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阅读 | 海报也可以“治愈”疾病

医生可以治愈一个病人，却很难“治愈”一种疾病。在宏观层面上，手握“手术刀”向某一类疾病开战的往往是政客、社会活动家、以及深谙公关和游说之道的营销者们。

其实，疾病和政治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海报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对征服疾病有着盲目自信的年代，没有什么能比海报这样略带浮夸但又目标明确的表现形式更具代表性。

在医学史上，政治影响疾病的轨迹通常都比较清晰。先来看一张照片：

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童

小儿麻痹症：一个人的疾病

说小儿麻痹症是一个人的疾病可能会有些夸张，但是一谈到这种疾病人们可能都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唯一一个任职超过两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罗斯福凭借着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改变了一种疾病的命运。在脊灰疫苗问世之前，几乎所有儿童都会感染脊灰病毒。1938年罗斯福建立了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用于救治脊髓灰质炎患者，并促进疫苗的研制。在基金会的扶持下，约纳斯·沙克医生用了近9年的时间，于1953年成功研制出第一个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担任美国总统的那段时间里，罗斯福以及他的团队通过各种努力试图让这个总统看起来更健康一点。他们认为只有健康的形象才与美国总统的身份相符。但是在后来的几届任期内，疾病给这位特殊的总统带来了更多的民众支持。或许是罗斯福对于疾病的反抗，给那个时期处于经济泥潭中的美国人带来了勇气。

疾病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非常具有戏剧色彩地浓缩在了罗斯福一个人的身上。

疾病政治的中国轨迹：将“消灭”一词引入医学界

在中国的疾病语言中，“消灭”这个带有浓烈政治意味的词显得有些突兀。但是这个词在中国特有的疾病政治路径中却不能被忽视。在《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还原了在中国疾病被政治化的场景。

消灭血吸虫病海报

将疾病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建国后的独创，或者说甚至不是国人的创造，而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在1949年之前，“东亚病夫”的称呼就已经有了双重的意思：国民身体上的孱弱和国家的弱小。

沿着这样的叙事结构，国民的健康自然也就和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了一起。书中介绍，在晚清时期，广州、东北、上海等地频发的鼠疫以及其它疾病就已经开始被政治化。作为爱国卫生运动出现的禁止烟毒、取缔娼妓等制度也把“清洁国家，再造国民”的理念发挥地淋漓尽致。

消灭天花海报

在建国后，消灭血吸虫、天花、疟疾等长期威胁全国各地民众的地方病、流行病的爱国卫生运动，很明显也是“病夫”思维的延续。这些与疾病的抗争，同样也是在和“疾病缠身”的旧社会、旧制度做一次彻底的决裂。

消灭血吸虫病海报

世界上极少有国家，能像中国那样，给疾病附加如此多的政治意义。不过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式的疾病政治，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卫生措施，却恰好是很多西方的卫生组织，公益机构积极寻求的疾病解决方案。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和中国消灭流行病的运动同时展开的，是国家层面上对于癌症的围剿。

癌症：政治上的“顽疾”

如果要寻找历史上人类和癌症斗争的痕迹，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无疑是为数不多的一处“遗迹”。《众病之王：癌症传》的作者，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将这个巨大的混凝土迷宫比喻为癌症研究领域的“中世纪圣殿”。

然而，这个圣殿的基石，却是一个身材瘦高、金发蓝眼，被称为吉米的患有淋巴瘤的小男孩儿。在法伯和他团队的精心策划下，1948年5月22日，吉米参加了加州的一个广播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在这个8分钟的节目里，吉米只讲了12句话，唱了一首歌。但是到5月底，吉米基金会已经筹集到了23.1万美元。

吉米的形象到现在依然是法伯所的标志之一

吉米形象的原型，艾纳？古斯塔夫森（Einar Gustafson）

吉米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虽然很成功，但是在当时却远远满足不了一心进取的研究者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科学界，被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所鼓舞。一向将癌症研究视为一场战争的医学先行者们，自然希望能够复制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和国会，甚至总统本人，都成了癌症研究组织公关的对象。

1969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整版广告

这个整版的广告里，除了震撼的海报还有写给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的一封信。

尼克松先生：

您能治愈癌症。

如果在天堂能听到祈告声，那么听到最多的就是：

“亲爱的上帝，求你了。不要是癌症。”

但是，近去年就有超过31.8万美国人死于癌症。

今年，总统先生，您掌握着开启终结这个诅咒的权利。

……

事实上，来自于癌症研究机构强势的公关攻势确实给政治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事实证明，对于像癌症这样分类众多又极端复杂的疾病，并没有一个万能的普世皆准的治疗方案。而在当时，这种一举攻克癌症的“野心”正是支撑癌症研究者以及社会组织不断向癌症发起挑战的动力。

由此可见，将政治引入到癌症的治疗上并没有能够取得科学家们预想的那种“曼哈顿式”的成功。但是法伯和其它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们在攻克癌症上实施的一系列公关手段，创造了一种疾病和政治紧密联系的模式。到了1980年后，随着人们对于癌症的认识更加深刻，社会活动家和医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把视线聚焦在某一种特殊癌症上。

乳腺癌宣传海报

肺癌宣传海报

结肠癌宣传海报

到这里，聪明的读者们可能已经发现这的确是一篇名不副实的文章。海报，或者网页、视频，任何一种媒介形式都没有“治愈”一种疾病的能力。

但是它却可以把这种疾病从医院和实验室的角落里带出来，暴露在阳光里，让疾病的社会属性在日照下蒸发，弥漫在每个人的身边。（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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