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医生的演讲：当医生们犯错误的时候

  导语：一位医生治疗的“成功率”有多高？十成？九成？......完美的诊断和治疗，这也许是每一位病人及其家属的愿望！Brian教授在TED讲座中用诙谐的方式，用自身的经历来讲述“当医生们犯错误的时候”。


  我觉得在当今的医学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必须要开始改变。而这个改变可以从一个医生开始，那就是我。或许是因为我已经行医多年，我可以承受放弃一些虚无的名利来开始这样的改变。

  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谈谈棒球吧。我想讲一个我希望大家都听说过的数据，叫做击球率。当我们说一名挥棒球员的击球率为三成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位球员的打击非常稳定，每十次中就会有三次安打。各位知道棒球大联盟如何评论这些击球率上了三成的球员吗？很棒，非常棒，明星球员一般的棒。各位知道他们又是如何称呼一位击球率有着四成，也就是每十次打击就会打出四个安打的球员吗。是传奇——像泰德·威廉斯那样的传奇——他是棒球大联盟里最后一个在常规赛中拥有超过四成击球率的球员。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的世界——医疗领域。这个领域我比较熟悉，但我接下来要说的却让我有些困扰。假设你得了阑尾炎，然后你被推荐给了一位在阑尾移除手术中有着四成“击球率”的外科医生。

  而我现在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或一位职业护理师，一位骨科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或急救人员的“击球率”应该是多少？事实上，医学界中没有人知道一个好的医生或急救人员应该有多少的“击球率”。我们将他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送上职业岗位后便告诫他们以完美来要求自己——绝对，绝对不能作出错误的诊断——但我们让他们自己考虑细节，考虑如何达到这样的标准。

  这就是我在医学院时得到的信息。我是一个有着强迫症倾向的学生。我背下了所有东西。我背下了解剖课中提到的每一块肌肉的起端和伸展方式，每一条从主动脉延伸出来的动脉的分支系统，以及一切鲜为人知的或者常见的鉴别诊断。我甚至知道如何鉴别诊断不同的肾小管性酸中毒症。在这段时间中，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

  我的表现很好，并以优等的成绩毕业。当我从医学院出来时，我觉得我只要记下和明白了所有的东西–或者稍退一步–将近所有的东西，那我犯医疗错误的几率就会微乎其微。而我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确没有犯错。直到我遇到了Drucker女士。

  Drucker女士被带入多伦多的一家教学医院的急诊室时，我正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在那里工作。当时我正因心脏科轮调而被指派在心血管诊所。我的工作是，当紧急救护人员需要有关于心脏的专业会诊时，在急症室诊断病人，并在之后向负责我的主治医生汇报。

  当我见到Drucker女士的时候，她的气息已经很微弱。在我与她交谈时，我听到她的呼吸有喘息的声音。当我用听诊器聆听她的胸腔时，两边都传来的爆裂的声音告诉我，这是充血性心脏衰竭。这不是一个困难的诊断。作出诊断后我开始着手帮她治疗。我开给了她阿司匹林，并给了她一些可以减轻她心脏负担的药物。我还给了她一些利尿剂，帮助她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她开始觉得好转，我也感到高兴。而就在此时我犯了第一个错误：我让她回了家。

  正确的来说，我还犯了两个错误。我在和我的主治汇报之前便让她回了家。我没有做我照着我应该做的，拿起电话打给我的主治并让他看一下这个案例，给他一个亲自见见这名病患的机会。我的主治认识她，因此可以提供更详细的病历资料。或许我有这么做的理由。或许我并不想做一个需要经常地指导的实习医生。也许我太想可以独当一面，可以不需要和我的主治沟通便照顾好他的病患。

  而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更加严重。在让她回家时，我忽视了我内心一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试图告诉我：“高德曼，这样不好，不要这么做。”其实，当时的我是如此的没有自信，以至于我甚至向照顾Drucker女士的护士寻求了意见：“你觉得让她回家好么？”那位护士想了想，然后就事论事的说：“嗯，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像是发生在了昨天。

  我在出院单上签了名，一辆救护车来后急救人员将她送回了家。之后我回到了我在诊所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天中，那天下午，我的肠胃有着一种翻滚的感觉。但我还是照常的继续工作。在工作结束后，我整理了下便离开了医院。在我走向停车场去取我的车的路程中，我做了一件我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我从急诊室借了道。

  而就在那里，另外一位护士，不是之前照顾Drucker女士的那位，对我说了绝大部分急诊医生都害怕听到的三个字。其他科系的医生也害怕这三个字，但因为急诊医生看的病人都来去匆匆，这三个字对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三个字是：记得吗？“记得吗？你送回家的那个患者？”那位护士就事论事的问道。“她又回来了。”她就用了这样平常的语调。

  她的确回来了。回来时已经濒临死亡。在我让她回家后大约一个小时后，她昏倒在了地上，她的家人打了911，急救人员将她重新带回了急诊室。此时的她已严重休克，血压只有50。她的呼吸极其微弱，面色发青。急救人员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给了她提升血压的药物，并将她连接上了人工呼吸器。

  我震惊不已，吓得不得了。之后我的心情便像是做着云霄飞车一般，因为当他们将她的情况稳定下来后，便将她送进了加护病房，我在绝望中希望她能够醒过来。但在接下来的两三天中，她再也不会醒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她的脑部已经受到了无法逆转的损伤。她的家人聚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八到九天里，他们慢慢的接受了这件事实。在第九天，他们选择让她离开人间——Drucker女士，一个家庭的妻子，母亲，和祖母。

  有人说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因你的疏忽而过世的）人的名字，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句话的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我无比的沮丧，并第一次经历了那种在医学文化中存在的危险的羞愧感——我觉得孤单无助。这不是那种健康的羞愧感，因为你不能和你的同事提起讨论它。

  就是那种，当你背叛了对挚友的承诺而说出了答应要保守的秘密，并被他知道了以后，你的挚友找你算账时，虽然你们会争执不休，但最后那层罪恶感仍然会主导你，你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是，你做了修正的承诺，然后你永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这种羞愧有着教导的作用。

  而我所说的那种非良性的羞愧会让你愧对于心。它会对你说，并非你做的是错的，而是你根本就是坏人。这便是我当时的感觉。而这也不是因为我的主治，他人非常好。他和那家人好好的谈过。我确定他为了确保我没有被控告而替我打了圆场。但我仍然不断问我自己这些问题：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联系我的主治？为什么我当时会让她回家？更加沮丧时，我会问：我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为什么我会选择进入医学界？

  慢慢的但稳定地，那糟糕的感觉开始淡化了。我开始觉得缓和了些。然后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当我看到一束阳光从云隙中探出，我觉得，或许我能再次感觉好起来。然后我和自己做了一个约定：如果我加倍努力做到完美，不再犯错，请就此让那自责的声音消去。那个声音的确停止了。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但错误又发生了。

  两年后，当我在一家多伦多北部一间社区医院的急症室做主治医生时，我看了一位喉咙酸痛的25岁的男人。当时诊所很忙，所以我也有些急。他不停的指着这里。我看了看，他的喉咙有些红肿。我给他开了盘尼西林的处方后便让他离开了。即便当他走出诊所的大门的时候，他似乎还在指着他的喉咙。

  两天后，又轮到我在急诊室值班。那时我的主任要我去她的办公室里私下谈谈。她说了那三个字：记得吗？“记得吗？那位你看过的喉咙酸痛的患者？”原来，他并没有得链球菌性咽喉炎。得的是一种有可能威胁到生命的病症，叫会厌炎。

  幸好，他并没有过世。在被安排做抗生素静脉注射的几天之后，他便痊愈了。而我又回到了那个愧疚和自责的时光中，然后等情绪平复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直到这些错误再度重复的发生。

  在同一个急诊的值班中，我两次没有发现病患得了盲肠炎。这是很难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你在一间一个晚上只见十四名病患的医院工作。虽然对这两个病例，我都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我也不觉得在治疗照顾过程中有任何空隙和差错。

  其中一位我诊断他有肾结石，并安排了肾脏X光检查，但结果正常。我的同事当时正在对病人的病情做重新的诊断。在他留意到病人右下腹的地方有些柔软时，便联系了外科医生。另一位病患有严重的腹泻。我给了他一些液体帮助他补充水分，并让我的同事重新看了看。他照做了。当他注意到病人右下腹有些柔软时，也联系了外科医生。这两名病患都做了手术并康复了。但每当我想到这两起病例，那种感觉都会折磨啃噬我。

  而我也希望我可以告诉你我造成的最严重的错误只发生在了我开始行医的前五年，像我众多的同事所称一般。但这完全是扯淡。在最近的五年中，我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依然觉得孤独，羞愧，无助。但问题的症结是：如果我不能理清和谈论我所犯过的错误，如果我无法找到那可以告诉我错误的源头的那仍然微小的声音，我又如何能和我的同事分享我的经验？我又如何教导他们，让他们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当我走入一个场合时——就像现在，我完全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我。

  你们上一次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的，如果你们去参加一场聚会，你或许会听到某些关于其他医生的错误的闲聊，但你不会听到有人谈论自己所犯的错误。如果我现在走入一间坐满我的同事的房间，向他们寻求帮助并开始和他们说我刚才告诉各位的事情，或许在我还没讲超过两个故事之前，他们就会开始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有人就会讲个笑话，然后他们会改变话题。事实上，如果我，或者我的同事，知道医院中一位骨科的同事帮病人截错了腿，相信我，当我遇到他时，我也无法与他有正常眼神的交汇。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体系——一个完完全全的否定错误的体系。在这个制度当中只有两种人——犯错的，不犯错的，可以调适睡眠不足的和不可以忍受的，以及那些有着糟糕的结果和有着优秀结果的。这几乎就像免疫系统的自我反应，像抗体一般开始攻击那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有着一种想法：当我们将所有的会犯错的人赶出医学界后，我们便会得到一个安全的系统。

  但这种想法会衍生出两个问题。在我二十余年的医疗广播和新闻工作中，从我为多伦多星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到我的节目《白袍魔艺》，我自行研究了我可以接触到的一切医疗疏失和医疗错误。而我所学到的，便是错误绝对是无处不在。

  我们工作在一个每天都会发生错误的制度中。医院有十分之一的几率会给错药或者给了错误的剂量，而在医院内被传染的病例正在日渐增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死亡。在这个国家中，有将近2万4千多加拿大人死于可以避免的医疗错误。在美国，据医学学院统计，这个人数达到了10万之多。即使如此，这两项数据也还是过于低估了现实，因为我们从未像我们该做的那般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

  重点是，在一个医疗知识以两到三年为单位成倍增长的医院体系中，我们无法紧跟着这些知识的增长。睡眠不足的情形绝对是非常普遍的，而我们也无法摆脱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直觉偏差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结论。比如说，我可以为一位胸痛的病人记录下完美的病历。但如果这位同样的胸痛的病人当时胡言乱语再加上呼吸带着些许的酒精味的话，我写下的病历便会挟带着些许的轻蔑。而这份病历便会截然不同。我不是机器人，不会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我的病患也不是车子，他们不会每次都用相同的方式去描述他们的症状。因此错误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真像我被教导的体系那般赶出所有易出错的医护专业人员，那么这个领域便不会有人留下。

  还有就是关于人们不愿谈论他们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一事。在我的节目《白袍魔艺》中，我已经会习惯性地说：“这是我最糟糕的错误”。我会对从急救医士到心脏外科首席医师的每个人这么说：“这是我最糟糕的错误，如是，如是。”然后我会把麦克风递给他们，问：“你呢？”此时他们的瞳孔会放大，他们会退却。

  然后他们会看着地上，猛吞着口水并开始向我倾诉他们的故事。他们想说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想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想能够说：“听着，别犯和我一样的错。”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场合来吐露心声。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重新定义的医学文化，从一位又一位个别的医生开始。

  重新定义过的医生也是人类，明白她自己是人，并接受这个事实。她并不觉得犯错误是光荣的，却可以从其中学习并教于他人。她会与他人分享她的经验，并在别人谈论自己过错的时候给于支持。她不会有一种落井下石的心态，而会以一种可以让每个人都从中受惠的关怀，了解的方式来指出他人的错误。

  而她所工作的医学文化承认整个体系是由人在运作，而当人在运作一个体系的时候，时不时地错误在所难免。这样系统才可以不断地进化改革，产生可以让人更加容易察觉这些无法避免的错误的补救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培养一个热心关怀的工作环境，鼓励每一位在观察我们的医疗系统的人随时指出一些潜在的错误。尤其是鼓励像我一样的人，当我们犯错后，我们可以去正面面对并加以改正。

  我是布莱恩·高德曼，我是一位重新定义后的医生。我是一个人类，我也会犯错。我为此感到抱歉，但我会尽力从中学习并教于他人。我仍然不知各位如何看待我，但我想我对此可以接受。

  最后让我以我自己的三个字做为结语：我记得。

  （内容摘自：网易公开课-TED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