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院长看待医生培养：医生都应从事临床研究

  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有人说，现在的医师晋升制度“唯论文”所取，导致微博名人“急诊女超人”于莺等人离开传统医疗机构；也有人说，现在的医师培养“唯学历”所取，导致大量医生会考证、会搞科研，却疏于临床经验。

  2015年起，全国医学生“5+3”培养模式启动，七年速成临床硕士将成为历史。所谓“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研究生要在医院里经历三年严苛的“学徒工”生活，毕业合格不仅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证和毕业证，还可以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目前，在大城市，看病难愈演愈烈，大医院一号难求，在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依然薄弱，医生队伍薄弱匮乏似乎成为燃眉之急，如此长期、严苛的医生培养体系，是否不合时宜呢？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日前在第七届健康中国论坛上表达了对医生培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十个庸医害人胜过一个良医之救人，不应盲目扩大医生培养规模应一时之需；医生都应从事临床研究，否则不可能成为大医生。

  从1993年起，王辰历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副院长、院长，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卫生部北京医院副院长、呼吸中心主任。2013年2月王辰始任原卫生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司主持工作副司长，推动国家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工作。2014年9月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不应盲目扩大医生培养

  医生培养能否拔苗助长？王辰表示，对医生的选拔应有严格的教育体系和平台，有充分的进行医学教育的条件，才能培养出真正能够符合科学规范，进行防治诊治的医生。“我们现在培养医生根本从教育上就是精英教育，医生精英又是知识分子里面非常杰出的人群才能作为医生，因此医生的培养上，国家必须要注意到，我们注重建设的是一种培养良医的机制，千万避免变成培养庸医的机制。”

  国际上医生的培养保持适度或缺的原则。在美国，现在每年1.7万名医生的培养数额，业界人士认为，若名额过多，其培养条件就不足以造就培养优秀的医生。“如果我们只是从扩大人数上培养医生，难免由于资源的不足、整个入口的放宽、降格以求，这样造成培养的医生有可能变成培养庸医。” 王辰介绍说。

  王辰认为，需要善待医生教育的一切环节，善待医生执业的过程，从而培养一批精英医生来，这很关键。

  医生都应从事临床研究

  医生晋升是否应该考虑研究成果一直饱受争议。有观点认为，医生日常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从事研究，也有观点认为，临床经验和实践成果比学术研究更重要。

  王辰认为，关于医生的成就之道，首先，医生要有好的教育背景和执业经验，另外，医生必须有很好的人文素养，再次，医生必须要有研究。“医生只有从事研究了，才能符合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知识分子的属性就是担负着对人类进行知识创造的责任，而且医生因为他对生命独特的体验，应该在人类的先进文化创造上发挥医生这个行业和人群应当有的独特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现在的医生都在超负荷运转，忙于临床，没有时间做研究和教学了，因此，临床和研究是一对矛盾。王辰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且误区出来以后快被喊成真理了，这一点很让人担心。

  王辰认为，研究是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必然属性。“哪怕一个农村医生也应当做一些质朴的研究工作，张村是什么情况容易发病、李村什么情况容易发病，季节如何，发病规律如何，这样才能不断的进行经验的积累，甚至在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

  每个看病的过程都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王辰认为，医生必须用研究的思维和研究的方式去看病，这个医生才会成其为一个杰出的医生，如果只是粗浅的经验积累的话，他很难成其为大医生。

  研究应在临床而非实验室

  研究工作是什么样的研究？通常意义上，研究被解读为在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或者机动的研究，王辰解释说，医生主要应该从事的是基于人体的、基于临床的具体疾病的临床研究。直接经验一定是基于研究工作，尤其是临床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疾病规律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创新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因此，医生只有经过研究工作之后，他才有了高层次的直接经验，他才能够真正领衔医学界，才能真正的创新性的服务于患者。

  那么，是不是医生不用经过展示学术水平的论文就可以晋升高级职称呢？王辰认为，论文肯定不是最完善的全部显现的标志，但是一个学术成果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志，会使用语言和文字，这是必然的，必须要通过文字、论文，符合规范的去表达内容，就是论文。

  “评职称的时候论文不是全部，只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王辰认为，“如果不参考论文成果，这个社会上在客观的专业能力评价上，是不是更少了一个客观的指标，增加了其他人为的非正常的因素乃至低俗的因素碰到的市场空间呢？”

  SCI崇拜论与抨击论

  近年来，中国许多医院和医学院校对《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论文的推崇甚至崇拜愈演愈烈，SCI论文发表量及所在杂志的影响因子成为衡量医生、教师工作业绩和业务水平的主要指标，大有“唯SCI论英雄”的趋势。

  针对“崇拜论”，王辰认为，SCI是科学上的评价指标，它不尽完善。

  也有观点认为，SCI已经没有太多意义。SCI论文数量的大幅增涨并未切实提升医学科研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声誉，同行评价并不如愿，或是发表后无人问津。中国在国外杂志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论文水平仅为第13位。

  王辰认为，过于贬低SCI，也不对。“如果基于国际上的评审者论文发表SCI论文的话，就客观指标讲可信度很高的，我们不一定要抬SCI，唯SCI是从，也不要过去贬它。如果自己没有写过SCI论文的人，一定去抨击SCI的话，实际你抨击的根据也少了几分，也还有其他的之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王辰认为，医生要做研究主要是临床研究，不一定是基础研究。“拿了双博士，医学博士加哲学博士，实际上就是科学博士的人，他可以既做临床研究，也可以做基础研究，拿了SCI的人重点是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是每个医生要做的工作，无一例外，这样医学才严谨、才能够成功，如果不这样的话非常可怕。”

  中国大量医生未从事临床研究

  英国，6300万人口，每年临床研究经费约100亿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每年临床研究经费只有10-12亿人民币。王辰表示，中国临床研究的体系和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尤其是在科研经费和项目的设置上，中国大量医生没有从事临床研究工作，而被导入到其他方面，经费不足是重要原因。

  转化医学已经成为医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它的核心是要将医学生物学基础研究成果迅速有效的转化为可在临床实际应用的理论、技术、方法和药物，它要在实验室到病房之间架起一条快速通道。

  王辰认为，中国转化医学发展掣肘和瓶颈的环节是目前临床研究发展不足。“我们国家是600万医务人员，200万医生，如果这200万医生面对13亿人口从事研究，中国的医学是一定能够领衔于世界、能够着眼于世界的，在临床研究领域里边，中国是最有希望是领先世界的，但是我们的指南里边、规程里边，基本上都基于洋人的材料。”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长，王辰表示，一定是要打造一个现代临床学研究的专业化的体系，体系包括生物标本库、临床数据库、完善的EMR（电子病例）系统、数据分析中心、专业化的数据分析人员、卫生政策研究人员、疾控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加上有关的实验室设施等等。“这个国际上已经出现，而中国在这方面确实还没有真正把握其脉搏，现代临床医学体系的打造是至关重要的。”

  （财新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不应盲目扩大医生规模》 记者：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