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PR专利之争愈演愈烈 或将鱼死网破

国际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开创了测定和改变基因组的方法。他也被称为合成生物学的创始人，并可能是世界“已灭绝的猛犸象复活工作”的顶级权威专家。

现在，围绕着“谁拥获得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专利权”的一场战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遗传学大牛Church的科学技能是否可以被认定是“普通人就能做到的”。也许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在围绕着CRISPR–Cas9基因编辑专利权的战争中，竞争者之间互相扯皮的这个诡异问题，是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必须考虑的。这场可能拖上几年的诉讼，已经愈演愈烈，从科学细节转向了不正当行为的指控。纽约法学院的法学学者Jacob Sherkow说：“似乎有一些指控是针对不好行为和不诚信行为。这是攻击性的。”

在欧洲，CRISPR专利申请人也在等待一些关键的裁决，一些裁决预计在九月年底公布，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敌意是不足为奇的。加州大学Hastings法学院的法律学者Robin Feldman表示：“当有面临很多钱的巨大诱惑时，人们会去争夺它。在一场关于‘王者的决定因素’的战争中，一切都是重要的。”

所有目光都盯在奖项上

在自然界中，细菌和古细菌利用CRISPR–Cas9来抵御病毒。但在2012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默奥（Umeå）大学微生物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带领的研究小组报道称，他们重组了CRISPR–Cas9，在他们选择的位点切割DNA。然后，在2013年初，几个研究团队——包括麻省理工-哈佛大学Broad研究所合成生物学家张锋带领的研究小组报道称，CRISPR–Cas9也在活的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起作用。

由于它的易用性和通用性， CRISPR–Cas9已经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用来改写基因组和重塑细胞。其在医学、农业和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是无穷无尽的。根据瑞士洛桑附近的咨询机构IPStudies介绍，全球有超过860项CRISPR专利。平均每天新增加一项专利。

大部分的焦点集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Broad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他们的“基础”专利涵盖了广泛的CRISPR–Cas9应用。虽然伯克利团队首先申请了专利，但是Broad研究所选择了加快审查过程，使其专利授权更早。伯克利团队随后要求USPTO宣布“专利干扰”，并发起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来确定谁是第一个发明者。

自1月以来，双方已将专利申请文件提交USPTO专利法官。Broad研究所断言，伯克利团队最初的专利申请文件，描述了在原核生物（如细菌）中使用CRISPR-Cas9，但并没有在真核生物（如小鼠和人类细胞）中充分描述这个程序。这个区别很重要：CRISPR最有利可图的应用很可能是医学，并且，一些生物科技公司已经从伯克利团队或者Broad研究所获得了专利的授权。

伯克利团队认为，CRISPR–Cas9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是“普通人就会的技能”，如相关专业的博士后，就可以获得这一飞跃。伯克利团队指出，有几个团队迅速成功地将CRISPR应用到人类细胞——Doudna、张锋、Church和首尔基础科学研究所基因组工程师Jin Soo Kim分别带领的团队。Broad研究所反驳说，这些科学家都是在他们领域的佼佼者，怎么可能被认为是“普通人”呢。

高风险行业

令人惊讶的指控已经与科学争论交织在了一起。伯克利团队提交了张锋实验室一名访问研究所Shuailiang Lin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在张锋的实验室访问。Lin称，张锋实验室是从Doudna和Charpentier的论文获得了灵感和启发，而不是独立地创造了这个系统。Broad研究所反驳说，Li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向Doudna寻求工作。

伯克利团队要求传唤Lin（他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但USPTO法官在9月14日拒绝了这一请求。在9月下旬，Broad研究所会给出一个更完整的回应。

与此同时，Broad研究所请求USPTO法官忽略伯克利团队两名证人的证词。收集他们口供的法律公司此前曾为Broad研究所工作，因此可能对Broad研究所争论的机密信息知情。USPTO的法官则不同意。他们在8月24日写道：“Broad研究所的要求实际上属于非法调查。”

Sherkow说，一个最具攻击性和危险性的举动是，伯克利分校决定传唤Church教授。伯克利团队提交了Church教授祝贺Doudna和Charpentier 2012年论文的电子邮件，从而认为它启发了他团队在真核细胞中尝试CRISPR系统。但是Church——花了数年时间才将一个不同的基因编辑系统从细菌转向人类细胞，在八月份告诉Nature，这种转变是“根本不明显的”。

USPTO在9月14日拒绝这一传讯。Church教授表示，他没有和伯克利团队的律师谈过，但对法官的裁决感到惊讶。他说：“我认为我的观察结果应该被认为是非常相关的。”

墨尔本Watermark的专利律师Mark Summerfield说，总的来说，这两个学术机构之间的敌意是非同寻常的。最初，Summerfield支持双方像学术界通常做的那样来和平解决问题。但后来他见到了拥有专利许可权的公司名单，并为许多法律法案买单。他说：“在这背后不是学术机构，而是商业利益。此时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打算达成协议。他们要战斗到底，直到最后鱼死网破。”

（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