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对医患事件的影响研究

  从2012年哈医大杀医事件，到2013年温岭杀医事件，再到2014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满特钢医院的医生孙东涛被杀事件，医患事件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医患事件究其原因还是患者及其亲属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一直在强化这种不信任，可以说事件的演变，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负面报道过度

  1.医院乱收费、医生吃回扣、医疗事故等负面报道频现报端

  受众虽然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是很容易发现的。例如，男性在医院体检，最后收费时，竟然有检查胎心这项收费;八十岁老太太住院，住院费用里有剖宫产这一项，对此百姓怨声载道。这些负面的报道不仅已经恶化了医生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而且最终也将导致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有人去看医生带上录音笔去，万一治疗出现了问题，到时候与医生对簿公堂时也好有个证据。医生的职业本是救死扶伤的天使，现在却被患者当成贼一样的防着，造成这样的局面少不了媒体的催化作用。

  2.报道的负面影响被放大

  媒体应做公众的瞭望哨、减压阀，而不是放大器。有些记者的观点太过于偏激，本是极个别医生品行不端的行为却被放大到整个医生群体。“医务界确实存在消极腐败的现象，适度开展舆论监督非常必要。近年来，有些舆论监督报道的‘分寸’把握的很好，有些却失之偏颇，主要表现为：夸大事实，丑化、‘妖魔化’医务人员;关键细节失实;断章取义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以点概面。[1]”本想报道个别医生“拿回扣、收红包”的现象，但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后，负面效果加剧。根据议程设置的显著模式，媒介对少数某个“议题”否认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所以“吃回扣、收红包”这个议题不断被强化，最终导致所有的医生都带上了“吃回扣、收红包”的标签，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医药费本来就不便宜，医生再拿点回扣、收点红包，这治疗费用就更贵了，更加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所以有些人明知有病可是医治不起，对心理造成了一定影响，仇视医生。再加上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心情抑郁，很容易做出冲动的事情。

  3.正、负面报道比例失调

  孙振领、黄芳调查了《人民日报》关于医生的报道，研究时得出，在1995年，数据呈现的是正面报道83.3%，负面报道14.3%，中性报道是2.4%，而在2004年正面报道占了37.3%，负面报道52.5%，中性报道10.2%[2]。在不到十年间，正面报道呈快速下降的趋势，正、负面报道的比例严重失调。医疗失误事件时常发生，如医生做完手术，纱布还在患者的肚子里，错切病人阑尾等事件经常被报道出来。医生的正面报道却是在非典、汶川地震这种国家面临考验的时刻才有，那时才能体现出来医者父母心。所以这能得出负面报道的发生几率大于正面报道的结论吗?其实不然，从平凡的小事中也可以体现出医生的正面形象。例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满特岗医院的医生孙东涛被杀之后，记者在采访同事时才得知，孙医生经常减免患者的手术费用，是位医术高、医德好的好医生，像这样正面的新闻却很少见诸于报端。

  (二)报道偏袒患者一方

  “有研究者选择《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扬子晚报》三家报纸2006年全年医患报道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消息来源以政府部分和患者方面居多，分别占29.06%和23.01%，而来自医院方面的比例最少，只有5.98% [3]”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在报道中，医院方面几乎是处于失语的状态，难免不公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在表达观点时，会挑自己有利的说，有意识地屏蔽一些不利于己的观点，因此谁失语谁就处于被动的状态。在报道中，媒体工作者普遍偏袒患者一方。

  “一些媒体工作者处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在没有完全了解医患纠纷事件背后来龙去脉以及有关部门尚未得出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仅听取患者及其家属一面之词后匆匆报道，甚至在显著的版面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并进行‘大特写’‘相关链接’式的大量集中报道，其引起的公众舆论也会恶化原已紧张的医患关系，强化负面效益。[4]”闹得最大的一起事件还要数“八毛门”事件，事件是家长带着患儿到深圳儿童医院就医，医生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要花十万元的手术费进行治疗。家长拒绝后将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声称只花了八毛钱就只好了病。这时大家都指责医院乱收费，一时间舆论统统倒向家长这方，家长也准备起诉医院。可不久后孩子的病情恶化，家长把孩子带到武汉医院诊治，结果和治疗方式跟深圳儿童医院完全一样，事件最后是患者跟医院道歉了。事情好像是圆满落幕了，孩子得救了，医院也洗清了冤枉，医患双方也和解了。可是仔细想想，难道媒体在整个事件中就不要负一点责任吗?媒体不该向医院道歉吗?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考虑到八毛和十万相差悬殊，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可是记者已经被“患者是弱者”这个固定思维限制住了，完全没有采访医院方面，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就草草写稿，记者的报道是跟着患者的思路走。

  “由于近年来媒体关于医患纠纷报道的倾向性太过明显，医院和医生成了弱势一方。不管孰对孰错，最终结果都以医生赔偿来了结，这也助长了‘医闹’的气焰。[5]”报道总是把患者写成弱势群体，也给受众形成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又叫“定型化效果”，是指对某一类人和事固有的态度和看法，媒介对于形成刻板印象有重要作用。长此以往造成的结果是，一有事情，患者就会惯性的想到是医生不对，不听从医生的建议，不尊重医务人员，甚至是打骂、侮辱医务人员。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是媒体“培养”的结果。记者的观点发生偏离，导致受众的观点也跟着产生错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让受众以为自己就真的是弱者，被医生欺压，所以要起来反抗。

  (三)新闻炒作现象严重

  新闻炒作是指媒体工作者，在新闻写作时，有意识的强化部分新闻要素，以达到吸引受众注意、实现直接或间接利益的一种新闻运作手段。现在媒体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媒体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提高收视/听率。只有收视/听率高了，广告费就会随着增长，才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有些记者为获得高收视/听率，就一味的迎合受众，炒作新闻。“受众对不用类型媒体的医患关系报道认知程度有所不同。与正面报道相比，受众更容易选择注意那些具有反常性、冲突性和震撼性等特性的负面新闻报道。[6]”于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负面新闻被不断的曝光，为了使文章具有震撼性，不惜使用夸张的标题来吸引眼球。

  《同是感冒，上次花八十这次用千元 治感冒到底要多少钱?》，这种标题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医院乱收费，对医院的不信任感一下子就会增强。看完整篇报道后发现，报道并没有说清楚这几千元的治疗费花在哪里了，再反观标题，八十与千元的强烈对比，让这篇平淡的稿子有了炒作的嫌疑。在报道的最后，医生举了个例子，有位老人得了流感，自己在家随便吃药，后来引发了心肌炎等心脏病，最后只有住院，花了几千元钱才治好。说到底，其实感冒花千元是因为诱发了其他疾病，并不是感冒本身的治疗花了千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已经变革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人们可以自由的选择看什么、怎么看、看多少。这造就一批“标题党”，看见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才会继续往下看，不感兴趣的看下标题就翻过去，就拿这篇报道来说，只看标题不看内容，肯定会理解成医生治疗过度的报道，那将又是对医生和医院的一次误解。如果把标题换成《“小”感冒引发“大”疾病，治疗费用达千元》，这样不仅不会让受众产生误解，还善意的提醒受众，感冒会引发其他疾病，需要重视。记者有心或无心的炒作会医患关系的对立，医患矛盾加剧。相比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损失的社会效益更为巨大。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激化医患事件，也能化解医患事件。修复紧张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媒体。

  二、媒体重新思考，调和医患之间的矛盾

  (一)报道注意把握好“度”的原则

  1.在报道数量上把握“度”的原则

  尽量减少负面报道，当然也并非把“阴暗面”全都隐藏起来，正常开展舆论监督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过度集中连续的进行负面报道，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多发一些医生救死扶伤、病人含泪送锦旗的这种积极正面的报道，来缓和医患紧张的情绪，增强医患互信关系。

  2.报道中把握“度”的原则

  在报道时，尽量不要详细的写出“行凶者带了什么样的武器，在医生的哪个部位砍了几刀”这种细节问题，也不要配发现场的图片。报道过于详细对受众会有一个示范效应，让后来人知道以后应该带什么工具去，砍医生哪里。报道得过于具体，也会让医生寒心。医生看到自己付出了努力，到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不免担心。在工作时，医生还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对病人有戒备心理，影响正常工作。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更不应有引导性语言，负面报道点到为止，说清楚事实就行。

  (二)积极疏通患者情绪

  有的时候，病人死了，病人家属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在医院门口拉一个白底黑字的条幅上面写着“杀人偿命”、“伸冤”等字样，或者静坐于医院前或在医院门口摆放花圈、烧纸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2014年3月4号发生在潮州的一起事件：酒后急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凌晨被送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病人家属纠集100多人，押着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被游行的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诸如此类的新闻在报道中应该向受众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医生也是人，他不是神，治不好未必就是医生的错。医术再高超的医生，他也不能保证包治百病、妙手回春。

  在报道中还要提倡换位思考，互相体谅。只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会使人冷静，不容易发生冲突。《心术》里说“医患关系的紧张，有可能最终导致医生荒，出现生病无人看的尴尬。”媒体把这些利害关系跟受众分析清楚，并积极疏导患者情绪，告诉患者聚众闹事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双方都要在冷静的基础上进行交谈，就算觉得医生有过错，可以向法院起诉，交由法院来制裁，不可私自用武力解决问题。

  (三)提高记者的素养

  在报道中坚决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杜绝新闻炒作。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真实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八毛门”事件中，记者写报道时，确实也进行了采访，事情也是真实的，可记者只听取了患者一方的观点，这个报道的真实性就被大打折扣。所以记者要尽可能的全面了解清楚，不能听信一面之词，要明确双方的观点。新闻真实跟实际真实有差异，就像是真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之间的差异一样。拟态环境，是指人们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对周围所有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亲身感知之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媒介供给机构去了解，所以人们对医患事件作出的反应，已经不是客观事实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和选择之后，重新向人们展示的环境。

  而这种差异体现在报道中，则是记者对信息进行选择和组合，这与记者的阅历和价值观等方面有关，我们允许这样的差异存在，但要坚决杜绝新闻炒作。新闻专业主义还要求客观性，在报道中不应有明显的倾向性。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阶段，记者也不例外。在记者生病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患者，无意识的就会站在患者的角度写报道，把患者当成是弱者。记者应该跳出这些身份的约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写报道。

  辩证的看待医患事故。在进行医患事故报道中，并不是一定要追究事故到底是医生的错误还是患者的责任，而是站在辩证的立场上正确看待问题。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指向医生，作为媒体有义务也有责任跟受众解释清楚，不能让这种误会继续下去。出现杀医事件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难免会出现一定的不适应。只有解决了医疗体制中的种种问题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让杀医事件不再发生。在这个漫长的医改过程中，媒体能做的就是呼吁医疗改革不断的深入和完善，大家携起手来，就一定会度过难关。

  2012年3月26日晚，也就是在距哈医大杀医事件过去4天后，白岩松在“新闻1+1”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们自身也要反思，我们传媒人恐怕也有责任，在过去很多的事件当中，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哪儿有问题就批评什么，而不是在报道中去有意识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在确立一种仇恨，甚至在鼓励一种仇恨。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希望这段话不仅是白岩松一个人的忏悔，而应该成为千千万万传媒人的反思。在经历了诸多医患事件之后，媒体应认清对医患事件的重大影响，为改善医患关系做出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梅春英.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作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5).

  [2] 孙振领,黄芳.媒体事业中医生形象变化与医患关系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1).

  [3] 单文苑.我国媒体医疗纠纷报道的话语变迁与话语倾向[D].苏州大学,2007.

  [4] 张天睿.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大众媒体的责任担当[J].中国医学创新,2012(33).

  [5] 庞慧敏.论媒体在平衡社会身份与社会公正中的作用[J].现代传播,2012(4).

  [6] 石慧敏.媒体医患关系报道的受众心理分析[J].青年记者,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