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传奇

王 晓 东

北生所所长

中科院外籍院士

百济神州的创办者

41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轮值主席

“原创的科学是未知的，人们永远不知道未来将要发现什么。我的生活也一样，充满了探索与好奇，能做的就是乐观愉悦地对待每一天”

王晓东，这位在生命科学领域走在国际前沿的科学家，有着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总给人以谦谦君子的感觉，然而他的骨子里，却充满了“冒险”精神。

他的研究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肿瘤治疗药物。

他创造性地运用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揭示了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凋亡通路，首次发现并阐明了线粒体作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机理，把细胞凋亡由线粒体的上游调节和下游执行通路连接起来；并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对于线粒体提供能量和代谢场所的传统认识，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认为细胞内主要的细胞器及其功能已被发现的最大颠覆。

这不仅是细胞生物学中一个概念性的转变，对进化、发育等基本生命活动的认识，以及重大疾病如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和治疗都有重大意义。当今对哺乳类细胞凋亡生化通路的认识大多数来自王晓东的实验室。

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述一下王晓东的传奇经历。

一、“我做事想事，有点不拘一格。”

王晓东的学生时代

1980年参加高考时，因为“不拘一格”，不喜欢死记硬背，王晓东的有些科目分数并不高。⬇⬇⬇

当时英语还不算高考的主要科目，王晓东却在整个考区得分最高。虽然只能折算30%，貌似有点吃亏，可是王晓东说“我喜欢英语，我不在乎”。

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后，王晓东学得很认真，也追求过高分——大学一、二年级时，所有的专业课都在90分以上。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王晓东很“受刺激”的事情——他发现考高分原来是有“捷径”的。

在临近期末考试老师答疑的时候，有同学去套题，并从老师回答的蛛丝马迹中揣测考试会考什么，不考什么。结果，平时学习非常勤奋的同学，可能分数还没有走捷径的同学分数高。

“这个标准不对，不能反映真正的水平。这样的考试没有意义。”王晓东说。

他觉得分数没有那么重要了。到了大三，王晓东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读英文原版教科书上。这次他有了个新的目标——CUSBEA。

当时在中美两国留学渠道还不通畅的情况下，美籍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了这个项目，旨在选拔优秀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CUSBEA始自1981年，于1989年结束，共有422名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CUSBEA用的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考试试卷，考试内容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所以试卷用的是英文。王晓东很轻松地考过了，秘籍就是“原版的英文教科书”。

那是77级的师兄师姐在参加第一年的CUSBEA考试时复印的。现在看来颇有些传奇的味道：据说全北京当时只有6本教科书。北师大77级学子在晚上，找到有复印机的地方，复印了一个晚上。

这本书成了“宝典”在生物系流传。大三的时候，“宝典”传到了王晓东手里。那个假期，他背着一书包的“宝典”回了河南老家，看了一个假期，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二、“真正做科学的精髓：无所畏惧。”

选择最好的导师

1991年，在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王晓东来到了同校的分子遗传系，跟从198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从事博士后研究。⬇⬇⬇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选择王晓东的过程颇有戏剧性：他们给王晓东的博士导师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是个好人吗？

然后，王晓东就得到了这个博士后的资格。

在这里，王晓东真正学到了做科学的精髓：无所畏惧。

王晓东说：

“你现在最想、最应该、最能做的是什么？绝大多数选择做自己能做的。而这两位老师只问：这是不是应该做的，从来不问能不能做。在他们看来，如果应该做，就做好了。”

这种精神感染着王晓东。也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他在当今最前沿学科的研究渐入佳境。从1995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室后，王晓东的论文成果到目前已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4.9万次。

在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当时他所在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可王晓东却说，“以前做的事情应该尽快忘掉，永远往前看。”在他看来，你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是不是真正在科学前沿做事，不在于以前做了什么，而是现在还能做什么。

三、细胞凋亡

科研成就

1995年王晓东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他已经决定将寻找凋亡通路中的蛋白定为实验室未来的研究方向。⬇⬇⬇

凋亡体（apoptosome）的发现

王晓东的实验室清晰地描绘了这些蛋白在凋亡中相互作用的情景：细胞收到凋亡信号刺激后，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中释放到细胞质，它与Apaf-1作用增进了与ATP/dATP的结合，与ATP/dATP的结合使Apaf-1蛋白CARD结构域相互作用多聚化，形成的含有7轴对称的蛋白和核苷酸的复合体被命名为凋亡体。凋亡体中的Apaf-1结构发生改变，招募caspase 9并导致caspase 9被剪切成两段，从而被激活。激活了的caspase 9进一步地剪切caspase 3。

王晓东的以上发现在生物界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很多科学家参与到细胞凋亡的领域中来，竞争开始变得非常激烈，而凋亡的研究也在飞速发展。

凋亡体上游与下游执行蛋白的发现

顺流而下，caspase 3的激活导致了细胞核DNA被剪切成核小体DNA大小的片断，那么中间的执行者是什么蛋白呢？通过生化实验以及与华人施一公实验室解晶体结构的合作研究，王得到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由于该领域激烈竞争，王晓东对Smac以及之前的endonuclease G研究的结果都是和其它科学家的结果同时发表在一个期刊上。王晓东的结果都是用体外重建的方式清晰阐明的，进一步梳理了调亡的线粒体途径。

新的视角，新的起点

以上的重要发现让王晓东获得了荣誉，也使他有能力决定新一轮的研究方向。

例如Smac的N端氨基酸促进调亡的作用有可能用于开发治疗癌症。王晓东与其他人合作，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此外王晓东还将“建立体外检测体系－跟踪纯化活性”的模式用于研究RNAi的机理。

文章较长，稍事休息~~

四、40岁的勇气，很庆幸自己选择回国

将前沿的科学领域带回中国

施一公说，是王晓东的一句话促成了他的回国决定。不过，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然而如今的王晓东回望当年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在国外，我们就有很多思想上的交流和学术上的合作，回国的选择也有互相之间的鼓励，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时代烙印。”王晓东习惯性地对自己的影响轻描淡写。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回国这条路”，王晓东说，“一方面自己的科研还在继续，而且至少不比在国外差，另一方面，自己可以在科研之外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回国，最清晰的客观效应可能有两个”，王晓东解释，“一个是我们以身作则，表明在中国也能做世界一流的科研，现在年轻人的回国潮已经很明显；第二，这批人真正做到世界前沿以后，一些靠宣传和忽悠的科学家主导中国科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五、隔路相望的北生所和百济神州

将前沿的科学领域带回中国

美国留学多年的王晓东，在国内声名鹊起开始于2003年~2004年这两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王晓东先后开始构筑其十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两项事业：北生所和百济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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