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申请多点执业医生不足总数百分之五
导读 | 医师多点执业已“松绑”多年,但响应人数有限让这个政策在长久以来“叫好不叫座”。4月8日,北京市召开2015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健康界从会议上获悉,北京目前有超过3000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占北京执业医师总数不足百分之五,相比过去在数量上已有显著提升。 |
医师多点执业已“松绑”多年,但响应人数有限让这个政策在长久以来“叫好不叫座”。4月8日,北京市召开2015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健康界从会议上获悉,北京目前有超过3000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占北京执业医师总数不足百分之五,相比过去在数量上已有显著提升。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会议上做的报告显示,北京年内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承接国家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项,取消市级行政审批事项6项,下放区县行政审批事项2项,经清理后确认市卫生计生委承担25项行政许可事项。与此同时,将印发《北京市医疗机构许可管理办法》,下放部分许可权限,规范程序标准,缩短时限。北京还将放开社会办医申购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审批。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年内还将修订《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共有3386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办法修订后,医师多点执业注册1170人次,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
推动执业医生多点执业是统筹共享医疗资源、方便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用市场化手段体现医生价值的重要举措。从201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较原来的多点执业管理规定有了较大突破。医生到其他医疗机构行医可以不再经原工作单位的同意,这使北京在多点执业方面成为国内省级行政单位中步伐迈得最大的一个。
方来英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注册医师总共有7万人,办理多点执业人数占总医师数量不足百分之五。“医师申请多点执业,相比过去,数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方来英说,政府始终在着力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市卫计委在政策制定上会逐步改进医师的服务机制,并且核定医师资质。
方来英特别提到,政府希望医生能有更多为患者服务的机会,而机会正是来源于医疗服务效率,通过多点执业使医生的服务效率得到更高的提高。有些医生适合向基层发展,政府就要帮助他们打开发展通道,比如打通医联体内部医生交流渠道,这都是政府鼓励医师多点执业的举措。
当回答医师多点执业与原执业地有何关系时,方来英解释说,原执业地点与医生是劳务关系,双方受劳务合同约束,但合同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一名医生在医院拿全薪并由医院为其全额缴纳保险,医生申请多点执业时就要与医院就劳务合同进行谈判,重新确定医生和医院的执业范畴、权力和义务。”方来英说。
方来英答记者问:
问:作为北京卫生部门领导,怎么看待重庆的医改?
答:重庆的事儿得问重庆的同志们吧,我还真没办法给大家指点重庆江山。
问:如何使院长年薪与公益性考核指标挂钩?
答:北京首先要建立公立医院考核指标体系,然后再来确定什么是公益性考核指标,标杆建好了,有了目标事情才好办。这个体系年内一定会确立完成。
问:基层药品采购制度改革,是否可以缓解社区药品种类不全问题?
答:北京今年会选择一个区中的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研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供给模式。尽管外界认为社区药品供给保障模式和体系不不够科学,但我并不完全认同“社区药品种类不全”的说法,因为社区医疗机构与专科医院根据诊疗方案所确定的药品一定有差距。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的二甲双胍,大家说社区没有,但是社区只是没有固定某个品牌的二甲双胍而已,这种药是一定有的。
除此之外,有人说社区医生水平不高,比协和医院的差远了。我也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你让一个粤菜厨子,去做鲁菜,这肯定不合适。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会议上做的报告显示,北京年内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承接国家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项,取消市级行政审批事项6项,下放区县行政审批事项2项,经清理后确认市卫生计生委承担25项行政许可事项。与此同时,将印发《北京市医疗机构许可管理办法》,下放部分许可权限,规范程序标准,缩短时限。北京还将放开社会办医申购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审批。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年内还将修订《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共有3386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办法修订后,医师多点执业注册1170人次,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
推动执业医生多点执业是统筹共享医疗资源、方便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用市场化手段体现医生价值的重要举措。从201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较原来的多点执业管理规定有了较大突破。医生到其他医疗机构行医可以不再经原工作单位的同意,这使北京在多点执业方面成为国内省级行政单位中步伐迈得最大的一个。
方来英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注册医师总共有7万人,办理多点执业人数占总医师数量不足百分之五。“医师申请多点执业,相比过去,数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方来英说,政府始终在着力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市卫计委在政策制定上会逐步改进医师的服务机制,并且核定医师资质。
方来英特别提到,政府希望医生能有更多为患者服务的机会,而机会正是来源于医疗服务效率,通过多点执业使医生的服务效率得到更高的提高。有些医生适合向基层发展,政府就要帮助他们打开发展通道,比如打通医联体内部医生交流渠道,这都是政府鼓励医师多点执业的举措。
当回答医师多点执业与原执业地有何关系时,方来英解释说,原执业地点与医生是劳务关系,双方受劳务合同约束,但合同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一名医生在医院拿全薪并由医院为其全额缴纳保险,医生申请多点执业时就要与医院就劳务合同进行谈判,重新确定医生和医院的执业范畴、权力和义务。”方来英说。
方来英答记者问:
问:作为北京卫生部门领导,怎么看待重庆的医改?
答:重庆的事儿得问重庆的同志们吧,我还真没办法给大家指点重庆江山。
问:如何使院长年薪与公益性考核指标挂钩?
答:北京首先要建立公立医院考核指标体系,然后再来确定什么是公益性考核指标,标杆建好了,有了目标事情才好办。这个体系年内一定会确立完成。
问:基层药品采购制度改革,是否可以缓解社区药品种类不全问题?
答:北京今年会选择一个区中的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研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供给模式。尽管外界认为社区药品供给保障模式和体系不不够科学,但我并不完全认同“社区药品种类不全”的说法,因为社区医疗机构与专科医院根据诊疗方案所确定的药品一定有差距。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的二甲双胍,大家说社区没有,但是社区只是没有固定某个品牌的二甲双胍而已,这种药是一定有的。
除此之外,有人说社区医生水平不高,比协和医院的差远了。我也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你让一个粤菜厨子,去做鲁菜,这肯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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