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9】美国临床多组学公司Complete Omics Inc.创始人王磬:下一代人类疾病诊断和健康监控
导读 | 风云变幻又一年,在生物医药行业,2019年发生了哪些让你影响深刻的事?2020年你又怀有哪些期许?你一定想在岁末聊聊关于过去、关于选择、关于变化、关于未来,关于时代洪流中的我们······【我的2019】,讲述这一年的欣喜与收获,行业的思考与成长,汗水与感动,开启2020新篇章! |
本期作者:王磬于200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5年前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求学期间,于约翰霍普金斯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获得生物统计硕士学位。师从世界肿瘤学界泰斗Bert Vogelstein教授,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19年初,他辞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肿瘤学系的教职,创办Complete Omics公司,获得天使轮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旨在开发综合应用人类多种组学信息进行疾病诊断和健康监测的方法和商业应用。
行业感悟与体会
我仍然记得自己20年前第一次去大学报到的场景,我报考了南开大学并选择了当时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生物科学。之前对这个领域没什么了解,凭借的纯粹是对生命奥义的好奇心。大二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实验室,进行的是石油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大约一年后,我加入了一个生态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研究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逐渐认识到人类疾病以及分子医学相关的领域对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上大四时,我加入了南开医学院老院长朱天慧教授领导的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组。
我早期的在多个实验室轮转的经历,和美国研究生院新生的rotation制度不谋而合,这其实是无心之举。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工作过的几个不同领域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硕士阶段,我在人类疾病相关的分子生物和细胞信号转导领域发表了一些比较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曾经觉得分子生物这个领域是我最终努力的方向。
2006年一个家庭的变故,突然让我觉得我曾经引以为傲的熟练的生物医学科研技术在真正对抗疾病的临床应用面前是多么的单薄!于是我重新修订自己的研究目标为临床转化医学方向,希望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直接的干预。在这个思想的驱使下,我于2007年申请并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全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6个教授的2轮面试,我加入了癌症遗传学和基因组领域的泰山北斗Bert Vogelstein教授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这是对rotation学生最严苛的遴选制度,因为过去的30年中,霍普金斯医学院没有在这个实验室轮转过而最终却离开的学生。
Bert的实验室在世界上第一个报道了原癌基因P53的分子机制,后来对癌症基因组进行了人类首次大规模测序,发现了众多的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是二代测序最早的推动者,CNS论文200多篇,总计论文500多篇。
加入Bert实验室后,我再次面临一个选择,是参与实验室已经比较成熟的某个癌症的基因组测序项目?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些难度更高的开创性研究?年少轻狂的我选择了后者,我选择了在2008年还比较冷门的临床蛋白组领域作为自己博士学位的方向。我当时的考虑是,在Bert实验室,我会耳濡目染学习很多基因组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虽然做基因组相关的项目比较容易出成果,但是我觉得这有些浪费宝贵的青春,也不能满足我自己当时涉猎多领域的小小野心。我希望能够综合理解各个转化医学领域的特点,重点攻破那些根据当时已有资源不易成功的方向,然后再选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突破。
我仍然记得,第二次见Bert,他问我想做什么项目的时候,我的回答是“Anything hard.” 现在想来,真想为自己当时的勇敢点个赞 。
2011年,我开发出了世界首个直接检测突变蛋白作为癌症诊断标志物的诊断平台。而后,开发出了基于小肽的卵巢癌监测方法,该方法的误诊率为0,同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床蛋白组生物标记物鉴定平台。然后,我为肿瘤新生抗原的检测开发出了基于肿瘤基因组信息进行临床蛋白组直接定量检测的方法,在肿瘤个性化靶向治疗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基因组领域,我开发出了同时捕获双链DNA分子的靶向测序方法,和针对极低样本量和稀有突变的测序方法。
这些新技术都是瞄准几大临床组学的核心问题而开发。作为Bert实验室唯一一个在不同组学拥有多篇第一和共同通讯作者论文以及多项专利的学生,我初步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也对几个组学的优缺点和独特的应用场景有了相对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目前多组学协同应用是一个新的趋势,但是多组学并不是组学大数据的堆砌甚或同生物信息软件以及人工智能(AI)的简单叠加。多组学的协同应用同系统生物学也有着天壤之别。
我觉得真正识别临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准确应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切实的突破组学界限的突破才是多组学的真正意义。不应该为了多组学而多组学,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受组学甚或领域的限制,能够突破界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才是临床多组学应用应有的标准。
今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事
今年是我离开自己的Comfort zone,创立Complete Omics的第一年,也是公司从无到有的标志性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建立了自己的仪器平台,进行了公司团队的初建,同时完成了几个标志性新技术的早期开发。在这一年中,我们既经历了早期融资的酸甜苦辣,也尝到了连续24/7的工作强度,同时还有不断突破自我极限的欣喜。在这一年中,我们从科研的圣殿走向资本角逐的市场,在这其中不断完善公司的大目标和自己的小目标。在这一年中,我们从单纯的技术控,走向以市场需求为原始导向的高科技商业公司。
公司在飞速地成长,团队的每个成员也都在完善自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我们的成果早日带到每个人的身边,为生活提供更好的健康保证。
对国外科研环境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物医学领域学习和工作12年零几个月,对美国的科研环境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
在硬件方面,我之前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生物医学科研的主要领域都拥有世界上非常领先的硬件平台。学校对每个实验室的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各个教授绞尽脑汁申请来每年几十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之上。近年来霍普金斯的科研经费一直雄踞全美各大学和研究所的第一把交椅,因此可能我的看法会有些片面。
从人员和文化方面来看,除了学校的大同小异的一般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之外,那些与科研直接相关的人员的管理结构比较扁平,没什么上下级之分,也没有太多的权威和非权威之分。大家都是在一起讨论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能被初到学校的一年级研究生驳倒。数据和结果才是大家集中的焦点。如果你的想法新奇,工作刻苦,结果出色,那么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你都会得到同事的尊重和世界领先的资源支持。
开始创业后,自己需要打理公司日常的方方面面,更感觉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庞大体系中各种配套设施和资源的可贵,我也着实花了很大的精力打造公司的科研支持环境,从而更好保证各个项目的进度。我们相信,这一切会越来越好!
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临床组学的应用必将全面拓展到现代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是,临床多组学的协同仍然是临床领域的难点。多组学的协同建立在对临床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分子生物核心基础的长期积累之上。
我们的短期目标是针对几大组学的几个关键技术核心问题进行重点突破,建立标准化的临床应用体系,打破组学的领域区划。
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构建以尖端的下一代疾病诊疗手段为支柱的健康生活和产业圈,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这个廉价高效的生态体系,从整体上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
(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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