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学部六十载：聚智为国谋

  5月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主楼大厅内，响起阵阵掌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调研。
  “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总理说，“希望你们夯实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地基’，筑起国家核心竞争力这座‘大厦’！”
  今年恰逢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周年。李克强称赞中科院学部成立60年来，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付出了辛劳。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甲子科技强国梦，栉风沐雨报国恩。60年来，中科院学部和全体院士以科技创新为支点，撬动中国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进；他们在国际科技前沿屡创佳绩，让世界为我国杰出的科技成就侧目；他们以六十载春秋的上下求索向世人证明，科技强国对实现中国梦功不可没。
  “两弹一星”、三峡大坝、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青藏铁路、探月工程、量子通信……每一次令人惊叹的“中国式”奇迹背后，都有他们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
  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天
  1955年6月1日，老北京饭店门口人头攒动，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在这里齐聚一堂，这一天成为了中科院发展乃至中国科技腾飞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中科院正式宣告中科院学部的成立。两天后，国务院签署命令，公布了233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也就是今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60年来，先后有1200余名优秀的中国籍科学家荣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称号。截至2015年4月，中科院现有院士720余人，外籍院士70人。
  悠悠六十载春秋，获选的院士虽不过千人，但他们却是千千万万名中国科研人员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科技事业的中流砥柱。
  他们之中，有一大批我国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奠基人。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有训、严济慈、冯友兰、金岳霖、贝时璋、华罗庚、钱三强……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他们成功地将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建立了我国现代科学和技术事业的基础。
  他们之中，有一大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学术带头人和杰出代表。吴文俊、王大珩、冯康、王选、徐光宪、李振声、师昌绪、吴征镒、谢家麟、郑哲敏、陈景润、杨乐、赵忠贤……2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他们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中，还有一大批活跃在科技一线和国际科技前沿的科技领头人。路甬祥、周其凤、白春礼、陈竺、李静海、詹文龙、侯建国、王恩哥、万立骏、施一公、潘建伟……近20年来，一大批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加入了院士队伍，他们在国际科技前沿上不懈求索，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国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
  正如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复杂的门类体系，科技发展也需要系统的指导和引领。
  国家科学院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17世纪后半叶，英国和法国相继成立了皇家学会和皇家科学院。这两个机构正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当时，在我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曾经向康熙皇帝介绍过法国科学院。但我国真正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动议，却耽搁了两百多年。
  直到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才在上海宣告成立。次年，又建立了北平研究院。中科院就是在整合这两个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的。
  在科学院等机构中，优秀的科学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牛顿、波义耳、拉瓦锡等近代科学的奠基人，都曾对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而中国现代科学家登上历史舞台，则晚了近300年。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我国现代科学和教育的发展，科学家才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重要角色。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民国时期我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评议会。1948年，评议会选举产生了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81位，他们是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杰出代表。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院士队伍。
  但是，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技专家在科技事业中的作用，却历经曲折。
  在最早的中科院建院草案中，就有建立评议会加强学术自主的设想。建院初期，中科院聘任优秀科学家担任各学科专门委员，发挥学术顾问作用。
  正是在这种科学家“当家做主”的管理雏形的基础上，学部的成立逐渐被提上了中科院的发展议程。1953年6月，中科院党组提出建立学部的动议。1954年初，经政务院批准，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
  从此，优秀科学家得以在学部的组织下，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勇攀科学技术高峰，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
  “院士”是各国为科学技术界颁发的最高荣誉，院士制度也是各国科学院体制的一项基本制度。
  但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院士”，是中国近20年来才有的荣誉称号。在1994年之前，中科院院士还被称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的转变复杂曲折，但却也印刻下中科院学部历经的风风雨雨。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自建院以来，中科院就开始以办院实践探索科学技术管理的最佳路径。
  建院初期，中科院虽然具备了分学科领域进行学术组织管理的雏形，但是如何加强全院的学术领导，形成能将各学科门类有序聚拢的“强中心”，成为当时摆在中科院领导面前的一个问题。
  1955年，中科院学部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而且是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
  成立之初，学部实行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的研究所（包括台站、委员会等）学术工作的制度，并承担了全院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重要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这时的学部，相当于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和科研管理机构的混合体。
  但就在它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十年浩劫不幸到来。1967年1月，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的产物，遭到批判而被迫撤销，中止活动达12年之久。
  1979年初，中科院学部正式恢复重建。在科学的春天，中科院的组织和领导体制逐渐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即从过去的“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学术领导为主”，而学部则成为实行学术领导的核心机构。
  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提出：“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各学部“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专家治院，成为中科院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和进步。
  此后，对学部委员的改革加快了脚步。
  在1984年初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
  在大会上静心聆听的委员们知道，这将会是学部性质和职能的重大转折点。
  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开来。这也是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迈向院士制度的重大一步。因为就“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而言，1984年以后，“学部委员”与“院士”基本画上了等号。
  但是，这个“≈”的悬念还是让他们等了十年。
  当“新晋”院士们在1994年拿到刚出炉的蓝色院士证书时，他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1993年10月和1994年1月，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先后批准中科院学部委员全部改称中科院院士。至此，新中国的院士制度正式建立。
  近20年来，我国的院士制度也在逐渐完善。
  以学部委员和院士产生为例，1955年的首批学部委员是通过推荐和协商产生的，1957年增聘时虽然曾进行过分学部的投票，但得票数仅供参考。1980年起才严格按照程序由学部委员（院士）投票选举产生。
  2006年6月，院士大会修改章程，决定自2007年起，将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升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这一重要举措起到了提升院士学术质量、限制院士增长规模的良好作用，为进一步优化院士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院士制度再次加大改革力度。
  2014年6月的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修订院士章程，改革增选制度，取消了单位推荐和归口部门推荐的渠道、增加全体院士投票的终选投票、加大对增选工作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等，被誉为院士制度尤其是增选制度中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
  从学术领导到国家科技智库
  六十载披荆斩棘，路途虽然坎坷，成绩却举世瞩目。
  60年来，中科院学部全体院士立足世界科技前沿，结合国家社会需求，前瞻思考，缜密谋划，建言献策，勇于直言。他们对于中科院的发展，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重要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早期的学部，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发挥了全院的学术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功能。中科院的学位工作也是在学部建立之后正式开展起来的。1956年和1957年招生的第一、二批导师，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学部委员。
  20世纪80年代，学部继续走在高等教育的最前沿。1982年，我国的第一位理学博士和第一位工学博士，他们的学位证书，就是由学部授予的。
  同时，学部的影响力也在几十年间逐渐向全国科技界扩展，在提升国家学术影响力，培养新型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展高端学术交流活动，打造论坛、期刊等科学交流平台，组织重要学术会议……学部利用院士群体的智慧与力量，促进了许多重要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在此当中，“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成为学部发挥学术引领作用的重要抓手。他们充分发挥院士群体的学科特长和优势，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思想和学术观点，提出了关于我国学科布局、优先发展方向及推动国家基础研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如今，学部主办的《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刊物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学部组织开展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和“技术科学论坛”已成功举办110场，促进了院士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交流，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同时，为了加强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鼓励科研人员学术积极性，学部也一直走在科技奖励的最前端。
  1956年下半年，中科院各学部组织学部委员评选了首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开创了我国的科技奖励事业。
  1982年，各学部对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进行了复审，大幅提高了该奖的公信度。
  1988年，学部首次评选出在中国科技界和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陈嘉庚奖”（现为“陈嘉庚科学奖”），对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原创性成果和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两院院士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科技创新的杰出代表，要发挥好引领作用，培育和带动更多青年人才投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使创新创造成为中国发展故事新乐章的强音。”2014年，李克强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
  在引领学术风潮的同时，学部也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科技智库”。
  自学部成立以来，它不仅担当起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最强大脑”，也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值得信赖的最高咨询机构。
  学部成立仅一年后，就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学部组织全国有关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该规划的实施，实现了“两弹一星”研制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基础。
  60年来，出自学部之手的重大咨询评议，对我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基金、“863”计划、中国工程院的建立皆来自著名的“三大建议”。
  1981年，89位学部委员建议在中科院建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学部委员上书党中央，建议加强中国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国家“863”计划；
  1992年，在王大珩、师昌绪、张光斗、张维、罗沛霖、侯祥麟等学部委员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中科院学部在六十载风雨历练中，一次次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逐渐成长为新一代成熟的国家科技智库。
  从院士精神到院士科普
  不得不承认，院士是具有光环的。两院院士在我国科技界享有最高的学术荣誉，其一言一行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尚都影响甚广。
  为此，学部不仅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规范院士自身行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并相继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为切实加强科技界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要表率性行动，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保障和维护院士群体的声誉。
  2014年5月26日，就在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之前，学部更是面向全社会，在光明日报发布了《追求卓越科学》的宣言。这一宣言直面我国科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三方面，鲜明地表明了中科院学部的态度，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
  今天，广大院士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在科技学术领域，更代表着一种献身科学、严谨治学的精神。以他们为核心而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诚然，作为科技界的翘楚，院士对于“将科技知识广而告之”有着自己的一份责任，但对于院士们来说，这更是一份诲人不倦的情结。
  如果你留心各大城市的讲座信息，会发现在图书馆、科技馆中，经常出现院士们辛劳的身影。院士们在台上深入浅出的科普，讲座后耐心的聆听讲解，都让台下的莘莘学子和普通听众为之感染。
  1996年3月，学部联合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等，在全国近20个中心城市组织举办“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会”活动。
  2002年12月至今，由学部发起，中科院联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共同组织举办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千余场报告会，揭开了新世纪科普工作的新篇章。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评价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长期以来，广大院士胸怀报国为民的理想追求，发扬不懈创新的科学精神，秉持淡泊名利的品德风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的赞誉，他们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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