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医生咋就惹上了官司

  世界上没有哪个临床执业医师想和法律官司沾上边。对于每个医生来说，遭到患者起诉可以算得上自己执业医师生涯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同时这期间的法律程序和双方博弈也是最让人烦心的经历。Medscape调查了近1400名因医疗事故而受到起诉的医生。该调查告诉我们这些医生为什么会被起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医疗事故，法庭如何审判，吸取的教训以及法律诉讼如何改变了这些执业医师的从业道路。


  约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牵涉于医疗诉讼中，其中31%的医生表示他们是被诉讼诸多对象中的一人，而其余9%的医生则是被单独诉讼的。“在医疗事故诉讼中，被告人会出现多个医生主要由两个原因引起。”新泽西医疗事故的辩护律师罗森伯格解释道“如果患者只诉讼单个医生，那么最多只能受限于单个医生的赔偿。相反，如果患者诉讼多个团体（包括医生、医院），那么只要打赢官司可以最大化患者的赔偿。此外，原告方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针对责任疏忽会展开多层次的辩驳，相对于单个医生的被告方，原告律师可以在多人的被告方中做出更多文章。”


  调查结果显示，在医疗官司诉讼中临床专业中最多依次是内科（15%），家庭医学（13%），妇产科（9%），精神病科（8%），胃肠道科（6%），心脏科（6%），和儿科（5%）。之所以在调查中发现初级健保的医生占了大部分比例，是因为在美国从事初级健保的医生人数最多，诉讼概率自然也相对较高。妇产科的医疗诉讼集中于产科生产孩子这一环节，由于每年生产孩子的孕妇日益增多而妇产科医生却没有相应增长，造成妇产科医生相比其他专科医生更忙碌、每人的诊治患者量更多。


  疾病诊断失误占据了医疗诉讼性质的35%，治疗失败占17%，因医疗知情同意引起的诉讼占4%，其他45%中包括了一些更复杂的原因。

  一名受访医生形容自己遭到医疗诉讼的原因为“一个医疗误差导致了一个意料之外并不利于治疗的结果”。另一名医生说自己是因为患者错过了首诊后的随访且系统没有联系并告知患者为恶性肿瘤的诊断导致患者错失最佳诊治时间而遭到诉讼。

  以下是遭到起诉的其他原因：

  “治疗药物在患者身上起到了副作用。这些是已知的副作用，但大多数患者不相信这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有一个胎儿在19周死亡的病例。审判前，很明显，母亲（病人）使用可卡因。”

  “病人在接受我的腹腔镜术后出现了并发症。她随后起诉我，说她术后再也不可能吃大餐和享受牛排。但她没有意识到在接受我的腹腔镜手术之后和起诉这段时间内，她做过胃旁路手术和抽脂术。”

  上面一张表格显示了医生经历法律诉讼过程后的感受。41%的医生说诉讼经历使他们感到不安但并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23%的医生认为医疗诉讼是自己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在医疗诉讼前后围绕诉讼发生的事件也是同样让医生感到不安。以下是几个受访医生的感受。

  “那个起诉我的患者让他的孩子打了个留言电话给我，说我和其他牵涉此件医疗事件的医生都是杀人犯！”

  “我经历的医疗诉讼差点导致我和妻子离婚。我的妻子认为我应该和患者私下和解以避免长期诉讼带来的痛苦，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使我决心在此诉讼后尽快退出产科。”

  “法律诉讼使原本和蔼之人变得尖酸刻薄。”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医生没有想到他们会被起诉。

  被控告的医生中41%表示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已经出现一个触发事件，他们怀疑可能因此而产生法律诉讼，59%的医生表示没有触发事件却遭到诉讼。律师罗森伯格说“被诉讼的医生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患者诊疗过程中什么出了差错的；另一种是他们注意到了一些细节却没想到病人的起诉。


  那些号称将医疗官司可以最小化影响医生的律师总是说真正能走到法庭上的医疗诉讼并不多。但这不意味着医生可以在自我辩护准备上少花费时间。经历过起诉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起诉（28%）在开庭前花费超过40个小时，花费的时间用来收集记录，与律师会面，准备陈词和讨论等。“这表明，有更多的医生认真和投入时间的准备，”罗森伯格律师说。”如果医生是合伙人开业，那么此时未牵涉到诉讼的医生可以分担另外一个医生的病人，但如果该被告医生是单独开业的话那么诊所运营将陷入困境。”


  从诉讼经历时间一图可以看出，医疗官司从开始至结案所占比例最大的为2年以内的时间跨度。那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面对焦虑、沮丧和担心的日子。约28%的诉讼持续3-5年，而有11%的诉讼超过5年，这期间带给医生和其家庭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少大。


  该图显示了医疗诉讼的结果。绝大部分的诉讼案件在开庭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结果。其中35%的医疗诉讼在初级法庭开庭之间就已私下达成协商，3%在初级法庭上达成了协商。有趣的是，如果一个诉讼在初级法庭上需要陪审团给出最终决定，那么有一大部分案例显示，陪审团相比起原告患者方更加支持被告医生方。


  有时，医疗事故赔偿金额是基于对原告方受到伤害后而改变生活的一个合法评价。有时赔偿金额看似更基于陪审团的情绪。某位受访医生说：“我的律师说她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肮脏的审判。陪审团要求对于赔偿金额竟已经超过了任何道德标准情理下所应该给出的金额，他们不懂医学。”


  当问及医疗诉讼结果是否公平时，绝大部分医生选择了公平。一部分医生认为，医生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错了或他们的疏忽导致了错误发生。另外一小部分医生认为，医疗官司并不公平，因为是原告患者重点在法庭上博取陪审团同情以便赢取官司，而忽略了医学复杂的本质。以下是一些医生的回应：

  “尽管结果不是我的错，但这是我的责任。患者需要起诉为照顾婴儿的负担得到财政援助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我感觉我救了患者命却反倒被告上法庭。”

  “看到公平的答案我感到很欣慰。陪审团小心谨慎得对待这个案例并得出了较为公平的决定，即使这个案例我是败诉方我也会觉得心服口服。”


  虽然目前的趋势认为说“对不起”有助于向病人表达同情并可一定程度上避免诉讼，但被告上法庭的医生们93%感觉这句话不起到任何作用。以下是他们一些看法：

  “这不是我的错。恰巧我的名字也在患者的病例上，所以原告律师一同起诉我。这是极为荒谬的。”

  “我相信我向患者的妻子表达太多的抱歉和担心，他们把这个理解为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内疚之感。”

  “在我发现患者出现不良事件时我已经向他道歉，但这对于结果并没有区别。”

  律师罗森伯格表示，“我们都认为，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而道歉，它会使人在起诉前要三思，但现实是，这通常不会发生。如果有人受伤和委屈，他们认为就该有人负责，他们就可能要起诉。”


  是否需要和患者私下协商进行赔偿一直是一个困扰医生和医院的问题。有时，保险公司认为医疗官司获胜机会不大，不值得继续作战。但医生却持另外看法，因为他意识到若私下协商则可能导致他的名声岌岌可危。在医疗诉讼案件中，医生总是想免罪而不是解释为什么会私下达成协商，因此很多时候保险公司并不要求和患者私下协商达成共识，但医生或医院会往往这么做。


  医疗事故保险是昂贵的，一旦医生受到起诉，可以使用到保险，他们则会很庆幸有此保险。在需要支付患者赔偿中，41%的医生表示医疗事故保险全部支付给了原告，很少医生必须自掏腰包。


  医生一般对其他被起诉的医生会有同情之心。因为他们知道在某些诉讼案例中医生所遭遇的可怕经历。因此，当医生被起诉时，大多数人支持他们或没有因为被起诉而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其中有受访者表示：当我想到每一个被起诉的医生时候，我就联想到可能某一天那个被告方也可能是我。


  当被问及医疗诉讼所造成的长期经济和情感的影响时。63%受访者表示没有多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之前问卷显示大多数医生表示诉讼经历非常糟糕，但他们仍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的生活。然而有29%诉讼经历的医生表示不再相信病人，许多人说他们在医患关系中消失的信任，现在一定程度上病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