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患癌医生的自白

  CT扫描一完成，我就开始审视影像。诊断结果立即得出：大量物质正积聚在肺部，使脊椎变形。是癌症，在我所接受的神经外科训练中，我已经为同事查看过数百个扫描结果，以确定手术是否能带来一丝希望。我常常会在表格里潦草地写下“疾病已广泛转移——手术无作用”，然后该干吗干吗去。但这次扫描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图像。

  我曾经同无数的病人及家属坐在一起讨论过严峻的预后情况：这是医生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已94岁高龄，处于老年痴呆症晚期并伴有严重的脑出血，事情就比较简单了。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36岁——被诊断为癌症，真是没有太多可以说的。我的标准回应包括“这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比赛，所以每天都要休息”，以及“疾病可以拆散一个家庭，也可以使一个家庭更为齐心协力——要留意彼此的需求，寻找额外的支持”。

  最初，当我看到自己的CT扫描图像时，我想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图像看起来很糟。我看起来也很糟。我体重减了30磅，背部疼得像受刑一样，一天比一天感到疲惫。检查结果表明，我的蛋白质水平严重低下，血球计数减少，这同我不堪折磨的身体状况是一致的，它已失去了自我维护的基本动力。

  数月以来，我一直怀疑我得了癌症。我见过太多年轻的癌症患者，所以我并不感到震惊。事实上，我反而感到某种解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确：等死。痛哭。告诉我妻子她应该再婚，还要再为房贷筹备资金。给好朋友们写早就该写的信件。是的，生活中我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有时这无法避免。当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包括治疗颅脑损伤和脑肿瘤时，这一点就再明显不过了。

  但当我第一次去见我的肿瘤医生时，她提到我某天可以回去工作。我不是已经被判死刑了吗？没有。那么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她沉默了。

  在研读资料时，我一直想找到一篇文章能够告诉我还有多少日子可走。大多数一般性研究都说70%~80%的肺癌患者会在两年内死亡。它们都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希望。但话又说回来，那些患者绝大多数都比我年龄大，而且还是重度烟民。有没有对不抽烟的36岁神经外科医生的研究资料呢？也许我的年轻和健康会发挥关键作用呢？又或许我的疾病发现得太晚，早已大面积扩散，我已经病入膏肓，远不如那些65岁的烟民呢？

  接着，我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这多亏了一种药物，它是与我癌症相关的某种基因突变的克星。我已可以不用拐杖就能走路了，也开始说一些这样的话：“要说我有幸能再活十年，那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终于还是有了一丝希望。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难逃一死的滋味总要胜过生死未卜的煎熬。那些在炼狱中受尽煎熬的人不都宁愿赶紧下地狱了结一切吗？我是不是应该安排好自己的葬礼呢？是不是应该把所有时间都留给我的妻子、父母、兄弟、朋友，还有我可爱的侄女呢？是不是应该把那本我一直想写的书写出来呢？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商谈我多年的工作机会呢？

  倘若我知道自己还有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日子，前方的道路就会明确得多。若告诉我还有三个月，我将仅与家人共度时光。若告诉我还有一年，我将完成一个计划(写那本书)。给我十年时间，我将会重操旧业，给病人看病。不要对我说活一天算一天这种老掉牙的道理，没用——这一天我该做什么？我的肿瘤医生只会说：“我无法告诉你确定的时间。你必须找到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直面自己的死亡这件事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也可以说改变了一切。在癌症被确诊前，我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死去，但不知道会是何时。确诊之后，我还是知道某一天自己会死去，但还是不知何时。只不过现在我更加敏锐地知道这一点。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死亡的存在令人心神不安。但人生就是如此，别无选择。

  我还记得那几乎将我压垮的紧张烟消云散的那一刻。塞缪尔·贝克特——一个我甚至还没有好好读过的作家——说过的两句话救了我。这两句话是我很久以前上大学时学过的，最近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撑不下去了。我一定要撑下去。”那看似不可逾越的不确定之鸿沟顿时消失。我向前迈出一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两句话：“我撑不下去了。我一定要撑下去。”终于，在某一时刻，我闯过来了。

  现在，距我确诊为癌症差不多有整整八个月时间了。我的体力已大体复原。通过治疗，癌症正在消退。我已渐渐开始做一些工作。我弹掉科学手稿上的灰尘，坚持多写、多看、多感受。每天早上五点半，当闹钟响起，我沉睡的身体醒来，看着妻子在身旁安睡，我又一次心中暗想：“我撑不下去了。”但一分钟之后，我又焕发了生命的活力，穿上外科手术服，朝着手术室走去：“我一定要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