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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公立医院,不用论资排辈

首页 » 医声医事 2014-12-30 新京报 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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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医生是医疗行业核心资源,医生多点及自由执业一直以来都是医改的重要内容。近年,越来越多选择出走的医生们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辞职?为什么要放弃成功稳定的状态而选择自主执业?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医改的什么方向,他们能成功吗?心有情怀,但未来一切还不那么确定。
  医生是医疗行业核心资源,医生多点及自由执业一直以来都是医改的重要内容。近年,越来越多选择出走的医生们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辞职?为什么要放弃成功稳定的状态而选择自主执业?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医改的什么方向,他们能成功吗?心有情怀,但未来一切还不那么确定。

  “比公立医院更加宽松的职业环境,收入有可能改善和增加,工作更加自由,少了往上升的压力,可以参与医疗机构的管理,追求自己的理念和理想……”这些听上去走出公立医院的“利好”消息,是否真的已成为公立医院医生去社会办医机构任职的动力?现实也是如此,还是“看上去很美”?记者采访了几位陆续走出的医生,他们的想法或许代表了不少医生更现实的考虑。

  “离开公立三甲医院,只是换了一个平台”

  今年8月份,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的黄强(化名)离开已经工作了5年的一家北京三甲医院,与朋友、投资人合作创办起一家儿童心理成长中心,主要针对儿童的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及早期干预,黄强坦言,鉴于创办时间有限,目前中心还处在“烧钱”的阶段。

  对于离开医院的原因,黄强坦言,工作内容是一个重要方面,“我有我自己的追求,说白了,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在医院时是一名心理科医生,平时的工作针对各种人群的心理问题,主要面对成年人。我原来所在的医院心理科的整体实力也很强,只是我现在的平台能够让我更专注于自己喜欢而且擅长的事情。”

  他介绍,自己所学及兴趣点为儿童教育,尤其是儿童心理发展,自己长期从事心理门诊工作后发现,很多人存在的心理问题其实与他们早年的经历、家庭环境及教育等都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受到时间、工作量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医生在医院这一平台之上对儿童心理问题早期干预起到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自己也希望能够通过更大的平台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才决定从医院离开,换一个平台。

  在他看来,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的自己如果不离开公立医院,可能就会顺着主任医师、带博士生等的路子“往上走”,但自己的着眼点在未来,所以做当下的决定也没有那么困难。

  “平台”是他在跟记者的交流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在他看来,现在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平台。

  “在民营医院仍可评职称,我的顾虑又少了一个”

  与黄强相比,已经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了15年的李福生对于离开,则显得更加纠结。在他看来,“论资排辈”的氛围是让他离开公立医院的一大原因,“评职称时,按年资轮不到的,即使你其他条件都符合,也只能等。”李福生今年41岁,工作5年之后获评主治医师,直到离开公立医院时,自己的职称并没有变化。

  实践机会对医生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李福生认为,医生技能的提高必须通过实践机会,但在很多公立医院中,“论资排辈排不到你的手术,你就只能在旁边看,很难唱‘主角’。”李福生用“尴尬”形容这样的处境,“如果你想一辈子都做医生,总不能跑一辈子龙套吧。”

  尴尬过后,现在已经是一家民营医院业务院长的李福生在2011年6月份离开已经工作了15年的公立医院,对于离开,与黄强的“没那么困难”相比,李福生多了一些纠结,离开医院时他还是一名主治医师,在原来单位,受到医院及科室名额的限制,评职称这件事只能按照年资顺序来。而自己离开的时间也恰巧是一番“论资排辈”后即将晋副高职称的时候,“当时这边(现在供职的民营医院)给我留了业务院长的位子,继续留在体制内等评完职称后再过来就可能失去这个位子。”即便到现在,李福生仍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当时已经评上副高,可能我也就不会出来了。”

  根据2013年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局联合发布的《北京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与评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凡在北京地区民营医院内工作的医务专业技术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均可自主参加职称考试与评审,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与公立医疗机构水平相当、评价标准一致。“在民营医院同样可以参加职称评审,我的顾虑也少了一个。”而很多他之前的同事,还在继续论资排辈着。

  收入是促使李福生从公立医院离开的另一个原因,由于自己之前所在的公立医院并非三甲,科室病人来源又一部分是通过大医院转来,他用“安逸”来形容原来的工作,“工作不太忙,但也不闲。”收入的变化是李福生体会到的另一个变化,他告诉记者,2011年左右他的工资为7万-8万/年,到民营医院后收入基本翻倍,“现在比刚过来那会还要高一些。”即便如此,李福生似乎对三甲医院情有独钟,“我现在想去三甲医院的心也还没死,最开始出来时也想着去一些专科实力比较强的医院。”

  “有些问题在体制外可以逐步解决”

  2013年,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宋冬雷跳出体制,现为上海德济医院院长。在民营医院已经一年半,宋冬雷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碰到的一些问题在体制外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就医生所提供的服务而言,民营医院比公立医院好很多,而这种好并不是因为医生思想变得高尚了,我很反对那种认为医生思想觉悟高就对病人好的观点,人还是那个人,民营医院创造的一些氛围、方法也使得医生能够为病人提供很好的服务,而这些是在公立医院时想做却做不到的,私立医院的工作流程、方式方法等都是以病人为中心展开,不光看病看得好,而且看得舒服。就公立医院而言,必须承认其业务量确实很大,对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有影响。”另一方面,用宋冬雷的话说,“工资条上的收入确实比之前增加很多。”

  谈及私人医生的从业人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东公立三甲医院医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广东地区,私人医生,或者叫家庭医疗服务市场已经在发展,但基本都是民营医疗机构在做。公立医院由于体制机制所限,目前几乎找不到能提供私人医生服务的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的医生如果是兼职做私人医生,如何收费,医疗责任如何认定,都是问题;另外,目前的诊疗,大量依靠检查,能否便利地使用公立医院的设备,也难以协调。”这位医生向记者解释了目前的现状。

  凡在北京地区民营医院内工作的医务专业技术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均可自主参加职称考试与评审,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与公立医疗机构水平相当、评价标准一致。

  ——《北京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与评审暂行办法》

  (原文标题:离开公立三甲医院后,不用再论资排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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