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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登录下一个“屠呦呦”在哪儿
| 导读 | 当前我国财政科研经费年支出达数千亿元，而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鲜有出现。 |
当前我国财政科研经费年支出达数千亿元，而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鲜有出现。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10月5日晚间，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外界表达了获奖感言。
感言背后，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未来还会不会有“屠呦呦”出现。
“当新闻变旧闻，旧闻变杂闻，大家都在一窝蜂炒作时，我们应该汲取什么？（青蒿素）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攻关，但在市场化体制下，中国的新药创制却远远落后于国际。”一位药监体系的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但对于新药的创制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成果不多，而“浮夸风”式的论文却不少，甚至出现论文造假。
该官员表示，在屠呦呦之后，新药创制未来能否再出世界级成果，科研体系的变革将是关键。
诺奖为何选择屠呦呦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她，根本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奖，而给她带来这份殊荣的是她在1972年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青蒿素。
“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得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加热的过程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虽然这个项目是一个集体作战的项目，但是屠呦呦第一个成功提取了青蒿中性提取物，这是项目的关键节点，虽然之后也需要更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但如果没有这个提法，后面的事情也许不存在，也许会推后被发现。”一位中医药界药学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提不出来，她是第一个拿到青蒿素成分的人。”
此后，青蒿素联合疗法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屠呦呦能否复制
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最高的奖项，今后还会不会有“屠呦呦”出现？
“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但是却像撒芝麻盐一样，对于新药的创制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恰恰让中国的新药创制落后于国际很多，这么多的经费，出来的成果却很少，甚至于没有，这样的医药科研体制下，如何能再出一个屠呦呦？”上述药监体系官员表示。
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6184.9亿元，比上年增加584.8亿元，增长10.4%。当年，医药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347.7亿元。但与巨额科研经费相比，中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鲜有出现，生物医学界也不例外。
“国家虽然有几百亿的科研经费，但是具体到每个品种上，仍然属于毛毛雨。很多人拿国家的科研经费都是出于不拿白不拿。”上述药学专家表示，中国90%的医药企业不具备新药创制的能力，经费却像“仙女散花”，对于真正需要巨额科研（经费）的企业来讲，经费远远不够，“很多新药做做就做不下去了。”此外，中国的药物审评制度也有待进一步改进，不少企业在试验中的新发现往往因为烦琐的审批环节被扼杀。
屠呦呦的成功，无法否认是当时举国体制下典型的科技攻关成果，而在如今市场化体制下，能否再造就一个屠呦呦？
“（目前）在中国，更多的是每个科学家在自己奋斗，都认为自己的团队力量很强大，一起作战的可能性比较小，除非由某位院士牵头，把项目分下去，否则基本组织不起力量。”上述药学专家表示。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的上海药物所，身价千万元的科研人员已经出现了。“他们的科研队伍如果出了科研成果，然后转给市场后，科研人员会占有50%的收益，不用再为生存和生活担忧，能集中精力做科研。事实上，在中国的富豪榜上，鲜有科研人员的名字出现。中国科研体系的人事制度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如何激励他们去创新？”上述官员表示。
针对科研存在的问题，国家2014年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直击我国现有科技计划管理“九龙治水”、财政资金“天女散花”的现象；今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公布意味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正迈入实质“施工”阶段，下一个“屠呦呦”令人期待。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屠呦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10月5日晚间，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外界表达了获奖感言。
感言背后，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未来还会不会有“屠呦呦”出现。
“当新闻变旧闻，旧闻变杂闻，大家都在一窝蜂炒作时，我们应该汲取什么？（青蒿素）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攻关，但在市场化体制下，中国的新药创制却远远落后于国际。”一位药监体系的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但对于新药的创制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成果不多，而“浮夸风”式的论文却不少，甚至出现论文造假。
该官员表示，在屠呦呦之后，新药创制未来能否再出世界级成果，科研体系的变革将是关键。
诺奖为何选择屠呦呦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她，根本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奖，而给她带来这份殊荣的是她在1972年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青蒿素。
“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得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加热的过程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虽然这个项目是一个集体作战的项目，但是屠呦呦第一个成功提取了青蒿中性提取物，这是项目的关键节点，虽然之后也需要更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但如果没有这个提法，后面的事情也许不存在，也许会推后被发现。”一位中医药界药学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提不出来，她是第一个拿到青蒿素成分的人。”
此后，青蒿素联合疗法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屠呦呦能否复制
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最高的奖项，今后还会不会有“屠呦呦”出现？
“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但是却像撒芝麻盐一样，对于新药的创制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恰恰让中国的新药创制落后于国际很多，这么多的经费，出来的成果却很少，甚至于没有，这样的医药科研体制下，如何能再出一个屠呦呦？”上述药监体系官员表示。
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6184.9亿元，比上年增加584.8亿元，增长10.4%。当年，医药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347.7亿元。但与巨额科研经费相比，中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鲜有出现，生物医学界也不例外。
“国家虽然有几百亿的科研经费，但是具体到每个品种上，仍然属于毛毛雨。很多人拿国家的科研经费都是出于不拿白不拿。”上述药学专家表示，中国90%的医药企业不具备新药创制的能力，经费却像“仙女散花”，对于真正需要巨额科研（经费）的企业来讲，经费远远不够，“很多新药做做就做不下去了。”此外，中国的药物审评制度也有待进一步改进，不少企业在试验中的新发现往往因为烦琐的审批环节被扼杀。
屠呦呦的成功，无法否认是当时举国体制下典型的科技攻关成果，而在如今市场化体制下，能否再造就一个屠呦呦？
“（目前）在中国，更多的是每个科学家在自己奋斗，都认为自己的团队力量很强大，一起作战的可能性比较小，除非由某位院士牵头，把项目分下去，否则基本组织不起力量。”上述药学专家表示。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的上海药物所，身价千万元的科研人员已经出现了。“他们的科研队伍如果出了科研成果，然后转给市场后，科研人员会占有50%的收益，不用再为生存和生活担忧，能集中精力做科研。事实上，在中国的富豪榜上，鲜有科研人员的名字出现。中国科研体系的人事制度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如何激励他们去创新？”上述官员表示。
针对科研存在的问题，国家2014年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直击我国现有科技计划管理“九龙治水”、财政资金“天女散花”的现象；今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公布意味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正迈入实质“施工”阶段，下一个“屠呦呦”令人期待。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屠呦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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