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眼中的《釜山行》：在传染病面前，还能维持人性吗？

  讨论《釜山行》，时不时就会落到“人性”上来。写影评的人一旦在文章中写下“反思人性，批判社会”这种貌似有深度的话，往往会使观影者也产生一种美好的错觉它不止是在娱乐，还是反思人性；影片的生产方也会宣称它不止是贩卖娱乐，还在批判社会。

  不过这部片子毕竟是一部娱乐片，赋予其过多的社会功能，既无必要，也超出了本片的承载能力。真要反思的话，你把结尾重写一个完全黑暗向的试试看？不可能的，作为商业电影，丧尸类型片是没有余地的，必须按照现在的方式结尾。

  但要想讨论人性，也不必舍近求远。作为一名医生，片中的虚构场景其实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丧尸这种恐怖的设定，只是人类尚未走出被传染病蹂躏的历史重现；而所有关于人性的讨论，也都是真实的瘟疫时代人类行为的缩影罢了。

  在人类没有认识到传染病的本质也没有掌握有效的控制手段之前，每当瘟疫袭来，仓皇失措的人们唯有在本能的驱使下盲目地四散奔逃，奔逃的过程中又将造成新的传染和死亡，直到人类死到一定数量，剩余人口密度已不足以助病原完成进一步的传播才算终结，而后人类数量再次增长，传染病再来收割生命，开启又一个循环。

  可是人类竟然发现了传染病的奥秘，提出了控制其传播的有效手段，电影的设定是一群在开往釜山列车上的现代人遭到了突如其来的丧尸事件，他们在列车上关闭了车厢直间的隔断门，不就是相当于试图控制传染源并切断传播途径吗？（可惜“保护易感人群”无从谈起，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丧尸的攻击目标。）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一隔离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尚未被丧尸袭击的人被隔离在安全区之外，他们的命运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事件，在人类控制烈性传染病的历史上，是必然会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想想那些被置之于死地隔离于危险区之内的人，该是怎样的绝望与恐惧啊。

  金常务是电影中的反派，当正面主角石宇、尚华几个穿过丧尸区试图进入这个安全区时，他提出不予开门。显然，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自保的考虑，这个决定激怒了安全车厢之外的几个人，可能也激怒了观众。反派的设定本来就是要达成这个任务，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就是能抓住人心，让观众紧随主角的命运情绪起伏，并自动代入主角的视角；可是别忘了，这个安全区车厢里的人才是大多数，如果这位反派的建议得到了严格执行，在故事的最后，幸存者就不会那么少了。那么，相比于几位正面主角，谁比谁的人性更高尚了呢？

  尤其可贵的是，当几位主角终于闯了进来，金常务更是提出谁也不能确认他们几个感染了没有，应该让他们去后面的一节车厢。这不就是对疑似感染者的隔离吗？

  在影片中，金常务无疑是个讨厌的人，但我们必须清楚，他在这个时刻做出的决定其实最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因为目睹自己亲人被丧尸袭击而受了刺激，老太太做出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愚蠢决定，打开了隔断门……人类世界中总会有这样的行为，这不太好用人性来解释，即使在并非极端的环境下，也会有人做出这种自毁毁人的行径，这其实远比金常务那种理性的“坏人”更可怕，因为你完全无法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连协商和谈判的可能都没有；在强烈刺激的驱动下，这些行为是不讲算计、没有逻辑的。

  而在面临传染病的时候，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恰恰是逻辑。

  相比于冷血自私的金常务，身为摔跤手的尚华则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大叔： 他勇敢机智对弱小富于同情心，关键时刻为保护怀孕的妻子逃离而牺牲掉了自己。而主角石宇在明确自己被丧尸袭击后，同样为保护女儿，在自己瞳孔变灰之前的一瞬，纵身离开了高速行进的列车。

  尚华的牺牲和石宇的自杀无疑是感人至深的，和金常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上，他们站在了一起：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所做的选择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在自己已经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剩余的选项只有连带女儿一起死和自己单独赴死，只要尚存一丝理性，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难。尚华的选择何尝不是如此：自我牺牲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让怀孕的妻子逃出生天，还是夫妻双双连同未出世的孩子一起同归于尽，这又并不那么困难。

  而如果说这样的举动依然是人之常情，是为了让自己基因存留而不得不如此，是极端情况下的别无选择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人的选择，就超越了常情的局限。在女孩真熙变成丧尸之后，暗恋她的棒球运动员闵英国放弃逃命的机会也放弃了反抗，任由“真熙”撕咬自己而殉情；而跛脚的残疾人流浪汉则为救小女孩秀安（石宇之女）和孕妇盛京（尚华之妻）牺牲掉了自己，而这两位与他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那么所有这一切演出，到底谁是人性呢？ 极端情况下人类的举动能成为庸常岁月中普遍人性的代表吗？ 哪种情况才是所谓人性的本质呢？

  和地球上生命演化史的长度相比，人类的文明史年轻得一塌糊涂。我们自诩万物的灵长，但我们是不是比其他生命形式更高级却很难说。中国人对演化的普遍误解之一是，认为生物演化是有方向的，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其实现存所有的生命形式无非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骤变，可能人类会彻底灭绝，而其他生命形式则可能继续，就像白垩纪的恐龙灭绝之后，哺乳动物才吐气扬眉。甚至当地球走向毁灭，也可能会有某种坚韧的生命形式熬过重重考验，借助飞溅的地球残骸，经过漫长的太空旅行抵达遥远的星球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演化传奇，想想这种种极端的情形，随时可能灰飞烟灭的人类又高级在何处呢？

  唯一能谈得上高级的一点，也许就是人类创造了一个自己的环境。虽然人类这种生命形式当然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文明发展至今，我们已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环境从而使环境更适于人类生存，比如我们发展出了医学使人类宝贵的生命大大延长了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我们发明了避孕手段使人类可以纵欲又不至于出生太多我们养活不起的人口……

  与传染病的对抗，也许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自然生态中，传染病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密度依赖”因素：人口密度越大，传染病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带来的杀伤就越大。丧尸电影中，最危险的地方永远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现实与之没有任何差异，每一场瘟疫都是给大城市带来最惨痛的打击。不夸张地说，每一座大城市都站在“丧尸”爆发的边缘，没有医疗卫生的努力，根本不可能维持这样的人口密度；没有无数先辈用血换来的防疫教训，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绝不会是今天这样的面貌。

  这脆弱的平衡成为人性的舞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人类是如此多样，就算有一个本质的人性潜藏在里面，具体的表现依然因所处的生存环境而千差万别。当卫生防疫的冰冷逻辑遭受传染病的冲击而浮出水面，日常的自由生存突然跌落悬崖，这一瞬间永远是最富戏剧性的；所有这些人表现出来的都不是人性的本质，却也都是人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