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红包协议”是道催促深化医改的命题

  “2014年，国家卫计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时，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昨天在海淀团，说起了一个让全团代表都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边是国家卫计委等有关方面极力推行二级以上医院医患要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杜绝医院“红包”乱飞，是一个十足的促“廉洁”举措；但另一方面却讽刺的是，在医生要求签这样的协议时，反招病患及家属更快的送出“红包”，似乎俨然成了十足滋生“腐败”的手段和温床。如此背拗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一个冷笑话和悲哀。

  但是，是否就可据此说医患签据“红包”协议就毫无用处或无存在的必要呢？问题显然不这样简单。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关键问题不在医患签署“红包”协议本身，而是实施医患红包协议的充分条件还没有有效形成。

  毋庸置疑，当患者及家属看到医院或医生拿着相关《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要求自己签字时，第一反应不是对这样的举措感到欣慰和放心，而是赶紧表示不好意思、“红包”还没准备好，结果不久就送来了，其中固然有我国人情社会、人情文化的禁锢，以及特定环境下汉语言丰富内涵的不确定性所致。但客观而言，病患及家属对这样的协议，可能不是完全对此就不信任，天然就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变相催要“红包”的方式，而是在目前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仍是稀缺品、配置不平衡和医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得不多想有万一失去这些资源可能的风险，就必须尽一万分的努力来保有或占有的思维支配下，不惜采取一切方式急于应对和消除。

  更何况，目前医生收红包还是见惯不怪的事情。而众所周知，一些医生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收红包、一些患者及家属也热衷于送红包，关键问题也正在于此。试想，如果我们有足够可享的优质医疗资源，病人和家属对病情、治疗足够了解和放心，谁还会在患病需要大笔花费的时候，想着额外再给医生送红包，从而获得或保住所需的医疗资源？

  另外，一些医生之所以敢收红包，完全不顾及医院及自身的声誉、形象和前途，除了医德教育不够，有关医生医德不高的同时，更与我们目前的医院管理体制和医生管理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医疗机构与医生的管理办法科学，医生收红包会被追责，甚至还有可能因此丢掉赖以生存的和立足社会的行医资格，相信所有的医生——即便没有所谓的拒医患“红包”协议，也不会有谁愿意去收，更不存在索要红包的可能。

  还有，就以前防止医疗腐败、医生收红包的规定来看，可谓不止一个，也不可谓不全面和明确，但为什么就是止不住医疗红包现象的泛滥，关键还在于制度实际落实监督不给力，或者配套监督落实的制度跟不上，致使相关规定成了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的“纸老虎”。

  很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从长期着眼，持续不断加大投入，配建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外，就目前而言，更亟须采取有效措施，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和信息更透明、更均衡，发挥最大效用；让医生的每一个行为都与自己的声誉和前途挂钩，产生自觉抵制医疗红包抗体；进一步加大落实医疗廉洁自律制度力度，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用严格的监管禁绝医疗红包现象。从根本上说，依靠的还是医疗体制的进一步深度改革。也就是说，只有人们心目中这些不得送“红包”的问题消弱了、驱除了，人们面对签署医疗红包协议时，才不会多思偏想歪行动，积极放心签署。

  就这些意义而言，“拒红包协议反招红包”不是所谓拒红包协议无效或没必要存在的证明项等，而是一道催促我国进一步加快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艰巨命题。人们要看懂，有关方面更要切实行动。

  （光明网《“拒红包协议反招更多红包”是道深化医改题》作者：余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