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更统一、准确的基因检测如何实现？ 震惊！两家顶尖基因检测公司给同一批癌症患者做了液体活检，结果竟然大不相同

在当下液体活检风头正盛的时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曾在《JAMA Oncology》杂志上发表研究指出，不同机构进行的检测得到的结果差异非常大，两家权威机构同时检测的40名患者样本中，除去6例检测结果被认为无效的外，其余34例中检测结果完全一致的只有12例。

在这项研究中，“接受考验”的两家机构分别是Guardant Health和Personal Genome Diagnostics，两家的检测产品会分别对患者血液样本中的73个基因和64个基因的部分编码序列进行测序。

绿：两家检测都发现的重合的突变位点，灰：没有检测到突变的位点，红：两家重合的检测位点中只被其中一家检测到的，蓝：其中一家特有的检测位点被检测到突变的；P代表Personal Genome Diagnostics，G代表Guardant Health

Personal Genome Diagnostics的创始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Kimmel癌症中心的肿瘤学教授Luis Diaz，在癌症领域有超过25年的研究经验，在2010年成立了Personal Genome Diagnostics。而Guardant Health更加为业内人士所熟悉，在2014年被达沃斯评为了“24家正在改变未来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让研究人员非常惊讶，两家公司都是业内顶尖的，实验室也都获得了认证。

密歇根大学综合癌症中心的Daniel F. Hayes博士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两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应该得到特别重视，因为‘一次糟糕的肿瘤标志物检测带来的后果和糟糕的药物一样’，如果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不能得到保证的话，那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最近，欧洲医学肿瘤学会(ESMO)的研究人员报告了欧盟内部癌症生物标志物检测的不公平性和评估癌症风险的不一致性准则，以敦促推进标准化检测计划和准则，以缩小精准癌症护理的差距。

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和生物治疗部门负责人Nicola Normanno，周六介绍了一项由国际癌症组织：国际病理学质量网络、欧洲癌症患者联盟，以及欧洲制药工业和协会联合会共同牵头的研究。他们调查了欧洲国家的141名实验室管理人员；对58名实验室经理、付款人和医生进行了访谈；采访了1600多名患者；并回顾了先前的研究，以确定基因检测的障碍并确定检测的质量。

研究人员评估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6项生物标志物检测的获取和质量，包括PD-L1的单一生物标志物免疫组织化学或荧光原位杂交、BRCA1/2、EGFR和NTRK的单一生物标志物分子筛选，以及全面的NGS（“下一代”测序技术）分析。在10个欧洲国家，还评估了患者获得其他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机会和质量，包括HER2、ALK、ROS1、BRAF、KRAS/NRAS，液体活检检测等。

为了衡量可获得性，研究人员考虑了药物、实验室和检测的可用性，他们通过参与评估检测参数（如周转时间和实验室认证）的项目来衡量质量。

根据他们对这些方面的评估，研究人员随后将每个国家的药品可及性、单一生物标志物检测、多种生物标志物检测和检测质量评定为高、中、低三个水平。

Normanno在ESMO大会上说：“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获得精准医疗的机会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尽管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等更多国家有较高的单一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机会，但在一些欧洲国家，患者获得某些单一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机会仍然有限。”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获得多种生物标志物和NGS检测的障碍很大，目前欧洲只有不到10%的癌症患者接受NGS检测。东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获得多种生物标志物检测或NGS的机会最低。而德国、丹麦和瑞典获取NGS的机会很高。

整个欧洲的检测质量更为平均，只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检测质量较低。德国是唯一一个总体上能够获得高水平精确肿瘤药物的国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获得率较低。

研究人员发现了欧洲癌症患者在获得基因检测和精准药物时面临的几个障碍。例如，在许多国家，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和药品的供应之间存在很严重的延迟。Normanno说，在诊断实验室服务的付款人覆盖范围和能够执行NGS的实验室数量方面，也存在区域挑战。

在美国，由于监管的原因，制药商通常推出一种生物标记物导向的精准抗癌药物，并进行配对检测，以确定符合条件的患者，而在欧洲，这种药物和配对检测的可获得性通常更加脱节。药品批准和生物标志物检测批准之间存在薄弱环节，这导致新的生物标志物在医疗标准中的整合缓慢。

然而，即使在美国，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指南支持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并不理想。对3500多名在美国社区实践中接受一线治疗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真实数据进行的评估显示，个体生物标记物（如EGFR、BRAF、ALK、ROS1和PD-L1）的检测率很高，但对所有五种生物标记物的检测率不到50%，只有37%接受了NGS。

周六在ESMO大会上提出的第二项研究，深入探讨了几个欧洲国家在确定高危妇女进行监测时乳腺癌风险指南的差异。这项前瞻性研究涉及123名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的无癌妇女，她们接受了NGS，以确定乳腺癌相关基因的突变，包括BRCA1/2、PALB2、CHEK2和ATM。

由科隆大学医院家族性乳腺癌和卵巢癌中心及综合肿瘤中心研究员Anja Tüchler领导的研究人员，根据家族史、基因检测结果、多基因风险评分和非基因风险因素计算风险评分。然后，他们根据患者的乳腺癌风险计算，考虑他们是否符合本国的强化监测指南。

例如，德国对10年乳腺癌风险高达5%以上的妇女提供了更多的监测，而法国和比利时的指导方针是基于终生风险达到20%或更高的女性。根据法国和比利时的指南，123名妇女中有68名符合强化乳房监测的条件，而根据德国的指南规定只有51名符合条件。

Tüchler在她的演讲中说：“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我们建议统一这些指导原则，这样女性就不会因为居住的国家或就诊的临床遗传学诊所而收到两种不同的建议。”

Normanno鼓励欧洲在检测使用和访问方面更加统一。发起这项研究的组织正在继续他们的倡议，以使精准医学和基因检测在整个欧盟更加统一。这些小组正在举行全国圆桌讨论会，以确定每个国家的需求，并应对药物和检测准入方面的挑战。他说：“我们的愿景是，所有癌症患者在整个疾病过程中都应该接受全面、持续的肿瘤检测。”

他建议采取一些短期措施来提高获得精准治疗的机会，包括批准药物及其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建立一个评估生物标志物检测价值的国家系统以及一个集中的数据收集系统。

Normanno表示，某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建设他们的NGS检测能力，以及建立区域集中检测实验室和维持专门的生物标记物检测预算。他还希望开展患者教育工作，让患者知道这些检测和药物对他们是可用的。

他鼓励更多的实验室参与质量评估项目，这在大多数欧盟国家都不是强制性的。他建议欧盟成员国对实验室强制实施质量项目，并为其提供参与质量评估计划的资金。

Normanno 说：“我们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支柱：我们可以获得药物，我们需要获得生物标志物检测。如果我们不同时对这两种采取行动，我们将面临一个矛盾的局面，即我们有药物，但我们没有生物标志物检测来确定哪些患者可以从这些药物中获益。”（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参考资料：

https://www.precisiononcologynews.com/molecular-diagnostics/researchers-call-more-uniformity-cancer-genetic-testing-risk-guidelines#.YUf98ezitsr

注：本文旨在介绍医学研究进展，不能作为治疗方案参考。如需获得健康指导，请至正规医院就诊。