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命名，岂可儿戏？

近日，一则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开始强化使用“中日医院”简称的消息（见下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的回忆。

关于“友尽”的故事

1952年，苏联政府在北京援建了一所大型医院，命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1957年苏联政府正式将该院移交给中国，更名为“北京中苏友谊医院”。但是，中苏之间的友谊并不长久。因两国交恶，在文革期间，该院一度被命名为“北京反修医院”。后来，大概感觉这个名字实在太过分，1970年，周恩来亲自命名该院为“北京友谊医院”。

无独有偶。

1921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了北京协和医院。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新中国政府接管北京协和医院。文革期间，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医院，被正式命名为“反帝医院”。后来中国与美国关系改善，1972年，又改名为“首都医院”。1985年，终于恢复“协和医院”的名字。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反修医院”或者“反帝医院”的命名几成时尚。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南京反帝医院、福州反帝医院、天津反帝医院；福建反修医院、伊犁反修医院、乌鲁木齐反修人民医院、晋江专区反修医院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医院的命名规律基本上遵循“谁创建的，就反对谁”。

如今看来，如此改名，实在有些可笑，如同幼稚园里玩“过家家”时翻脸吵架的孩童一般。正可谓“儿戏”。

“反修”、“反帝”，这样的语言用于医院命名，是有着极大问题的。这不单单是难听与否的问题，更是违背医学伦理的。医学唯一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可以“反疾病”，甚至于可以有所限制的“反细菌”、“反病毒”。但是，我们不能“反人类”。行医，不应判断病人的政治主张。不能因为病人来自于所谓的“帝国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就拒绝救治。过度参与到政治之中，就扭曲了医学的本分。

医院起名字或改名字的时候，若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那就注定要“不停的折腾”。愈是“政治”，愈是“短命”。

（1957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苏方院长和中方院长共同签署的进修证书。一周后，该院移交给中国。谁也想不到以后该院会改名为“反修医院”。）

（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医院的病历证）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挂号券）

（文革时期北京反帝医院的门诊票证）

（南京鼓楼医院在建国后先改名为“人民鼓楼医院”，文革中改名为“南京市反帝医院”）

（文革时期，伊犁反修医院的门诊病历）

医院的名字，是一种品味、是一种治疗

我曾经认真查阅抗战时期的史料，看看当时有没有什么医院命名或改名为“抗日医院”。结果，并未查到。

那么，是我们的祖辈们“觉悟不高”吗？非也。他们遭受战争的伤痛、甚至仇恨，远超我们。但是，他们更知道文化和品味的重要。医疗，和教育一样，都是社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医院，与学校一样，都要引领社会的文化和品味，而不是“拖后腿”。医院的名字，正是这种文化和品味重要体现。

这种文化和品味也深深地根植于民众的心目之中。

上海瑞金医院，创建于1907年。创建时，命名为“广慈医院”。在其创建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广慈的名字，在上海成为响当当的品牌。文革时期，医院更名为“东方红医院”。老百姓们根本不认可，口口相传的仍是“广慈”。

有位朋友告诉我，如今，她年迈的奶奶一提到这家医院，依然称之为“广慈”。我想，对于民众而言，医院的名字，已然是一种有力的安慰、是一种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治疗”。而一个媚俗的、丑陋的名字，则有可能给民众带来无尽的反感。名字，不仅是医院的无形资产，更应该是一种拥有社会感召力的人文血脉的传承。

医院的命名，要对历史负责，对医学负责，对百姓负责。

（民国时期，上海广慈医院的门诊挂号券）

（文革时期，广慈医院改名为“东方红医院”）

（文革期间，上海仁济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

（文革前和文革中分别拍摄的北京同仁医院大门照片。文革中，该院改名为“北京市工农兵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