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听你——百年听诊
导读 | 听诊器的内涵,绝非仅限于技术。 |
医学生都知道听诊器的“魅力”。
当年刚进医科大学时,看着高年级学生白大褂口袋里揣着听诊器,那个眼馋啊。(有同学会说,买一个不久解馋了么?我告诉你,我们寻求的是“合法”地解馋,要的是那种资格。)
到了大三,开始诊断学的课程,终于能够佩戴听诊器了。那个兴奋啊,恨不得到学校浴室洗澡都挂着听诊器。
再往后,上了内科学时,就知道这听诊器这东西不好玩了。当时用“随身听”苦练“听力”,反复学习“病理性心音”的磁带。结果听诊考试还是完全抓瞎:都是些什么呀…
真正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听诊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确实不易。1929年,民国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就颁布“训令”:没有正式行医资格者,不许使用听诊器。那意思就是:没到火候,你也配用听诊器?!
不过,听诊器的内涵,绝非仅限于技术。
1911年,上海出版的《医学新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听诊器之得失》。文章比较了当时的五种听诊器,然后得出结论:最好的听诊器,是带橡皮管的那种,不单单是听诊效果好,而且是给贵人和妇女听诊不至于失礼。
咱们就从失礼这事开始聊聊听诊器。
Laēnnec的听诊器
估计很多人在小学里就听说过这个“发明听诊器”的故事。
在听诊器出现之前,医生们采用的是“直接听诊法”。就是把耳朵贴在病人身上直接听。
1816年,法国医生Laēnnec在接诊一位贵族小姐时,不好意思采用“直接听诊法”他找来一张硬纸,卷成一个圆筒,一头按在病人的胸部,另一头紧贴在自己耳朵上,顺利的完成了听诊。(有同学会说,法国人也这么封建啊。谁说不是呢?中国人更封建,当年我们诊断学课程上,同学分组相互实习听诊,都不允许男女搭配,耿耿于怀啊…)
(直接听诊法,确实有点儿不雅)
(羞涩的Laēnnec和他的女病人)
之后,Laēnnec使用各种材料,经过几年实验,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木质听诊器。181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巨长的书:《论间接听诊法及主要运用这种新手段探索心肺疾病》,“间接听诊法”从此横空出世。书中详细介绍了听诊器设计原理,而且此书连同听诊器一起出售。(有商业头脑啊,相当于出版一本《放射影像诊断原理》搭配卖CT机,这人当医生真是浪费了…)
再后来,人们不断地对听诊器进行升级改造。
1828年,听诊器的钟件变成漏斗形,耳件变小。
1843年,双耳听诊器出现。
1851年,听诊器胸件上安装了有弹性的薄膜。
1855年,双耳听诊器出现了可弯曲的管子。
1894年,带硬质震动膜的听诊器出现,称为“扩音听诊器”。(提到“扩音”,我就忍不住吐槽。当年做住院医师时,和一个妇产科的兄弟在宿舍下棋,这时来个心内科的兄弟,在门口卖弄他刚买的听诊器:“这个扩音效果真好…”妇产科的兄弟边下棋边,边没头没脑地接了句:“扩阴效果好啊?赶明儿借给我,去门诊做妇检用。”医学生的快乐你不懂…)
1925年,把钟件和硬质震动膜结合在一起的胸件出现,听诊器这才算是定型了。
(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直接听诊法和间接听诊法共存)
(这就是那本大牛的《论间接听诊法及主要运用这种新手段探索心肺疾病》Del’AuscultationMédiateouTraitéduDiagnosticdesMaladiesdesPoumonsetduCoeur)
(最初的听诊器,就像笛子,所以也叫“医生之笛”)
(后来,就改进了)
(以前,有个听诊器是很牛叉的事情。这位医生有两个听诊器,任性啊任性...)
(这件古董听诊器绝对是艺术品啊)
(后来,听诊器就逐渐定型了。上个世纪初还出现过两个听头的听诊器,说是可以听出“立体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
听诊的未来
听诊器在不断的发展。
2012年,墨尔本大学的四名学生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数字听诊器,这种听诊器具备记录传声器,可以便捷地将病人的听诊结果直接通过手机传送,用于医生远程会诊。他们获得了那一年的微软创新杯。
如今,具备蓝牙等各种功能的电子听诊器已经应用于临床,听诊所能获取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
这些年,读到过一些谈论听诊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病人的角度出发,说现在门诊就诊时,很多医生不再听诊,而是直接开出一些化验单和检查单。有些人认为,这是医院“以检养医”的结果;有些人认为,这表明现在医生的临床基本技能降低了。这些问题确实也都存在。但,这些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对很多病人来说,听诊其实是一种沟通,是一种来自于医患人员的安慰。少了听诊,他们就觉得医疗残缺不全。
大家都很清楚,终将有一天,可以完全由电脑来“听诊”、并作出判断。甚至,以前听诊的传统诊断价值,也会被其他先进的诊断技术所完全取代。
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所以,现在,无论从诊疗角度,还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都还是要尽可能地完成“听诊”这一医疗必备步骤。同仁们,请戴起你的听诊器。
会有同仁问,等到真的不再需要听诊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给病人传递人文关怀呢?
我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或许,这个答案,要如同听诊器的发明与演变那样,历经岁月的磨练,才能来到人们的面前。
(电子听诊器,很贵的噢。话说当年我在儿科医院实习的时候,主治医师戴了个很酷的听诊器。同学说,那是国外带回来的,要一千多块。俺当时就腆着脸凑上去了:老师,能让我摸摸吗...)
(2012年,澳大利亚学生发明的插在手机上的听诊器。数字听诊。)
(“麻麻,我怎么听不到baby的声音...哦,原来是忘了戴耳塞...”这也是医学生们常犯的错误...)
(所有的老师在上“听诊”这一节课的时候,都会告诉学生:一定要把听头捂热了在给病人听诊。不然,病人就像这个小猩猩...)
(1953年,一位法国的盲人医生再给婴儿听诊。其实,不管是真接听诊法还是间接听诊法,都是暖暖的关爱)
(让我们再一次向听诊器的发明者Laēnnec致敬)
(原文标题:请让我听你—百年听诊)
当年刚进医科大学时,看着高年级学生白大褂口袋里揣着听诊器,那个眼馋啊。(有同学会说,买一个不久解馋了么?我告诉你,我们寻求的是“合法”地解馋,要的是那种资格。)
到了大三,开始诊断学的课程,终于能够佩戴听诊器了。那个兴奋啊,恨不得到学校浴室洗澡都挂着听诊器。
再往后,上了内科学时,就知道这听诊器这东西不好玩了。当时用“随身听”苦练“听力”,反复学习“病理性心音”的磁带。结果听诊考试还是完全抓瞎:都是些什么呀…
真正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听诊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确实不易。1929年,民国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就颁布“训令”:没有正式行医资格者,不许使用听诊器。那意思就是:没到火候,你也配用听诊器?!
不过,听诊器的内涵,绝非仅限于技术。
1911年,上海出版的《医学新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听诊器之得失》。文章比较了当时的五种听诊器,然后得出结论:最好的听诊器,是带橡皮管的那种,不单单是听诊效果好,而且是给贵人和妇女听诊不至于失礼。
咱们就从失礼这事开始聊聊听诊器。
Laēnnec的听诊器
估计很多人在小学里就听说过这个“发明听诊器”的故事。
在听诊器出现之前,医生们采用的是“直接听诊法”。就是把耳朵贴在病人身上直接听。
1816年,法国医生Laēnnec在接诊一位贵族小姐时,不好意思采用“直接听诊法”他找来一张硬纸,卷成一个圆筒,一头按在病人的胸部,另一头紧贴在自己耳朵上,顺利的完成了听诊。(有同学会说,法国人也这么封建啊。谁说不是呢?中国人更封建,当年我们诊断学课程上,同学分组相互实习听诊,都不允许男女搭配,耿耿于怀啊…)
(直接听诊法,确实有点儿不雅)
(羞涩的Laēnnec和他的女病人)
之后,Laēnnec使用各种材料,经过几年实验,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木质听诊器。181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巨长的书:《论间接听诊法及主要运用这种新手段探索心肺疾病》,“间接听诊法”从此横空出世。书中详细介绍了听诊器设计原理,而且此书连同听诊器一起出售。(有商业头脑啊,相当于出版一本《放射影像诊断原理》搭配卖CT机,这人当医生真是浪费了…)
再后来,人们不断地对听诊器进行升级改造。
1828年,听诊器的钟件变成漏斗形,耳件变小。
1843年,双耳听诊器出现。
1851年,听诊器胸件上安装了有弹性的薄膜。
1855年,双耳听诊器出现了可弯曲的管子。
1894年,带硬质震动膜的听诊器出现,称为“扩音听诊器”。(提到“扩音”,我就忍不住吐槽。当年做住院医师时,和一个妇产科的兄弟在宿舍下棋,这时来个心内科的兄弟,在门口卖弄他刚买的听诊器:“这个扩音效果真好…”妇产科的兄弟边下棋边,边没头没脑地接了句:“扩阴效果好啊?赶明儿借给我,去门诊做妇检用。”医学生的快乐你不懂…)
1925年,把钟件和硬质震动膜结合在一起的胸件出现,听诊器这才算是定型了。
(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直接听诊法和间接听诊法共存)
(这就是那本大牛的《论间接听诊法及主要运用这种新手段探索心肺疾病》Del’AuscultationMédiateouTraitéduDiagnosticdesMaladiesdesPoumonsetduCoeur)
(最初的听诊器,就像笛子,所以也叫“医生之笛”)
(后来,就改进了)
(以前,有个听诊器是很牛叉的事情。这位医生有两个听诊器,任性啊任性...)
(这件古董听诊器绝对是艺术品啊)
(后来,听诊器就逐渐定型了。上个世纪初还出现过两个听头的听诊器,说是可以听出“立体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
听诊的未来
听诊器在不断的发展。
2012年,墨尔本大学的四名学生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数字听诊器,这种听诊器具备记录传声器,可以便捷地将病人的听诊结果直接通过手机传送,用于医生远程会诊。他们获得了那一年的微软创新杯。
如今,具备蓝牙等各种功能的电子听诊器已经应用于临床,听诊所能获取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
这些年,读到过一些谈论听诊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病人的角度出发,说现在门诊就诊时,很多医生不再听诊,而是直接开出一些化验单和检查单。有些人认为,这是医院“以检养医”的结果;有些人认为,这表明现在医生的临床基本技能降低了。这些问题确实也都存在。但,这些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对很多病人来说,听诊其实是一种沟通,是一种来自于医患人员的安慰。少了听诊,他们就觉得医疗残缺不全。
大家都很清楚,终将有一天,可以完全由电脑来“听诊”、并作出判断。甚至,以前听诊的传统诊断价值,也会被其他先进的诊断技术所完全取代。
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所以,现在,无论从诊疗角度,还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都还是要尽可能地完成“听诊”这一医疗必备步骤。同仁们,请戴起你的听诊器。
会有同仁问,等到真的不再需要听诊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给病人传递人文关怀呢?
我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或许,这个答案,要如同听诊器的发明与演变那样,历经岁月的磨练,才能来到人们的面前。
(电子听诊器,很贵的噢。话说当年我在儿科医院实习的时候,主治医师戴了个很酷的听诊器。同学说,那是国外带回来的,要一千多块。俺当时就腆着脸凑上去了:老师,能让我摸摸吗...)
(2012年,澳大利亚学生发明的插在手机上的听诊器。数字听诊。)
(“麻麻,我怎么听不到baby的声音...哦,原来是忘了戴耳塞...”这也是医学生们常犯的错误...)
(1953年,一位法国的盲人医生再给婴儿听诊。其实,不管是真接听诊法还是间接听诊法,都是暖暖的关爱)
(让我们再一次向听诊器的发明者Laēnnec致敬)
(原文标题:请让我听你—百年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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