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力全开!Nature Medicine再论新冠病毒起源
导读 | 这篇评论写的非常直白,特此将评论主要内容总结分享给大家,共同探讨。 |
2020年3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Nature Medicine 发表了题为:The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 的SARS-CoV-2近端起源的文章,这篇文章为SARS-CoV-2的自然起源奠定了基础,但也让很多人猜测SARS-CoV-2是从实验室中泄漏出来的!
尽管外界的质疑声很大,但依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SARS-CoV-2在2019年12月之前就已经出现甚至被病毒学家所熟知。所有迹象都表明,像SARS-CoV和MERS-CoV一样,这种病毒可能在以蝙蝠为宿主中进化,直到一个不明原因的溢出事件发生,使得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此病毒。
不幸的是,这些科学的调查证据似乎并不能平息那些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阴谋论。相反,阴谋论的传播速度比病毒本身更快。恶意抹黑更是多如牛毛:SARS-CoV-2是实验室事故的结果,病毒是故意设计然后释放出来的。
而更有一些人为了证实这些理论甚至精心挑选“证据”:从撤回的预印版文稿中关于模糊的实验室安全信息到秘密外交电报,再到过度解释的卫星和手机数据,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能证明SARS-CoV-2的起源。
纵观这些病毒起源猜想或者谬论,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是:SARS-CoV-2是为某些功能研究而设计的。而这个猜想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早前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了同样病毒—蝙蝠SARS-like冠状病毒研究,目的是了解病毒跨物种传播的风险。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功能性研究却被有些人利用起来直接搬到了有关SARS-CoV-2的生物学特性上,从而产生了病毒人为设计的SARS-CoV-2起源阴谋论。
回归现实,冠状病毒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安全风险,因此,相关研究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政府的监督。回顾人类通过自然方式感染病原体的历史长河:在人类中引起流行病的大多数新的病毒病原体都是从野生动物中自然出现的。因此,很容易证明新冠病毒也是通过人与动物的一系列意外遭遇找到了进入人类宿主的途径。
更可笑的是,实验室起源的故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用作政治宣传的手段。2020年2月,美国参议员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网上,与外界分享他对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热切信念。美国国务卿也强烈暗示SARS-CoV-2的人为制造论。美国领导人更是毫无逻辑的支持这一理论。此外,法治协会本是一个没有明确的科学授权的机构,由前美领导人首席策略师指导,更是赞助了两份预印版文章,声称SARS-CoV-2被故意设计为生化武器,并声称国际科学界掩盖了事实。然而讽刺的是,他最近却以欺诈罪被起诉。
这些预印本的主要作者Yan Li-meng亲自用所谓的科学数据证据攻击了这些进行正确分析问题的科学家们,也包括我。结果,我受到了暴力甚至是xing侵犯的威胁。虽然那段时间很煎熬,但我更关心的是类似的错误信息对世界各地科学家的长期影响—如果再次出现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兴病毒,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否能够真的得到理解与支持,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
2020年4月,我们亲眼目睹了关于病毒起源的错误信息是如何破坏科学研究的。当时美下令国立卫生研究院剥夺了生态健康联盟的一笔赠款,该赠款涉及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密切合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该研究调查了在中国传播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人畜共患病的实验室溢出问题,不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优先考虑等级。而鲜为人知的是,此资助的研究项目证明:SARS-CoV-2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病原体。因为血清学调查表明,生活在蝙蝠群附近的人对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有普遍的抗体水平。
而后,NIH更是为恢复拨款设定了不可能的条件—确保这项研究中不涉及上述结论。这给理解SARS-CoV-2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削弱了对科学家的信任,破坏了对这一流行病以及对全球长期健康安全至关重要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从而树立了一个严重倾斜的不公平先例。
公共卫生是一个需要全球公共卫生界参与的复杂且庞大的学科体系。因此,用政治打击科学的这种恶劣行为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应对。通过不断揭露错误信息并教育公众有必要对病毒起源进行不偏不倚的、以数据为中心的研究,就可以做好大量的病毒溯源工作。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1205-5
2021年1月13日,Nature Medicine 再就新冠病毒起源发表了观点文章。该文章由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 Angela L. Rasmussen 教授撰写,在文章中她对SARS-CoV-2病毒源头阴谋论给予了全面论述和评价,也向世人描述自己因为坚持新冠病毒起源于大自然,而在美国遭到了人身威胁。这篇评论写的非常直白,特此将评论主要内容总结分享给大家,共同探讨。
病毒溯源除了是一项严谨的科学问题外,我们更需要对其进行公正的对待。2020年3月,Andersen等在 Nature Medicine 发表了SARS-CoV-2的近端起源 (The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的文章,为SARS-CoV-2的自然起源奠定了基础。而这篇文章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越来越多的人猜测SARS-CoV-2是从实验室中泄漏出来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实验室就是对蝙蝠冠状病毒有着深入研究的最先进的病毒学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
尽管外界的质疑声很大,但依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SARS-CoV-2在2019年12月之前就已经出现甚至被病毒学家所熟知。所有迹象都表明,像SARS-CoV和MERS-CoV一样,这种病毒可能在以蝙蝠为宿主中进化,直到一个不明原因的溢出事件发生,使得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此病毒。
不幸的是,这些科学的调查证据似乎并不能平息那些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阴谋论。相反,阴谋论的传播速度比病毒本身更快。恶意抹黑更是多如牛毛:SARS-CoV-2是实验室事故的结果,病毒是故意设计然后释放出来的。
而更有一些人为了证实这些理论甚至精心挑选“证据”:从撤回的预印版文稿中关于模糊的实验室安全信息到秘密外交电报,再到过度解释的卫星和手机数据,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能证明SARS-CoV-2的起源。
纵观这些病毒起源猜想或者谬论,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是:SARS-CoV-2是为某些功能研究而设计的。而这个猜想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早前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了同样病毒—蝙蝠SARS-like冠状病毒研究,目的是了解病毒跨物种传播的风险。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功能性研究却被有些人利用起来直接搬到了有关SARS-CoV-2的生物学特性上,从而产生了病毒人为设计的SARS-CoV-2起源阴谋论。
回归现实,冠状病毒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安全风险,因此,相关研究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政府的监督。回顾人类通过自然方式感染病原体的历史长河:在人类中引起流行病的大多数新的病毒病原体都是从野生动物中自然出现的。因此,很容易证明新冠病毒也是通过人与动物的一系列意外遭遇找到了进入人类宿主的途径。
更可笑的是,实验室起源的故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用作政治宣传的手段。2020年2月,美国参议员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网上,与外界分享他对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热切信念。美国国务卿也强烈暗示SARS-CoV-2的人为制造论。美国领导人更是毫无逻辑的支持这一理论。此外,法治协会本是一个没有明确的科学授权的机构,由前美领导人首席策略师指导,更是赞助了两份预印版文章,声称SARS-CoV-2被故意设计为生化武器,并声称国际科学界掩盖了事实。然而讽刺的是,他最近却以欺诈罪被起诉。
这些预印本的主要作者Yan Li-meng亲自用所谓的科学数据证据攻击了这些进行正确分析问题的科学家们,也包括我。结果,我受到了暴力甚至是xing侵犯的威胁。虽然那段时间很煎熬,但我更关心的是类似的错误信息对世界各地科学家的长期影响—如果再次出现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兴病毒,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否能够真的得到理解与支持,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
2020年4月,我们亲眼目睹了关于病毒起源的错误信息是如何破坏科学研究的。当时美下令国立卫生研究院剥夺了生态健康联盟的一笔赠款,该赠款涉及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密切合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该研究调查了在中国传播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人畜共患病的实验室溢出问题,不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优先考虑等级。而鲜为人知的是,此资助的研究项目证明:SARS-CoV-2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病原体。因为血清学调查表明,生活在蝙蝠群附近的人对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有普遍的抗体水平。
而后,NIH更是为恢复拨款设定了不可能的条件—确保这项研究中不涉及上述结论。这给理解SARS-CoV-2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削弱了对科学家的信任,破坏了对这一流行病以及对全球长期健康安全至关重要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从而树立了一个严重倾斜的不公平先例。
公共卫生是一个需要全球公共卫生界参与的复杂且庞大的学科体系。因此,用政治打击科学的这种恶劣行为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应对。通过不断揭露错误信息并教育公众有必要对病毒起源进行不偏不倚的、以数据为中心的研究,就可以做好大量的病毒溯源工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病毒学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了解你的敌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研究SARS-CoV-2的起源,那我们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溯源。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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