巴黎长大。他曾在巴黎医院特护病房工作，之后在法国卫生部任公共健康专家。

在中国近20年的时间里，扎古里曾参与管理SARS病毒暴发和奥运会的紧急预案计划，同时也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医疗代表。他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工作，如今在北京定居，有一位漂亮的中国妻子和一个将满7岁的儿子。

一张亚洲面孔的谭希贤医生来自中国香港。作为一名在英国接受培训并在香港注册的物理治疗师，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籍”医生。11岁时，谭希贤就离开香港到英国学习生活直至大学毕业。在英国工作两年后，他于2008年奥运会前来到北京。

最初来北京，谭希贤在一家英国的慈善机构工作。“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是想为福利院里有残疾的孩子找到寄养家庭，我需要和福利院的员工、寄养家庭的家长协调，告诉他们怎样去给孩子做康复。”他说。

工作几年后，他渐渐觉得偏离了本行。“很多时候，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行政人员，但我不喜欢这样，我还是想有更多地时间回到自己康复医学的本专业上来。”

于是，今年年初，谭希贤选择到医院做全职医生，担任康复科主任。

尖端手术无条件实行 不同地方规则也不同

某日，谭希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位知名的网球明星脚踝出了问题，想要过来看一看。

“最后因为她有其他事，就没有来。但在北京的工作就是这样，今天有这个消息明天又会那样，比较有挑战性。”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谭希贤看来，“突然接个电话”这种情况，在英国是不会有的。“英国工作很平稳，朝九晚五，天天重复。上午9点上班，喝杯茶；下午3点半，喝杯茶吃个饼，准备下班。”

如今在北京，谭希贤的工作时间依然是朝九晚五，但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元素。

“除了看病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机遇，会接触到不同的层面。比如会有人说‘哎你有没有想过一起研发产品’、或者一个病情很复杂的病人打电话说想要过来。”他说。

谭希贤感觉自己的努力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成果，“很多工作我在国外是做不到的”。

作为明德医院的医疗总监兼妇产科主任，斯坦福在北京的工作则“更基础一些”。他的工作时间被分成两大部分——管理科室和看病做手术。

“我把自己定义为提升患者医疗服务的角色，我知道我能做得很好。确保患者得到足够好的医疗服务，就像我在科罗拉多给患者提供的一样，这是我的工作动机。”他说。

斯坦福推崇循证医学，他希望给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都有确凿的标准和证据。

他表示：“在中国，当然要遵循必须的中国标准。除此以外，我们还会参照美国、法国、英国等多个标准，选择最好的一个标准使用。”

斯坦福是全美妇产协会会员，曾主管和主导过很多妇产科专业领域的科研和临床手术。而在北京，一些极高精尖的手术没有条件实行，“这里要做的工作更基础一些”。

“在中国，我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规则；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设施。”扎古里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他已很少为病人看病，大部分时间是与大使馆、国际学校、公司、大学等相关机构进行国际合作及相关交流。

“这也是我工作中最富挑战性的部分——国际化交流。”他认为，医院是一个品牌，医疗也不是仅靠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中国生活20年，扎古里俨然是“中国通”。虽仍带着浓浓的法国口音，但他的中文已足够流利。而刚来北京一年的斯坦福和他的孩子们，正在忙着学习汉语。

“我的全家都搬到北京了，儿子在双语学校学习。我工作之余，和儿子一起学习汉语。”斯坦福说。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斯坦福坦言“没有抱怨”。不过，他的评价是“城市大，污染太多；人很好，但开车危险”。

中国医生缺全科训练 中国患者盲目相信药

在与中国医生的接触与观察中，斯坦福感觉相比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和法国，中国还是要落后一些。

“比如在美国，我需要做很多研究、阅读和写作，需要时刻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步伐。中国医生不像西方医生，他们的知识储备稍显落后。”接着，他又对记者强调：“当然，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国医生，也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美国医生。”

斯坦福认为，不少中国医生在工作前没有接受足够的、全面的基础训练。扎古里亦有同感。

“中国有好多医生太早就开始了专科训练，全科训练不够。”扎古里说，“可能病人的毛病是身体其他部位导致的，但是全科训练不够的医生就会不知道。”

在中国，医生越老越好的理念被普遍认同。而在西方国家，则要“看情况”。

“有些年轻医生，可能没有很多经验，但他们学新科技学的比较好，就比老医生要优秀。”扎古里说。

扎古里的从医哲学是同情心和诚信。在中国多年，他有个感觉——不少中国医生很多时候没有体谅病人。“无论什么样的诊断，无论小疾还是癌症，医生完全是一样的态度跟病人说。这个现象需要改变。”

同时，扎古里也观察到了中国老龄化趋势。“老年人的数量会突然增加，如果中国的医疗跟不上，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病人都集中在医院里。

“我经常去(公立)医院，非常拥挤，没有隐私，各种各样的病人，这肯定有麻烦。而且，中国和日本都喜欢输液。”

明德医院也配有中医科。斯坦福认为，中医和西医没有可比性。但他碰到过一个坚持要求中医治疗的癌症病人。“我们跟她说中医治疗不一定有效，她坚持。结果是有害的。”

作为妇产科医生，斯坦福同样注意到了中国的高剖宫产率。“我们更推崇顺产，而且只有医生才能做最终决定。”

在斯坦福和谭希贤的病人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这让他们的医患交流与国外类似。

即使治疗过的中国人比例很低，全面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谭希贤，还是能感觉出中外患者的些许不同。

谭希贤曾给一位膝盖痛的中国病人开出“你要多做运动”的处方；病人则希望“你给我开点药，我回家养”，对谭希贤的建议表示很难理解。

“我会跟他解释，我们的肌肉肌腱如果弱了，就会不稳定，很多疼痛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但他们就是不理解。可我也还是要坚持我的想法，吃点药不管用，可能暂时止疼消炎，但不解决根本问题。”他说。

在谭希贤看来，高质量的医疗，不只包括精准的医疗判断，还包括跟患者的充分沟通。

“这很重要。”他说，“想要让治疗效果提高，最重要的是让病人清楚知道为什么。他的问题是怎样的，怎样的治疗方式对他是最好的，你要花时间告诉他。不仅要回答患者的困扰，还要给他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医生的责任。”

寻找有质量的人力很困难对医疗资源应多一些选择

在医疗设备和药品方面，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到的外籍医生都表示，碰到的阻碍并不多，但偶尔还是会有不便。

“大部分我需要的医疗资源，在这里都可以获得。如果有一些我得不到，大多数病人会理解；而一些病人只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接受治疗。”斯坦福说。

一次，他看中了一台医疗器械。但由于该器械在大陆地区没有销售许可，他只能花3倍的价格从香港购买。

“这种时候就很难。”他接着说，“一些高标准、高质量的手术需要的相关器械这里没有，我就只能选择其他方式的手术。这样不会伤害病人，但更多的现代技术就减少了。”

过去一年在北京做的许多工作，在斯坦福看来，都是自己“20年前在美国做的事情”。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不认为这里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但需要多一些选择。”

相比手术，斯坦福表示自己“更倾向于药物”。

“这里大多数可用的药品已经足够好了，只有一些特例。”他举例道，“比如有一种药可以治疗导致子宫出血的某种病症，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用这种药，我必须用其他药物替代。有时，使用替代药物的路走不通，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更多的手术。”

而对于钟爱非药物康复的物理治疗师谭希贤而言，他尽量规避使用药品，治疗所需的设备，主要靠引进。“设备是国外、尤其是美国比较多，由于研发比较落后，只能购买国外设备。”

在谭希贤的治疗方式中，器械治疗只占20%，80%来自于手法治疗、运动治疗以及对患者一些日常生活习惯的矫正。

因此，相比医疗器械和药品，谭希贤面对的更大挑战，是“寻找有质量的人力非常困难”。

谭希贤目前从事康复治疗工作，大部分是骨科和术后康复，这需要他不断和其他科室协调并为患者制定康复计划。

“康复医学在中国大陆比较落后，尤其在骨科和运动创伤领域。”他说，“所以从长远来讲，我的目标是想把西方的相关教育带进来，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英国的康复人员请过来做培训。同时，康复医学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和相关的技术，我也想要引进来。”

虽然这些在拥有先进医疗资源的国家工作过的外籍医生，在中国工作时不免碰到硬件或软件方面的不便，但斯坦福依然肯定地表示，“这里已经足够好了”。

“我在非洲工作时，诊所门口就是肮脏的马路。但不管在哪里，医生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为病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护理。北京的业务也同样，没什么特别。”他说。

在中国行医京沪门槛不同 上海更适合年轻医生冒险

如今，谭希贤的父母和双胞胎弟弟都在香港生活。在北京，家住东南三环的他，多数时间开车到东北三环外的医院上班。限号日，他乘地铁再转公交。

“开车的话，每天都很堵。我不介意做公共交通工具，但人真的太多了。夏天，早上上班到医院，我已经满身大汗，好像已经工作了一天的感觉，很累。”和几乎所有在北京工作的通勤者一样，谭希贤同样对北京交通有些抱怨。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这座城市安了家，有一位北京妻子和将满两周岁的孩子。

“在北京，做一件事情需要很多不同的步骤。走到某一步，可能因为一些东西不行了，就要回去重新来。这样有时效率会低一点，但整体来说，在北京生活还是可以的。”他说。

外籍医生在北京行医，比在诸如上海等其他城市多一个必须步骤。

根据外国医师来京行医的政策规定，外籍医生到北京行医，除了必须在遵循《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相关规定外，还须接受本专科的医疗考试。

“考试是应该的。每一位医疗人员最好都要通过一个医疗考试。”谭希贤对记者说，“医疗人员关乎人的健康，我觉得有把关是好的。”

在他的印象里，考试很严格，“很多人都过不了”。但“过不了”的原因，有时并非个人能力不足，也可能是“在国外学的和国内考的内容有一些出入”。

谭希贤的一位同行就没有通过考试。“国外分科比较细，他是做肌肉关节的，而考试时问他的问题则是关于神经康复的。他说他不是这个科，在国外不学，所以就没过。这个考试，哪个方面都会问得比较深入一点，可能对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利。”

然而，刚毕业的外籍医学生却难以选择在北京行医。

“要来北京工作，除了考试，还需要有5年工作经验。这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有这个限制，他们就来不了。因为大学的学习已经十年，再有5年经验时，他们大多刚成家，这样过来的话，确实难。”扎古里说。

他最初工作过的上海，则没有这个限制。“上海就更适合年轻医生来独自冒险。”

在上海，只要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材料与资质证明、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并得到允许后，即可行医。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政策更加宽松，扎古里用“更放松、更有弹性”来形容。

“如果你打开窗，可能一起飞进来的会有几只蚊子……但如果有更多限制，你(外籍医生)想进来也来不了。”扎古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