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里奖花落 CRISPR 三人组,专利之战仍在继续

当地时间周四，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宣布，世界上奖金最丰厚的科学奖项之一、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卡夫里奖（Kavli Prize）花落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工具的三位发现者。

这三位发现者分别是：柏林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Biology) 的 Emmanuelle Charpenti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Jennifer Doudna 及维尔纽斯大学的 Virginijus Šikšnys。

他们每人将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并分享由卡夫里纳米科学奖提供的奖金 100 万美元。

图 | Jennifer Doudna（左）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在 2014 年突破奖颁奖典礼上

这场关于“将细菌免疫系统转化为基因编辑工具革命性的进展，到底应归功于谁”的争论目前尚未结束。随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多家公司竞相将 CRISPR 投入人类治疗，从奖项评选会到专利办公室再到美国法庭（甚至可能到诺奖委员会），人们对这项成果的发现者及其所得出成果的内容、时间和重要性争论不休。这同时也提醒人们，专利系统有自己的规则。

哈佛-麻省理工布罗德研究所 (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的科学家张锋同样在 CRISPR 方面建树颇多，并手握关键 CRISPR 专利。现在的情况是，加州大学代表 Doudna 和 Charpentier 与他正进行激烈地“CRISPR 之争”。

由 Šikšnys 独立领导或联合领导的团队首先发现，在试管中，细菌免疫系统 CRISPR 可与 Cas9 酶配对，从而改变漂浮在细胞外的纯化 DNA。他们的开创性在于，展示了哪些特定分子成分（包括 RNA）是在 CRISPR 转化为基因组编辑器的过程中所必须的。

但投稿杂志时的气运不佳导致 Šikšnys 成了 CRISPR 领域的“沧海遗珠”。2012 年 4 月，《细胞》杂志回拒了他的论文，并且没有将其发给同行审阅。相比之下，当 Doudna、Charpentier 和她们的同事们发现 Cas9 可以通过编程来切割 DNA 时，他们的论文迅速通过了《科学》杂志的审查，并于 2012 年 6 月底在线发布。其间，Šikšnys 及其共同作者还在竞相寻找更具包容性的杂志。在伯克利团队文章发表三个月后，他们的文章也最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两组对其发现内容了如指掌。Šikšnys 团队表示，其研究结果“为通用可编程 RNA 引导的 DNA 切割酶的工程化铺平了道路，而 Doudna 团队指出 CRISPR“可用于 RNA 可编程基因组编辑工作”的开发利用。

图 |（左起）卡夫里奖获得者：Emmanuelle Charpentier、Virginijus Šikšnys 及 Jennifer Doudna

但这仅仅是“CRISPR 冠名之争”的开始。2013 年初，哈佛生物学家 George Church 和布罗德研究所的张锋同时发表文章称，CRISPR 可通过编程切割人体细胞内的基因组，这是将 CRISPR 转化为疾病治疗的一步。直到那时，看上去似乎人人都申请了专利。虽然张锋申请的时间晚于 Doudna 和 Charpentier，但在 2014 年，他率先获得了基础性的 CRISPR 专利。这就导致了历时数年的痛苦的“CRISPR 之争”。这是一场由运气引发的法律纠纷，在这场竞赛中，经济拮据的加州大学对上了财力雄厚的布罗德研究所。

虽然布罗德研究所获得了迄今为止法律上的全胜，但支持 Doudna 和 Charpentier 的人们指出，法律和科学之间存在严重脱节：Doudna 和 Charpentier 几乎赢得了所有 CRISPR 的主要奖项。2015 年，她们共同获得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同年获得格鲁伯遗传学奖（Gruber Prize in genetics），次年获得沃伦·阿尔珀特奖（Warren Alpert Prize）（与Šikšnys、Rodolphe Barrangou 和 Philippe Horvath 一起）等等。最近，她们又被由 5 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选中获得了卡夫里纳米科学奖。

相比之下，张锋仅在 2016 年因将 CRISPR-Cas 开发为“真核细胞的基因编辑工具”而与 Doudna、Charpentier 及其他两位科学家一道，获得了 Gairdner 国际奖。这三位科学家也同时获得了 2014 年的 Gabbay 奖和 2016 年的唐奖（Tang Prize）等。去年，张锋还独自获得了 Lemelson-MIT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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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